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是一部详实的历史资料汇编，系统整理了中国历史在20世纪初期的重要事件和发展轨迹。通过阅读，我深刻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革，以及中国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演变。这部编年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理解和研究成果。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读后感(一)
在本书即将付印之际，笔者有几句感谢的话必须要说。
本书的编撰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参加此项工作的是陈峰博士和李扬眉博士，后来李扬眉因另有任务退出，郭震旦博士和姜萌博士陆续参加进来，并成为主力。笔者感谢这批年轻的博士，没有他们的十数年的辛劳，笔者的愿望永远无法成为现实。在这十多年中，他们也逐步成长起来：陈峰目前已是山东大学文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之一，在“民国学术史”领域已享有一定声誉；郭震旦副教授在学术界亦已崭露头角，有先前出版的《〈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和此部编年（1950－2000）为基础，相信他在“共和国学术史”研究上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厚积薄发，此之谓也；姜萌作为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目前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他特别勤奋又能吃苦，并有相当的悟性，我们期待着他在“清末民初学术史”研究领域破土而出。除上述三人外，张富祥先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李平生先生（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一直怀着极大的热忱关注着本书的编撰，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李扬眉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李梅博士（《文史哲》编辑部副教授）、俞艳庭博士（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蒋海升博士(山东政法学院教授)、杨华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黄广友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孙宜山博士（《山东大学报》主编）、王绍樱硕士（《文史哲》英文版行政助理）等，都程度不等地为本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弟子不必不如师”，正在笔者这里变为事实。我为自己与这批英才结下师生缘份而深感荣幸！
在漫长的编撰过程中，本书有幸得到多个基金的资助。在这里，首先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提供的后期资助，特别是要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对书稿所提出的十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于本书的修改、提升和完善，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杰出学者奖励基金”、山东大学“985工程二期”及“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团队基金”，也先后对本书提供了资助，没有这些资助，本书的编撰将寸步难行。笔者在此代表这个编撰团队，对山东大学社科处历任主政诸公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常绍民先生以及商务文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波先生对本编撰团队的厚爱，没有他们无私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如此顺利出版的。也要感谢本书责任编辑刘翔先生，刘兄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编辑，但却具有出类拔萃的专业素养，他从编辑角度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非常好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读后感(二)
呈现在学界面前的这部书稿，动议于2002年春，动手于2005年9月，撰作过程迄今已历十数年。这样一项工作竟耗去如此久的光阴，实在出乎当年的想像之外。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以为两年、顶多三年即可结束此项工作。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感觉前50年的中国史学，基本上已有定评，尘埃落定，而后50年的中国史学，则是笔者的专攻所在，许多东西虽然是非未定，但文献相对比较熟悉。鉴于上述两端，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能尽快结束战斗的乐观预期。
谁知工作一旦展开，困难即接踵而至，小到一系列细节的考订，大到一部著作学术史意义的估定，无不颇费周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可以说是对我们十多年来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撰作编年，当然首先要求对史学文献和史学事件做出时间上的定位，而不少文献事实上已很难查找，有的甚至已渺无踪影，也有太多的史学事件被辗转误传。对这些非常模糊乃至以讹传讹的文献或者事件的精确化考订，耗费了我们巨量的心血，乃至让我们苦不堪言。例如，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样一部划时代名著的初版时间，就存在着多种说法，其中，《郭沫若年谱》的说法是：1930年3月20日，我们遍检文献，根据其最早版本确定是在1930年1月20日。再如，李泽厚关于1990年代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论断广为流传，但这一论断究竟出在何处，众人均语焉不详。我们查阅了大量书刊，最后才发现这一说法最早出自1994年6月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刊登的一封不起眼的李泽厚致编辑部的信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会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基本上是前无所承，几乎是白手起家，所有的工作几乎都是从基础做起，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敢懈怠，因为这是一部工具书、资料书，“准确无误”自然是基本要求。我们不能为追求进度而牺牲准确性，而是需要一种蚂蚁搬家般的耐心和毅力。这样，工作就只好年复一年的推延下来，十余年的光阴就这样消耗在一条条材料的考订、整理、斟酌中。其间，编撰团队大小会议开了数十次，逐字逐句通稿不下五次，许多条目不知修改推敲了多少遍，仍不令人满意。其中之艰苦，实难与外人道也。中间有几次甚至想中止这项工作。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我们用十余年的时间坚持做完这部史学编年呢？
笔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喜读学者年谱和历史编年，以为它们比传记和普通的历史叙述更有趣、更全面、甚至更有意义。年谱和编年的最大价值在于能容纳空间的存在。而普通历史写作的一大问题，是历史叙述的强大内在逻辑，迫使叙述者把空间时间化了，牺牲了空间的共存性，成就了时间的一维性。历史的本质是变迁，变迁的参照是所谓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则是事物或现象的先后秩序，所以历史写作就只好迁就时间的要求。花开数朵，但只能一枝接着一枝表，无法在语言上同时呈现，这样就出现了先后问题。历史写作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历史叙述几乎都牺牲了空间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唯有年谱、编年、年表等体裁，可以静态地同时兼顾时间与空间，可以呈现同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多样化甚至是多元化的事实存在，——至少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不同事实的存在。尤其是，20世纪的历史学是过渡形态的历史学，过渡形态的历史学复杂多变，可谓新旧参半，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编年这种体裁恰好可以同时容纳这些不同的事实。
推动我们用十数年的力量做编年的另一个更重要因素，是我们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对源远流长的中国史学史而言，“20世纪”不是一个普通的世纪，不是三世纪五世纪，也不是十七十八世纪，它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从世纪之初梁启超《新史学》对以往中国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全面清算开始，中国现代史学从无到有，全面铺开，不断深入，曲折推进。也正是从此开始，以往的史学全部被归并到“传统史学”的范畴，而此后的史学则全部被纳入到“现代史学”概念之中。不管此后的历史延伸多久，——不管延伸30世纪还是40世纪，人们都会把20世纪的历史学作为自身的起点，而把此前的历史学当做自己的“史前史”，或仅仅当作史料使用。从形式到内容，从思想到观念，从语言到体裁，从侧重叙事到专题研究，“传统史学”和“现代史学”，已无法放置在同一个范型内予以考虑了。相对于以往的历史学，“中国现代史学”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断裂，是一次新的日出。所以，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就具有特殊的分水岭的意义，而研究这一个世纪的历史学也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在我们看来，紧跟20世纪的脚步，撰写一部详实的编年，无疑是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如同前面所说，这部编年从发凡起例，到条目甄择，从材料收集，到细节核实，几乎均前无所凭。开山辟莽，前驱先路，是撰作这部编年给我们的最大感受。万事开头难！实际上，最难的，还不是“开头”本身，而是如何坚持“客观性”这一治史原则。为了这一原则，我们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对前50年的历史学界来说，这一原则坚持起来问题不大，甚至对后50年的“前17年”来说，问题也不算太大，最难斟酌的是“”后的20多年，其中，世纪末的最后十年尤甚。其故在于：第一，这十年论著之多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遍览不易，究竟选择哪些论著入编，确难把握；第二，离当下太近，没经过时间的淘洗和沉淀，许多论著的价值是无法即时作出判断的；第三，作者与此一时期的许多研究者均为同辈人，这更增添了格外的难度。为了克服上述困难，我们已尽最大努力：尽最大努力去收集资料、考订史实和细节；尽最大努力克服“偏见”和局限，追求“客观”和全面，尤其是关注易被忽略和被掩盖的东西。其中，最为我们所倾力的，是那些具有创始、开拓、突破和有标志性意义的论著。“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毕竟是我们编撰这部编年的基本宗旨。
主观上的追求是一回事，但客观上能或已做到什么程度，则有待学界的检阅和时间的审查。令撰者感到欣慰的是，读过本部编年初稿的学者们均给予这项工作以较高评价。出于审慎和郑重，我们于2012年将编年稿本送呈12位学者审读，这12位学者来自不同研究领域，既有世界史又有中国史，既有史学理论，又有具体学科，既有专门史，又有断代史，而且这12位学者多是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我们恳请这12位专家既审读与各自专业相关部分，又通审全部稿本，而审读的重点在于：有无重大遗漏？评估是否准确？体例完善与否？最后这12位专家均就和自己的专长相关部分和全部编年，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之认真令人感动。之后，我们的编年团队又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来研究落实专家们提出的修改增删意见，最后才形成现在的面貌。所以，本书不折不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笔者在这里感谢这些在学术界享有声誉的专家。这些专家在提出建议和看法的同时，顺便也表达了对整部编年的鼓励和赞赏，认为“有功学林”，“厥功甚伟”，“学术意义重大”，还认为编年“不仅具有文献学的价值，更具有学术史尤其是学术史入门与导读的作用”，甚至预言本部编年“将是年轻一代学子们的必读书”，等等，等等。我们深知，这只是专家们对我们这些劳作者的慰劳之语而已，但我们也深为这批最早读者的积极反响所鼓舞！
事实上，来自学界的鼓励之声，并不始自这十二位专家，这项工作从一着手，我们便得到了朋友们的鼓励。笔者从这些鼓励声中得出一个结论：当“新史学”走过一个多世纪的行程之后，无论是史学史研究的从业人员还是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对“历史学回顾”或“世纪盘点”抱有极大兴趣和渴望，而一部详实的20世纪史学编年，将会给这种“回顾”和“盘点”的进行提供基本的凭借。这大概就是朋友们对这部编年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我们由此找到了支撑我们这项工作的意义，我们所付出的心血也将因此获得足够补偿。当下的中国史学界（确实）需要这样一部世纪编年！而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者又何尝不需要自己的专业编年？我们感到，至少以下三类编年需尽早着手：一是断代史编年，如先秦史研究编年，秦汉史研究编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编年，隋唐史研究编年，宋辽金元史研究编年，明清史研究编年等；二是专门史编年，如考古研究编年，经济史研究编年，思想史研究编年，文化史研究编年，经学史研究编年，政治史研究编年等；三是专题编年，如孔子研究编年，《论语》研究编年，《史记》研究编年，《汉书》研究编年，甲骨文研究编年，乃至儒学史研究编年，道教史研究编年，佛教史研究编年等等。相信这些编年不仅具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更具有指引当下相关研究方向的作用。历史研究者不仅要指导社会，他自己也同样需要自己历史的指引。而只有当这些编年出现之后，一部详实丰满的20世纪史学编年才可以预期。至于我们这部编年稿本，表面上是得风气之先，实质上只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由于20世纪中国史学文献卷帙浩繁，如恒河沙数，此书篇幅虽巨，仍难以均衡地照顾历史学科内部的方方面面，舛误之处想必所在多有。限于学力及识见，难免会漏收少量具有一定学术史价值的作品，留下遗珠之憾；同时，也可能会有不该收录而予收录的现象发生，給人以鱼目混珠之感。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我们最感惶恐的。另外，书中对于若干作品和史事的评价判断也不无可议之处。这里补充说明一点，本部编年从编纂构想到体例制订，从框架设计到具体作品的评价口径，特别是对那些敏感时段敏感作品的把握和去取，均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笔者来进行和决断的。因此，本书若有这方面的问题，应由笔者来负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诚恳期待着来自学界和读者的批评。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00～1949）读后感(三)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4年12月31日
历经十余年的劳作，《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终于出版了！在看到样书的刹那，老实讲收获的喜悦瞬间涌上心头。这部二百万字的编年，可能会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
在这部编年编纂之初，虽然尽量参考吸收了已有学术编年的成功经验，并较充分考虑了本部编年的特殊性，制定了较细密的体例与编纂方法，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仍不断进行调整和改进，有时甚至出现反复，增了又删，删了又增的情形，也所在多有。笔者深切地感觉到，当前学界对如何编纂一部完善的学术编年这一学术史方法论问题，探讨得很不充分，以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无所遵循，是问题所在。鉴于此点，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面世之际，根据编纂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困惑和思考，笔者拟提出几个与编纂编年相关的比较重要的问题，向学界求教。
一、史学编年编什么？
以往的学术编年，为“学术”二字所囿，往往仅多着眼于学术论著，即使享有盛誉的杨翼骧先生所著《三国两晋史学编年》和《南北朝史学编年》也是如此，坊间所见几种简略的二十世纪史学编年更是概莫能外。但在我们看来，要想立体、全面而透彻地反映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必须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才能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既能事无巨细地展示全景，又能产生让观者身临其境的气氛与感受。因此，我们在确定凡例时就对入编内容作了大幅度扩充。不仅百年间史学领域刊行的主要著作（包括译著）、文集、学术报告以及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或社会影响的论文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世纪以来史学界学术报刊的动向、重要史学主张和史学思想的提出、重要的史学论争与事件、史学理论的建构、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重要的考古活动、史学社群的活动、中外史学的交流、历史教育等方面的资料也是我们要广泛搜罗的。更有甚者，我们在编撰过程中，还特别留意与史学有关的国内国际政治、思想、文化大事，比如，科举废除、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整风运动、等，这些对学术发展和走向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都被收入编年。我们认为，只有通过这些材料，才能够清晰显示一百年来史学演变的时代语境。对波及全局且对史学产生一定影响的一些学术思想事件，我们也都给予特别关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胡适批判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0年代的国学热等重大事件皆收编在册。在我们看来，只有这样安排，才能够使读者在阅读编年时，不仅见到树木，见到森林，还能见到土壤，见到大范围的生态环境，从而缓解由单纯学术信息带来的隔膜。
二、如何创新一种包容量巨大的编年体裁？
20世纪是知识爆炸的世纪这句话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上。如果说数千年古代中国的史学论著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的话，那么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果绝对可以称得上如恒河沙数。要反映如此巨量的史迹，非创新一种包容量大且脉络清晰的体裁不为功。这是我们这部著作能否成功的关键。基于此，我们对传统的编年体作了创造性改进，在操作中以编年为主，同时吸收整合学案体和纪传体的优长之处，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学案、专题研究诸体冶为一炉，尝试创制一种新的体裁。这样就能融会各种史体，避其短而用其长，点、线、面皆有照拂，既能凸显20世纪中国史学演进的趋势和主流，又能有所倾斜和侧重，使史学发展的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得到完美呈现。
在探索本书体裁的过程中，我们感觉到，如何对传统著述体裁进行现代转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被学界所忽视的重要的学术史方法论问题。像编年这种传统史学体例，如何与当前的学术形态和学术规范相适应？在现代学术语境之下，如何继承完善这一体裁？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三、如何避免重大遗漏？
作为一部编年，全面、完整是极其重要的，尤其不能有重大遗漏。这一点对古代学术编年可能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时间已经做出了检验，从后代回顾前代，什么是学术史意义上的大和小，已经比较明了。但对一部当代学术编年，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由于目前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的导向，学界的偏好是重论文而轻著作，重专著而轻基础性编纂成果，遂导致各领域专项学术编年成果寥寥，基础性资料整理与编纂工作薄弱。就史学来说，各主要研究领域的专题性编年几乎没有，断代史研究编年、专门史研究编年、重要主题研究编年等，几乎都付诸阙如。这种状况就导致了综合性编年的编纂缺少依凭。在专题性编年缺失的情况下，本来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遗漏，就是每一个重要领域都邀请一位功力深厚的专家参与编纂。但是这个方法在目前情况下也难以施行。原因有三：一是编纂性质的成果在学术评价机制中被轻视，有造诣的专家各自又有很多研究计划，甘愿参加这种工作的专家恐怕不多。二是邀请多人编纂，肯定会出现评判尺度、语言风格难以协调统一的情况。学界的实践经验表明，论著，特别是像编年这种著作，成于众手往往不如一二人精心结撰质量更佳。三是除非是重大项目，一般情况下主持者（除非国家行为）往往也缺少广邀专家的能力。
本编年在编纂的过程中，为减少遗漏我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在编纂过程中，尽量按照学人、年代、领域、期刊等线索分头编纂条目；二是在修改过程中，严格按照研究领域与主题查漏补缺；三是在定稿过程中，邀请了12位主要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把关。即使是这样，遗漏仍会在所难免，这是我们最担忧和最感惶恐的一点。这方面问题，期盼读者有所指正，以待增订时弥补。
四、如何估量所收论著的学术价值？
在从事本部编年的工作时，我们有一个坚定的想法：编年不能变成没有裁断的起居注。学术编年不但要对有影响的论著加以介绍和展示，还要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如何进行？一般说来，应该把同行专家的评价与学者自评结合起来。
本编年在编纂中，就曾希望能做到这一点。但就实践的情况来看，想做到这一点事实上非常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对学术论著的评价，他评的材料还比较容易得到，自评的材料则比较难觅；名家名著的他评材料比较容易得到，一般学者或不甚著名论著的材料则比较少见。名家名著的研究者多，且名家往往会在回忆性质的文章中对自己的研究有所评论，但一般学者或不甚著名论著一般则少有人关注，一般学者更鲜有对自己论著的有系统自评，即使有也难以刊行。特别是在世的中青年研究者的自评材料，几乎见不到。面对这一状况，笔者曾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广泛动员在世的研究者为编著者提供自评材料，以便编纂者作出更全面的裁断。但是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设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实在是难以预测。而且即使自评他评均有，是否都能做到公正客观？也很难说。一般说来，自评的价值在于使读者把握著者的初衷和立意。而他评，本应是客观的学林评价，但在目前则多是捧场之作。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对所收学术论著进行学术史判断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尽力去做，判断失误、失准和失衡，恐怕也难以避免。
五、如何处理期刊论文？
专题论文是现代学术成果的核心载体，是传统史学与现代史学最重要的分野所在。因此，任何以近现代时段为对象的学术编年避不开对重要论文的收录。但由于期刊众多、论文分布面积太广、数量庞大，使得如何处理期刊论文成为一件不容易的事。在本编年编纂过程中，几度揣摩，最终形成了这样一种做法：1950年以前以期刊介绍为主，即以重要期刊为线索，挑出期刊中重要的论文予以介绍，把其他论文附在条目之下，1950年之后，以论文本身为主，即逐一介绍重要论文，不再提及同期刊载的其他论文。这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可能造成遗漏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该不该有详尽的注释？
本编年在编纂之初，曾尝试对收录论著的评价来源进行注释，后因感觉不美观与繁琐而删去。但现在看来，对条目各方面内容的来源尽可能加注，特别是对名著内容介绍（期刊论文可省）、学术价值评价、版本信息及传播情况等也是有必要的。现在编年的条目，虽然引用原论著语句、相关评价语句等也都加了引号，有些内容也给出了相关的提示，但整体上还是看不出来源，尤其是不大容易分清哪些是同行专家们的评价，哪些是编纂者的判断。如果条目各主要内容都标注信息来源，不仅会使条目更加严谨，还能给阅读者，尤其是初入学林、知识信息积累不够的年青人提供更多的文献线索。大多数见过《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学者都认为这部编年将会成为青年、特别是研究生的史学入门书籍。老实说，这个估量是编年编纂者们最初并没有预见到的。现在，每听一次这样的评论，笔者的遗憾之情就会加重一些。
七、该不该尽可能反映已有研究成果？
本编年的预设目标是客观公正的资料性工具书，故在编纂过程中，尽量选择采用比较权威的回顾、综述等成果中的相关评价，而对主观色彩较强或尚未形成定论的评价文字则予舍弃。但在对编年初稿修订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感觉到当初的这个决定值得再检讨。因为对客观公正的追求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编年的信息量与可读性，也导致编年缺失了一项重要的价值——对相关论著研究的学术史回顾。笔者想象中的理想形式，是对重要论著、重大事件、重要机构等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分类进行罗列。比如梁启超的《新史学》，就可将近数十年来的已有重要研究，分为资料来源、内容分析、理论缺陷、对史学发展影响等几个方面，按成果刊行顺序进行排列。这样的话，不仅能更加突出重点，反映学界历年来关注焦点，也可收录更多论著，传递更多信息，为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人提供更多学术史回顾的帮助。当然，这个设想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对编纂者的精力、学识是个重大考验，可能会导致有些条目体量异常庞大，主观色彩较浓或摘用尚未形成定论的观点可能会引起争议等。
《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的编纂已告一段落，其价值与不足有待学林评判和时间检验。就目前获得的反馈看，鼓励和赞赏的声音居多，但对编纂者而言，我们所留意的，当然主要不是赞扬，而是学界的批评意见，着眼点是如何改进不足，弥补遗憾。我们希望学林有志之士，能在理论上对像编年这类传统史学体例的现代转化有所探讨，以利于学术史研究与叙述的推进，从而制作出一部更精良、更准确真实呈现20世纪中国史学基本面貌的编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