阅读《国际政治理论》后，我深刻理解了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平衡、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等理论。作者对国际政治的各种观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释，使我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国际政治的新视角。
国际政治理论读后感篇一
读此书最大感触：经典从不是学者以自身发现时代的记录，而是天才以时代发展自身的记录。 waltz带着自觉的方法论革命意识写作，对标经济学的方法论，创立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微观国际政治学 waltz清楚地看到了其前辈模糊于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失败，在开篇几章，以清晰的头脑论证了理论之为规律之解释之意义与简化抽象之必要。帝国主义之例好！ waltz要把结构完全形式化地抽象出来，以避免单位性质及其互动扰乱理论，由此来解释，为何历史并非百花齐放，而每每如此？所用英国议会之例极好！此乃结构路径之真义，怎能言waltz不知国家？ 作为约束性的结构以社会化和竞争起作用，分为三点：秩序（无政府即非等级制）、单元位置和功能（相同+自保）、单元间能力分配（大国数量） 结构乃无政府下相等的自保国家，于是便有自助、不相互依赖、集体理性失效等特质，且总有向均势靠拢之趋势 七：寡头垄断类比-经济之效率与政治之稳定、相互依赖-经济之敏感与政治之脆弱、相互依赖下的美式独立自主 八：盟友-对手依赖+灵活性-不确定性、误判或过度反应-熟悉与谨慎调适 九：Gilpin
国际政治理论读后感篇二
第一个原因是全书内容安排的问题
这本书很明显分为两个部分，1-4章一个部分，5-9章一个部分。
1-4章完全可以单独出一本书，名字叫做对现有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而且分成两部分，国际政治理论研究方法论，国际政治理论批判。
5-9章叫国际政治结构理论。
这就导致了希望了解他的结构理论的读者在阅读前四章的内容时有巨大的心理落差。个人觉得他的前四章完全可以缩减成一章，第一节阐述什么是理论，第二节阐述用系统方法构建国际政治理论。大段的对其他国际政治理论的批判大可不必。
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叙述方式也很不适合阅读。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缺少总结性中心句。相对友好的叙述方式往往在每个章节甚至每个段落都有概述的语言，来引导读者了解这一部分作者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而华尔兹的文章很难找到这种有明显总结性质的语言。
2）发散性过强，阐述一个问题很容易就无限发散偏离中心。这种例子很多。甚至在个人看来第二章第三节的新殖民主义理论完全不应该出现。因为整个第二章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还原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存在问题，于是在第二章第二节用霍布森—列宁理论作为典型来举例说明。那么第三节在讲什么？仅仅因为新殖民主义是霍布森—列宁理论的进化版就要跟着大肆批判一番？这个举例能够说明作者想要阐述的还原主义的问题吗？答案是不能。作者第四节一开始就话锋一转，新殖民主义理论“宣称要建立或重建一种理论，而实际上仅仅只是一种定义的变化”，然后就接着开始分析霍布森—列宁理论为何证明了还原主义的问题。至于每个小节里，类似的发散性的小段落就更加不胜枚举。
3）重复叙述过多。作者往往喜欢借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借用完了还要继续评头论足一番，结果导致一个严重后果，很多内容重复出现，同一个内容，对这个观点的评论讲一次，对另一个观点的评论再将一次，第一次读的时候发现每个字都不同，多读两次发现简直就是用查重软件修改用词重新复述一遍。
4）试图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但是对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叙述又不严谨。作为一个有理工科背景的读者，这点让我非常不舒服。
个人阅读建议，读完第一章，自己查找资料稍微了解下还原主义方法和系统方法，直接跳到第五章开始阅读。
国际政治理论读后感篇三
华尔兹著有论文《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其标题可视为他学术生涯的缩影。在早年的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华尔兹分析了人性、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三种意象，并强调三者的结合才能解释战争的根源；该观点体现了古典现实主义包含内容的广泛性。但在70年代方法论革命、学科独立化的背景下，国际政治学者面临着证明本学科独立性、界定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的问题。因而，华尔兹从原有的研究纲领后退一步，以“国际结构决定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作为理论的主要逻辑。在《国际政治理论》对结构定义的三个要素中，排列原则、单元功能属于常量，因此唯一有所变化的能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性——这是一种非常简约的表述。借此，华尔兹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即“从现实主义思想到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超越。
理论的重点在于边界性，科学化则意味着可证伪。为将理论从无数规律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就必须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具备精确定义的体系，对外交政策、体系变化等领域进行必要的忽略，否则就会倒退回传统现实主义无所不包的“思想”范畴。另一方面，传统现实主义的人性概念难以从实证层面上被证实或证伪，因不符合科学化的标准而被摒弃。这些趋势也影响到其他学派：新自由主义从建构新纲领的原有目标后退，接受了理性、物质、科学、体系等基本假定，转而仅就国际合作问题对华尔兹的理论进行补充。从范式角度看，两大理论的通约合成也促进了范式转移和建构主义的兴起。
对概念形成进程的关注。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是给定的，竞争和社会化的影响局限于行为层次。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根本作用，指出社会化改变了行为体的认知和属性；观念影响下的利益建构了权力，决定了物质能力的意义。这种差异源于两种理论设置了不同的边界：在华尔兹处，因变量是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作为自变量的权力和利益必须具备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以保证因果路径的推导；而温特将权力和利益视为被解释对象，强调共有观念的建构作用，自然更关心其产生与变化。就此而言，新现实主义是一种静态的、现状偏好型的科学理论，长于解释稳定结构下的国际问题，却短于分析进程和变化，不利于国际体系的革新。
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国际关系缺乏中央政府是常态，但在相同的结构背景下却出现了战争与和平的不同情况，即“同因异果”问题。对此，新现实主义将无政府状态视为常量和先验的研究起点，认为能力分配才是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决定因素；建构主义则将其视为互动的结果，指出不存在单一的无政府逻辑，并通过三种无政府文化的分野解释国际局势的差异。对比两大理论的解释，如果将无政府状态等同于中央政府的缺乏，则现状长期无法改变。而如果同时考虑到权力集中性和体系规范性两方面，将无政府文化的内涵视为连续的光谱，就可以寻求康德文化下“权力分散的权威”，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无政府难题。
理论化是一把双刃剑。华尔兹对国际结构的重视史无前例，但也为此忽视了系统层面上同样重要的国际制度、文化环境和力量组合，存在过于简化的问题。总之，华尔兹使国关理论变得简约（elegant），但也不再富有魅力（enchanting）。
(1) 结构理论指导生活实践。华尔兹强调，社会化和竞争减少了行为和结果的多样性，促使国家成为相似单元。行为体不必拥有完全理性或了解结构，只要拥有生存需求，就会在社会化的压力（正面）和优胜劣汰的奖惩（反面）中自然地学会结构的逻辑。相应地，只要不涉及结构，特定个体意图和行为的改变就不可能趋利避害——该观点被视为华尔兹理论的“决定论倾向”。
在个人生活层面，祛魅后的现代性浪潮使财富积累、工具理性成为共识，它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结构特征。身在现代社会中的行为体试图通过个体努力在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实现个人目标，却忽略了结构的重要意义：个人努力所获成效的上限受到结构限制，而无意识地参与竞争本身就证明了结构的巨大影响。
在不能改变结构的条件下，现代人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践行现实主义的审慎（prudence）美德：不是无条件追求成功、无限制扩张权力，而是参照自身能力确定理想的结构位置，在能力和预期间达成均衡。权力不应成为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应该服务于实现价值与个人幸福的根本目的。通过“消极倦怠”的方式与自我和解，现代人可以实现身心健康的保全。
(2) 现实主义提出时代之问。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具有防御性，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是充足的，国家应该采取维持现状的战略，这就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但在“新自由主义的二十年”之后，世界政治重回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假设，民族主义、国际冲突代替了和平与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中国越来越深地受到国际结构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建构成强调安全和自助的“相似单元”。而从伟大复兴的目标看来，中国崛起必须在结构层次做出改革。
改变能力分配是最简单的复兴方法，但如果中国只是在现有体系中加强综合实力而不改变结构，则默认了“必有一战”的历史循环观，是对结构影响的屈服。在此方面，可以借鉴建构主义观点，改变能力具有意义的语境，建立一种以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利益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体系内的力量被用来保护居于主导地位的多数人的利益，不再被感知为进攻和威胁，而服务于共同发展的福祉。
转变对单元功能的理解。华尔兹以“对内功能”佐证国家功能无差异，但从系统论角度出发，国家功能理应被定义为一国提供的满足他国需求的服务。据此，中国可以遵循供给导向的路径，首先为各国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其他国家在安全和发展上的需要；当自身综合实力较强时，并不包办一切国际事务，而是着力在横向上强化各国功能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以此保障与主要大国的分工协作，防止自给自足单位的再生产。
最后，中国可以试图改变无政府状态的排列原则，建立具备横向普遍有效性、纵向完全传递性的“天下体系”。但这种类似于建立世界政府的努力必然是困难的，也面临着“天下体系与传统帝国有何区别”的问题。对此，中国必须从本民族文化出发，证明自身文明具有的“无外”特征不同于西方二元对立的传统；必须保障体系内多数国家的利益，更加强调公正平等的价值，以与“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帝国传统有所区分。
[1]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8-81页。
[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科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
[4]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5] 秦亚青：《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国际论坛》2001年第3期。
[6] 宋伟：《国际政治系统理论的真正架构——浅析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8期。
[7] 吴征宇：《“结构理论”的结构——肯尼思·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解析》，《国际论坛》2003年第2期。
[8] 杨原：《体系层次的国家功能理论——基于对结构现实主义国家功能假定的批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1期。
[9] 于铁军：《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5期。
[10]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21-37.
（本文为课程作业，正文共2500字整。仅供参考，谢绝转载）
国际政治理论
9.4
[美] 肯尼思·华尔兹 (Kenneth N. Waltz) / 2017 / 上海人民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