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世界》是一部深刻揭示度量单位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意义的著作。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度量方式进行比较和分析，作者揭示了度量单位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和影响。读后感受到度量单位不仅仅是实用工具，更是文化认同和社会秩序的象征。
《度量世界》读后感(篇一)
度量制度的发展的结果是国际计量基本单位，人类在制订和推广国际计量单位的努力某种程度上非常类似奥林匹克的精神内核--更统一、更准确、更客观；
更统一
而度量又是从实际的生活中产生的，所以每个国家都会各自独立形成各自的度量体系、度量单位和度量思维。所以最早每个区域的度量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但度量的目的是量化和交换信息，同一种计量单位代表着用一种统一的语言来进行表述和交流。所以度量最早的一个努力就是统一大家的语言，全世界用一种统一的度量单位来进行信息的交换。这本书用很大的篇幅描述了这个融合和统一的过程。
更准确
对度量单位的设定和标准化体现了某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在统一语言的基础上，国际计量单位的准确度成为了后期追求的一个方向，更精准的长度标准、重量标准，时间标准....都是让语言的语法和单词更加精确，不要产数歧义和表达不清的地方。精确度不断在提高，观测的尺度更加深幽，为了这种准确的追求，人类也在倒逼着科技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更客观
语言的总会基于一定的历史、地理和掌故。度量标准单位最初的设定也掺杂了一些这样不是那么客观的因素。人类的雄心壮志在度量单位的标准化上又得到了体现。我们通过掌握自然的法则，通过自然的法则来给这个世界划定客观的坐标系。
人类从度量中不仅仅得到了标准和单位，还收获了很多。
回到书籍本身，整体脉络是有的，但可惜不够精彩，没有勾画出度量演化的精髓，掺杂了一些个人感觉无意义的内容。主线内容感觉也不够精炼，有些支线感觉内容也无关紧要。可惜了这样的一个好的题材。
《度量世界》读后感(篇二)
讲述度量衡如何由粗糙走向精确，由特殊、地域化走向普遍、全球化，由暂时走向永恒，由地球走向宇宙……的历史，不过材料选取似乎不够经典或者说挖掘深度略不足，没有梳理出明晰的人文主线。度量的一开始充满随意性，仅仅伴随着可重复性，用以满足沟通的需求，例如爱尔兰人用身边的东西测量世界的历史，鲁滨逊用自己的脚比较海滩上陌生的脚印。而在历史的发展中，度量衡将成为社会建制的重要部分，度量衡以权威（政治）维系信任（伦理）和专业（认识）。计量的身体性和地方性成为权力的来源（国王的身体的皇权权威&法国的子午线和昂撒度量的帝国霸权），而对计量的标准化成为政治革命的重要诉求，也被假想为人类专业化、平等化的来源。
度量的精确化通往一种科学化的世界观。世界是个舞台，在上面出现的是可计量的物质，可被无限放大的精度反复计算。度量的统一化则更多是一种政治行为。不统一导致的沟通失调、失去控制倒逼统治者推行统一的度量。度量所带来的比较、平衡和相称是伦理行为：《圣经》将精准测量与公正挂钩，公正塑像蒙着眼睛，举着天平，正义建构于重量的平衡而非视觉的高低。基于度量形成的比例，如音律、美术、建筑则与美学相关。
然而，尽管度量的理想源远流长（《理想国》:人类灵魂里最好的区域是“对计量和计算确信无疑”），度量的精确化并不保证唯一、全能和美好。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利用标准化干涉剥削工人、农民生产生活。有人从精确化身体的过程中感受到动觉/感觉的被忽略和生命尊严的消弭，集中营的生命政治。有人从认识论内部质疑精确的不可能性，对精确真理的探索会稀释在对空间的无限细分中，而人自始至终只能等待真理更好的替身，有人从认识论外部反思认识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说，有个东西既是一米长，又不是一米长，那就是“一米”，又说“人类利用某种标准测定某一物体的长度时，为这一标准规定个长度，实质上毫无意义。”后续，杜尚的《三个标准器的终止》利用轻柔飘动自然卷曲的线恶搞标准器，以象征性和艺术化的方式调侃全球性计量体制。
度量不仅仅是对物质的测量或实体测量。例如中国的度量衡变革还纳入了计量学、乐理学、政治学的系列考量，权经历了从客观属性到价值判断和行为决策的转变。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到“权衡者所以定物之轻重也”“度其心”“权其利害”等，是对情感、权力、利害等复杂因素进行综合评估的动作。而作者对西方度量的追溯通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测量之外的本体测量。将侧重测量理解为见贤思齐式的道德感召：“良知的召唤”。并提出实体计量和本体测量之间的矛盾张力关系。让-保罗·萨特说：“人类有能力让具体的东西抽象化，邪恶正是这一能力的产品。”这类对度量阴暗面的发掘是一个现象式的常见批判，个人猜想，可能measure and man那本书会谈更多度量与人之间的深入关系。
《度量世界》读后感(篇三)
内容简介：
几乎全世界都适用公制的度量衡，就是米、千克这一套。201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公制度量衡里的千克这个单位，跟物理学上的普朗克常数挂钩了。这意味着公制度量衡已经成为了一套绝对客观的度量衡。不再有误差了。
美国很奇怪，目前依然在使用落后的英制度量衡。就是什么英寸、英尺、码、盎司、磅、品脱、加仑、华氏度这一套。英制度量衡，本质上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不同场景，用不同单位。比如，同样是容量，量酒的时候用盎司。如果是啤酒和牛奶呢？通常又用品脱。如果是粮食呢，又叫蒲式耳。度量衡主要是为了方便。
第二，换算非常复杂，通常不是十进制。十进制是人类最本能的换算单位，为啥度量衡经常不是十进制呢？还是因为农耕社会需要方便。比如，一英寸的定义是三颗麦子加起来的长度。一英尺是成年男人的脚的长度。
本来这是两种用在不同场景下的。短小的，比如量衣服，用英寸来计算；稍长的，比如量家具，用英尺来计算；更长的，比如量土地，用码来计算；再长的，比如量道路，用英里来计算。在农耕社会，不需要精确的换算。所以，后来工业社会来了，需要换算了。这进制只好互相凑。结果就变成了一英里等于1760码、一码等于36英寸、一英尺等于12英寸。换算起来，太不方便了。
所以，即使是发明英制的英国，现在也是全面抛弃了英制，转向了公制度量衡。现在全世界跟美国一起还在使用英制的国家，据说只有非洲的利比里亚跟亚洲的缅甸。号称最有创新精神的美国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问题上这么保守呢？有人说美国人太自大了，有人说美国人太懒了。
《度量世界》这本书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度量衡问题上这么保守。这个问题还真没想的那么简单。美国刚独立的时候，其实有机会像建立美元一样，建立一套自己的度量衡体系。刚独立的美国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货币制度、度量衡、法律体系等等基本构架都需要重新建立，可以重新来一遍。
当时美国也这样干的，美国人非常迅速地就废除了英国的货币系统，从英镑、先令这一套，过渡到了十进制的美元、美分系统。下一步，就应该是改革度量衡了。当时，法国人虽然已经提出了公制度量衡的设想，但是法国正在革命，公制的事迟迟都没有确立下来。
美国当时的总统杰斐逊对推行公制度量衡充满了热情。他认为全世界用一套统一的度量衡是未来的趋势。甚至他还找过法国人商量，想合伙建立一套公制度量衡。但是各种阴差阳错，这个合作没搞成。杰斐逊不服，自己单干，提出了一个美版公制计划。这个计划的原理跟法国的公制一样，也是把单位跟某种自然标准联系起来。设想一下，如果杰斐逊这个计划通过了，现在全世界用的很可能就是美国版本的公制了，因为美国在制造业上的发言权是越来越大。
然而，从1790年到1808年这18年间，杰斐逊向国会提了4次他的这个美版公制计划，国会一直拖着，国会是有自己的难处。这个时候，国会已经根据英制建立了美国的土地划分系统。那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划分的基本单位是镇，每个镇6平方英里，里面分成36个区，每个区就是1平方英里。
他们还给各地方的分界线都做好了标记。这是个多大的工程。好不容易弄好了土地划分系统，国会肯定不愿意重新干一遍。而如果按照杰斐逊的想法，强行改成公制。那美国人今后就得说，我家住的那个区是2.59平方公里，别扭啊。当时很多人觉得，改成公制根本就是自找麻烦。根本没有这个必要。
机会，一旦错过，就错过了。之后的100年中，全世界都在经历现代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公制度量衡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与此同时，英制度量衡在美国社会的扎根也越来越深。改革的成本是越来越高。
到了19世纪末，17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米制公约》，加入了公制体系。他们还成立了国际计量局，共同制定了公制的标准。这17个国家里，其实就有美国。这时候，有一个人，叫门登霍尔，他是美国海岸和大地测量局的总负责人。门登霍尔觉得，推行公制度量衡的时机应该到了。他再次提出了公制的事，还签发了一个推广公制的命令，把美国的英制单位和公制的单位对应起来了，比如1英寸等于2.54厘米。这个命令一颁布，其实就相当于美国已经接受了公制。你可以这么理解，美国这个时候的英制度量衡，就是一套换算更加复杂的公制而已。
但是美国为什么没有再往前走一步，在过去的100年中，英制在美国彻底扎根了。想让整个美国都抛弃英制使用公制，首先那些砝码、容器、量具、尺子就得扔了，这是小钱。要想把英制螺丝换成公制螺丝，生产螺丝的模具都得扔了。你想之前用旧螺丝的机械设备怎么办呢，他们要维修，新的螺丝就装不上去了，难道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更新换代？美国经济规模那么庞大，这笔钱可受不了。光是把全美的路牌都换成双轨制，就是即标注公里又标注英里，就至少得花了五六个亿美元。这就是一笔大钱了。
美国这么富，这些钱和长期的效益比，还是小钱，因为度量衡换算问题，一旦造成损失，更不划算。比如，1998年美国就因为公制和英制换算错了，导致一个火星探测器出现了事故，在火星烧毁了。连研发制造和发射任务总共3.27亿美元，都打水漂了。美国的政治家怎么这么点洞察力、长远眼光都没有呢？越早换度量衡，将来的损失越小。
道理是这个道理，英制度量衡带来的那些麻烦，是科学家的、工程师的，或者说是政府的，而不是普通老百姓的。但是如果你搞公制度量衡的改革，带来的好处，是长远的，但是带来的麻烦，可以当下的，所有美国公民立即能够感受到，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在美国那样的制度下，政治家不会做这种没有明显的、当下的收益，且还会引起全面社会反弹、几乎所有美国公民都不适应的改革。毕竟在美国政治家眼中，选票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看看如今的特朗普，为了选票，什么都肯干：各种退群、修墙、全世界叫嚷美国优先。再看看席卷看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就明白西方制度与我们的不同之处。
其实，我认为美国不想改公制，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自大心里在作祟，二战以后美国迅速崛起，世界上的事一切都是美国说了算，执行美国标准。美国怎么能容忍用别人的标准呢，要改也是全世界向美观看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