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神话读后感篇一
处于神话初期中原始部落中的人对世界的感受与现代人是不同的，显著的是现代世界日益被抽象的符号所表征，数学、文学、艺术在自身的道路上不停的深化、概念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化要比我们想象的更早，证据来源于早期的抒情诗。文化成熟不是晚近的事，是随着语言文化而一起成熟的。 现代文化的特征是力求在生活各个方面能以明确的概念进行理解。原始文化是从对世界以大部分对象直觉感受与少部分对象概念的深化开始的，逐渐过渡到语言成熟的史前史文化。从这种逻辑推导就有可能去构建原始部落中人类对世界感受的心理状态。 最现实也是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观察现代人感受焦虑的心理状态，当一个人深感焦虑时，往往是现实的潜在因素所影响，而个人有时对自己焦虑的原因却说不出所以然。焦虑则意味着对陌生的恐惧，不安宁也无法聚焦自己的视角。当人处于这一状态时，也即意味着人对抽象的能力或关注暂时性的失效。这同原始人所理解的世界相似，唯有温暖、食物、繁殖、安全是原始人所关注和深化的概念。人对所感受之物或感受进行深化和概念化是人的基本本能之一，为了是理解他的世界以及消除生存带来的不安全感。原始人对动物的壁画标志着早期人类对世界符号化的努力。但从对世界的印象以及到最终的符号之间的历程可能不会是直接的，甚至带有曲折的动机。原始人不会仅因为野马是狩猎丰厚的食物就拥有足够的心理动机在岩壁上进行临摹。如果直接假定性这种过程就会犯下实在论的幼稚错误。因为从早期神话的证据中，原始人创造出了许多与基本生存无关的对象的概念，也就是乌西诺所说的“瞬息神”。对于这些对象进行经验的深化与概念化的心理动机就不会像野马—作为食物那样能够直接的进行解释了。这才是乌西诺与卡西尔所研究的领域和现实基础。
语言与神话读后感篇二
我不止一次向人贩卖过“人是语言的存在”这一观点。但现在，我对这一想法产生了疑问。
索绪尔在结构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清晰地将人类语言的运作归结为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的耦合。简而言之，组合规则是一个句子中，各成分——主谓宾定状补——在时间线索上的排列。比如，主谓宾（我是学生），就不能说主宾谓（我学生是）。聚合规则是句子特定位置上的可被替换的成分的集合。比如，主语是名词性词语的集合（如猫、狗等）。
人的思维力，有赖于语言的运作。语言，不是在马克斯韦伯工具合理性意义上被使用，而是逐渐成为人的类本质。生活世界、规范世界、形而上世界，都离不开语言的描构。你能想象你不用“语词”，就可以思考，进而确证自己存在的情景吗？我承认这一类本质，却不免遗憾，人类的可能性，完全地基于语言，丧失了第二选择（如果有的话）。接受语言是人的宿命的结论，殊为不易。
中国人是一个例外。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是混沌的（“混沌”，侧重于它的描述性，而非评价性）。直到近代，《马氏文通》才第一次对古代汉语的语法结构做了梳理。古代中国人对于语言的感知，存粹是自为的，而非自觉的。我们看中名实（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讨论语言的有限性（言不尽意）；我们关心汉语的艺术潜力（四声八病）；我们留意篇章的谋篇布局（八股）。这种种的努力，都不能掩盖古代中国人追求天人合一、万化归一的混沌理念。
获得了有关语言“所是”的一点点看法，很难不去思考语言之“所以是”。语言终究是“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外化。逻格斯即逻辑、理性。有关理性的先天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已有论述。但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智人对尼安德特人的胜利，验证了理性的出现与胜利？也就是说，在前语言时代，人还有其他的存在样态。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写到：“达佛涅”（Daphne）一词的词根可以追溯到梵文中的Ahan^a一词，这个词在梵文中的意思是“黎明时分的红色曙光”。菲波斯和达佛涅的故事无非是描述了人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晨曦出现在东方的天际，太阳神继而升起，追赶他的新娘，随着炽烈的阳光的爱抚，红色的曙光渐渐逝去，最后死在或消逝在大地之母的胸怀之中。更多的例子，用以佐证“隐喻式思维”的作用与意义。
所以，我大胆地假设，人的本质（如果允许从本质主义的角度思考人），是“隐喻”。“隐喻”的人，是真正的自然人。维特根斯坦说过“don’t think, to look”，他的看，类似于海德格尔的“直观”。对于现象，放任理性的“狂欢”，反而可能会被语词所蒙蔽；去体悟，去看，不诉诸语言，也许会发现不一样的视角。“隐喻”是什么？它是在人缺乏表达工具，离开“惊叹”的言语的情况下，人的感受力在自然空间的弥漫。“隐喻的人”，我称之为“自然人”的存在；“语言的人”，是“社会人”的存在。
社会的首要特征，通过各种符号，依赖各种规则运转。举一例，走在路上，地上有黄色禁停线、白色变道线，十字路口有红绿灯、标示牌、斑马线。这些标志，与自然环境，难道没有半点龃龉？符号学的意义，对于人本身又意味着什么？规范，何时被奉上神坛？这样看来，关于“我是谁”的形而上沉思，就绝不可能脱离它的社会性了。
结论是，对人本质的拷问，不可能脱离社会反思。但人可能性的丰富与发展，需要“隐喻”资源的支持。
语言与神话读后感篇三
本文意在说明卡西尔对主要以康德为靶子的“理性的批判”的前提的补充说明，并介绍卡西尔为人文学哲学提供合法性所做的简单说明。
毋庸置疑，卡西尔在《语言与神话》中的话语模式盘旋在康德批判哲学的倩影下，但是，一股超越康德哲学的野心也正在字里行间涌动。据说批判一个哲学家之前首先要进入他，而卡西尔的确是理解康德的，念兹在兹，无疑是把康德当作自己最亲爱的对手。康德提供给我们一套知识哲学、道德哲学和艺术哲学，却没有试图给我们一套语言哲学，这一空白需要填补。批判哲学把本位论的任务限制在形象这个领域，限制在由经验知识的各种不同模式所给予我们的对象这个领域内，但是，对于经验反思之前的事情并未被考虑进来。这就为卡西尔的文化学哲学提供了开辟的可能性空间。
康德所做的是理论生活和反思生活这一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无疑，理性和逻各斯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但绝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说，还不是根本的方式。在反思经验以及讨论“先验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之前，需要考察的正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所以，卡西尔才试图建立一种语言哲学，力图呈现一种人类认识世界的新面相。如果说康德哲学是科学与分析式的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卡西尔就要依靠语言开辟出与此并驾齐驱（甚至先行于科学式哲学）的语言哲学。比如在第一章中，卡西尔说：“我们必须在每一种心智形成的自身内部发现一种自发的生成规律，找到一种原初的表达方式和趋向，而这种方式和趋向绝非只是单纯地记录那从一开始便以实存的固定范畴所给定的某种事物（p36）。”这无疑是在批判康德的先验范畴形式。再比如，在“语言与概念”一章中，卡西尔认为：“神话和语言在思维由瞬息经验向持久概念、由感觉表象向系统表述演变的过程中起着相似的作用，它们各自的功能是互为条件的。它们相互作用，共同为伟大的综合准备土壤，者综合中涌现了我们心智的创造物——统一的宇宙视象。”这无疑是在思考康德先验综合判断之前的问题，并承接了康德的思考。在卡西尔对康德观照有加的语言下，本书无疑可以看成一次尝试——卡西尔对康德哲学的补完计划。说卡西尔的入手方式是语言哲学，更多是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表现，实际上，卡西尔在研究的战场上使用的武器包括语言和神话，最终落实在一种共同的心智概念的形式上，即隐喻式思维。
传统认识论哲学，笛卡尔、康德以来的“主体性哲学”谈论的主要还是经验反思以及概念逻辑的东西，但这真的是研究的根基以及可供研究的唯一方式？卡西尔通过语言、神话、宗教的考察发现了反思和逻辑之先的东西，从而也开辟了不同于英美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的另一种可能性线路。“事实上，我们正是凭借语言，通过给这些种差命名这个行动才认识了它们。那引导语言去将这些观念而不是那些观念归集为一个整体并用一个字词指代、促使语言从那不断流动然却永远统一的印象之流中选择出某些突显的形式，思索并赋予它们一种特殊“意蕴”的东西却不是逻辑所能找到的。”卡西尔不再徘徊在科学概念的结构，转而研究语言的原初概念的形式和结构。“语言概念最初功能并不在比较惊艳与选择若干共同属性，而是要凝集这些惊艳，就是把这些惊艳融合为一点。意义的区分是表象得以固化的前提；而表象的固化则如上述，又是指称这些印象的必要条件。在历时性的视角下看待语言概念的作用就会发现，过去只是模模糊糊地存留下来，将来尚未变成意象和前景。唯有使用符号的表达才能够产生展望和回顾的可能性，因为，只有借助符号，区分才不仅得以实现，而且还得以在意识中固定下来。语言和概念为心智受到刺激所产生的意向固定为符号印记，给它以确定形式，才不会使它们再次消失。”语言在产生伊始绝不是为反思和逻辑服务的，而是直接和感叹、心情与具体的刺激相对应。这不得不提及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诗性智慧”——那个语言萌芽的时代，人人都是诗人。然而，随着人类心智的发展，人们需要范畴和经反思地思考以及逻辑的推理来完成一些列复杂的理性认识。不过也正是随着这个过程，“‘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势能转化了。起初，紧接感官冲动之后的即是冲动的满足；但是，在意志与其对象之间逐渐嵌入越来越多起中介作用的术语。”语词首先是与情感直接对照的。后来，语词成为以神话的方式被设想的实体性的存在和力量，不过，在这个阶段，人们的情感虽然客体化为神话的表现模式，但神话作为一种中介还是通达情感的。逐渐地，语词变成一种理想的工具，一种心智的求知原则。这个过程导致感受的丧失，语词变成了形式符号。
卡西尔认为，神话思维和语言思维在各个方面相互交错，两者中有同一种称作隐喻式思维的心智概念形式。“隐喻即是真正的“移译”或“翻译”。隐喻的这样一种用法必以观念与其语言关联物都作为确定的量而已经给定了为其先决条件；只有当这些要素本身如此这般地被语言固定住、界定了的时候，它们才能被彼此交换。” 卡西尔认为，我们应该考虑的并不是时间的前后关系，而是语言诸形式和神话诸形式各自之间的逻辑关系。语言和神话处于一种原初的不可分解的相互关联中，它们都从这种关联中显现出来，但只是逐渐地作为独立的要素显现的。它们是从同一母根生发出的两根不同的子芽，是由同一种符号表述的冲动引出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它们产生于同一种基本的心理活动，即简单的感觉经验的凝集和升华。隐喻在这里就变成一种本体论的力量，一种使得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感觉和心灵冲击的可能性力量。正如卡西尔所说：“如果隐喻（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是言语的发展结果，而必须被看作言语的基本条件之一，那么，任何想要理解隐喻功能的努力都会把我们再次引回到语言概念设想的基本形式上来。在思维的这一领域内，每一个语词都被直接变形为具体的神话形象。”通过隐喻，卡西尔发现了摆脱概念和符号，重新回到本源感受的方式。
隐喻的本体论意义无疑是人文学哲学建立的一种可能性方式。哪怕是逐渐符号化的概念，如果我们换作人文学哲学的视角看待，冰冷的符号里面充满了隐喻的潜力。这就是后来把人文学哲学发展到极端的后结构主义所做的事情。隐喻是我们通过形式符号找回本来的家园的引导，人文学哲学就这样的思潮下登场并成为与科学哲学并驾齐驱的另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