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谈话》是一部描写人生沉浮的小说，主要讲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烦恼，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流和矛盾。小说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性，引发读者对生活的思考和反思。文中的对话清晰流畅，让人感觉仿佛置身其中，与人们进行着无尽的谈话。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一)
他者（eteron）与中性相伴，这不像肯定与否定相伴，或正面与反面相伴，而是说，它藏在中性里，从中发现了其自身隐而不露的偏离，以及一个诱惑，正是这个诱惑掩盖了那使之运作的关系的无限性？——“但这不是意味着：他者，总被中性所威胁，甚至被中性所标记，也处在了一种仍然不受掌控的变化无常的关系当中，因此与中性绝对地划清了界限？”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二)
追问或问题本身就是人类认识世界或建立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布朗肖认为，如果以非建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回答，“回答是问题的不幸”；一个明确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建制化，但却丧失了所有其他可能性，世界从此变成“一个世界”，而不是“全体世界”，我们也从全体人，变成了集体人。布朗肖的意思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有点极端，他举了一个例子： “让我们采用两个表达模式：‘天空是蓝的’，‘天空是蓝的吗？是的’。” 这两个表达在布朗肖看来意味着什么呢？我们要在何种情境下来思考这种意义？ “‘是的’根本没有恢复直截了当的肯定的简单性：在问题中，天空之蓝已经让位于空虚。但蓝还没有消散，相反，它已经戏剧性地升向了它的可能性，超越它的存在，并且在这新空间的强度中展开，肯定比它曾经更蓝，处在一种同天空的更为密切的关系里，处在一个瞬间——在问题的这个瞬间，一切悬而未决。” 这种表达是很迷人的，但要注意布朗肖的表述中的“戏剧性地”这样的字眼，我们可以想到，布朗肖这里已经将文学上升为本体论来看待了：一种文学的效应或曰感受性的东西在布朗肖看来大于一切，从他那种充满崇拜意味的表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关于“词”与“物”的关系，语言学已经有很多的讨论，能指和所指关系的任意性导致的意义的失落也已经得到了反思，语言的过度繁殖造成的能指链蔓延确实妨碍了我们对真实物的体认，变成了一种纯感觉的模拟、虚幻氛围的塑造、群体的局部狂欢；从这个角度看，布朗肖的反思可谓颇得要领。接着他说：“可一旦说出‘是的’，并在新的光亮中确认那同空虚有着密切关系的天空之蓝，我们就意识到已然失去的东西。在一瞬间转化为纯粹的可能性，事物的状态并不返回其曾经之所是。” 由此可知，布朗肖拒绝语言宰制物的情况，在他看来，物有无限的可能，人对物的命名是一种随机的运动，并且他还认为命名一旦和一个逻辑确认的事实指征联系起来，他所欣赏的那种饱满的文学的世界感觉就会轰然倒塌：“明确无疑的‘是的’没有给出那片刻间仅仅可能的东西；而且，它从我们这里撤回了可能性的赠礼和丰富，因为它现在肯定了所是者之存在，但它在回答中肯定，因此是间接地，一种仅仅中介的方式，来肯定。所以，在回答的‘是的’里，我们失去了直接的、无中介的被给予者，我们失去了敞开，失去了可能性的丰富。回答是问题的不幸。” 注意，以上布朗肖的一切言论都要联系他的基本诉求，否则读起来就是矫情不堪无理取闹。一个保持可能性而不给出回答的时候我们可以称之为人与物的“丰饶时刻”，一旦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这个时刻就会变成一个“确定时刻”，确定时刻在布朗肖看来是没有意味的，在这样高度浓缩的例子中，从“没有意味”这个宣判可以窥见布朗肖的文学观和哲学观，布朗肖希望一种有意味的基础作为思想探究的起点，这种有意味的丰饶时刻包含了无限、未知者的完满、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包含的是自然的繁殖力而不是人为的增值力。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三)
注 书的概念，作品， “文学” ，在艺术或文学这样的东西存在着的事实中，至关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书的文明，语言的问题，中性的单纯。 书写，“书的终结”或“书的缺席”，“历史的终结”，书写是最大的暴力。 “二人对话”的行文方式，疲劳，（这种模式在其小说中随处可见，如……） “我们如何做到销声匿迹？” 词，间隔，距离，平衡，词语异轨，无表情的表情，友谊，无人称的方式，圆，生命之所是，中性，连续，间歇，切心谐调。 一 复多的言语（书写的言语） 1.思想与不连续性的要求 “思”，语言 修辞和思想自身的意义，建制和教育法，探究，赫拉克利特，断片的观念，绝对他异的时空领域，关系的场域，导师和学徒的关系是言语的关系，绝对的连续性和球形的语言，不连续性，断片文学的不连续性，虚无，无。 言语的复多性，巴门尼德的巨大球体，爱因斯坦的宇宙模型（布朗肖常将自然科学的概念用于解释他的新的思想，代表他对世界本质的理解已经不仅仅拘束于单一人文学科的视野，这是很多思想家无法抵达的高度） 小结: 这一篇在《无尽的谈话》一书中应该说具有开门见山的作用，探讨的是思想的不连续性的历史和其在解释“知识”的可行性，当然布朗肖惯常的复杂论述还是遮蔽了这一意志的清晰表达。 2.最深刻的问题 追问时间，核心的问题，全体的问题，最深刻的问题，不可能性，问题就是运动，全体，置回空虚，问题乃是思想的欲望。 瞬间，悬而未决，撤回可能性的丰富，回答是问题的不幸，“光”，“存在”，存在的悬置，自身之外－－“中性”。 整体之真理，整体之问题是否就是最深刻之问题 辩证理性批判，一种无法被超越的超越，中性的问题。 斯芬克斯，俄狄浦斯的无知，逃逸。 “一切”，用“非世界”追问“世界”，舆论，流言，纯粹的本质。 某种没有尽头的东西，不可能性，一种迂回，作为迂回的言语。 异轨，逃逸，整体的经验，惊恐的深刻性，逃逸的不可能性，我逃逸之处 “我”并不逃逸，只有逃逸逃逸。 无人称的多样性，没有主体的非在场，反叛，“之间”，整体的未来，革命。 中性的转动，非知，知识之过度的暴力，无作的断裂，人和神的双重回撤，根本的不忠：非在场本身。 起源的先在性。只有听悟是本真的，唯一者 小结: 这一节看得我异常吃力，但从感觉上来说，这一节和第一节在作用上应该是相当的，全都是思辨的语言，有很多概念模棱两可（在我看来），布朗肖讨论的最深刻的问题，在开始一个知识讨论之前所做的必要的厘清和技术上的准备工作，大概就是这一节言说的内容，还需要反复消化。 3.言说不是观看（对话） 绝对知识的可怕火焰，追寻 找，转动，四处走动，天穹，中心不被找到，返回，边界区域，恩培多克勒，以太，精灵，外部，放逐，过错，词源学，言说不是观看，视觉。视见。（本节讨论语言，书写），言语的延异，非真理，揭示，图像，诗歌，散文，不可见性，赫拉克利特，暗示，尚未，到来，未来，属于语言的非语言，作品的缺席。 小结:这一节还是较短，讨论语言，布朗肖是根硬骨头，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异常艰难，因为找不到他的题眼，他的语境是多么地高啊，仿佛是说给上帝的陈述，一介凡人难以领会，他不是单纯完成一套理论的“表述”，而是在追问一些本质的问题，在现有“共识”之外的晦暗，但他也不是不给出结论，毋宁说他的结论包绕在复杂的曲面和整体上，他不提出干脆利落的“断语”，而是演绎一个由点阵构成的奇形怪状物。 直观感受只能是肤浅的，顺着他的脉络，艰苦跋涉，肯定可以更好地接近他吧？！ 4.伟大的拒绝 外部，作品缺席，真正的首要的必然性，死亡，真理，概念，（在这里开始，布朗肖正式开始他的文艺学思想部分的阐释——诗歌或书写的责任） （1）我们已失去了死亡 博纳富瓦，现在，本然之谜，语言的命名暴力与死亡，晦暗性，拉撒路。语言 （2）问题，直接者的痛苦 起源之争，拯救。 直接者，具体的普遍者，是者，至高者，在场与非在场，他异，不可能性，无限的缺席，中介的间距。 （3）欲望的召唤，言语 现在，等待，遗忘。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四)
本书封面背面有一句话：
“书写被不可见地召唤着去瓦解这样一种话语：不论我们相信自己多么不幸，只要我们还支配它，我们就仍被舒适地安置在里头。从这个角度看，书写是最大的暴力，因为它僭越了法则，一切的法则，甚至它自己的法则。”
这里暗含了两种书写，一种是建制的书写，它把我们安置在“里头”，这样的书写遵从建制的法则，目的是使我们“舒适”，然而这样的舒适在布朗肖看来是一种语言编制的幻觉，它抚慰人心，默许世界进程中的一切规定和情境的发生，并且我们总能够用建制来消化这些“相遇”；然而这种建制的语言，被第二种语言瓦解，第二种语言应该是相应的让我们在“外头”的语言，通过一系列手段，首先是一个过于执拗地“存在”主体的退弃，通过抵达一个个极限体验，我们终于能够在外部言说——真正暴力的语言是在外部言说的语言，因为它僭越了稳定的话语制度和哲学传统，因为它甚至僭越了它本身的规则，它无边无际地诉说着，其方式是自动的、对晦暗者的言说、擦除式写作，最终，言说外部的语言是一种暴力的极端形式，人们无法按捺这种仿佛自己要生成的文学。极限体验，而后是外部言说，混乱的、悖论的、中性的暴力。
这些意味着什么？理解中性书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因为中性书写的前提已经提前宣告了理解的不可能性，如此，我们不是在理解一个文学断片，而是在聆听一个外部的回响。在主体退弃的过程中，诗人发生了什么？读者又发生了什么？应该说，二者都在一个越界的文学体验中和晦暗相遇，并且回应了晦暗，但这样的进程不代表什么，极限体验不会增加文化的感性厚度，也不会提供杰作的模板，极限体验是瞬间涌起的空旷的世界感受，它意味着人在聆听的过程中，变成无人；作品，趋向于无作；书，趋向于缺席。这是令人绝望的。
布朗肖认为，进入极限体验状态中，思想就变成了游戏，这样的游戏是关于无限的游戏，是骰子一掷的机运，这是永恒轮回观念的文学表达，在这样的游戏里，思想失去尺度，“哦，良宵的手指/在坟墓深处/玩弄的骰子/太阳鸟的骰子。”因为机运，那群进入极限体验的诗人们是在进行一种非秩序写作，散漫的断语随处可见、敏锐的感觉随机闪现、相反的力量互相碰撞，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再有一个固定的解释，骰子翻转，指示的是无限，这将会是“残酷的诗歌理性”、“狂暴的书写”、“第二种间离效果”、“无敌的确信”、“神圣者是我的言”、“飞行的强烈要求”以及，最终是“外部的激情”。外部书写突破了人类建制的束缚，它是一种极端不稳定的喷射，通过对传统的亵渎、对未来的应许、对外部的终极的欲求来发出声音，这样的声音使得它们难以被通常地理解，也难以被条理化地梳理。
布朗肖基本上没有给批评家这个角色好脸色，因为传统的批评家是一个解谜题的角色，是面对斯芬克斯的提问回答了“这就是人”这个谜底的建制人，斯芬克斯听完这个答案，马上坠崖身亡，俄狄浦斯以为得了胜，殊不知，斯芬克斯的死和欧律狄刻的死一样，不属于建制对外部的胜利，而是外部对建制的胜利：斯芬克斯是外部的象征，它的死是一种建制胜利的幻觉，实际上，斯芬克斯的遁去对俄狄浦斯关闭了这最后的机会，而紧接着，我们知道，杀父娶母，自瞎双目，旷野流浪——被名为“命运”的外部机运彻底玩弄。俄狄浦斯至死也不明白他对斯芬克斯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一旦他拒绝了外部，选择相信人的力量、国家的力量、秩序的力量，他那点小巧的心思就再也无法左右自己生命的走向。那么，斯芬克斯更好的选择是什么呢？布朗肖认为是非思、不言、聆听，因为“回答是问题的不幸”，布朗肖将对建制的拒绝称为“伟大的拒绝”，因为拒绝建制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越界是危险的，中性是暴力的，外部的激情使人根本没有自我把握的权力，不可能者无法被命名，甚至“我”这个身份都显得过于清醒因而必须“退弃”。
布朗肖自己尽力去完成这样的退弃，那些关于他的隐匿的传闻，消解式写作，独具一格的“记述”形式，对断片的钟爱——外部永远不可抵达，言语不可能无言，但布朗肖不可能彻底成为无言者，那个把自己彻底交给机运的人，主体的退弃仿佛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那么，布朗肖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思想的一个异样的凸起，隐秘地发挥作用的暗物质，以擦除式的、涂抹式的写作潜思告诉我们：赌局早已布下，骰子已经掷下，思想是个游戏，我们会为这种不可能存在的声音进入适当的怀疑吗？当存在的感觉突然薄弱的时候，我们会怀疑还有一个黑暗的底部世界吗？当我们企图以消化黑夜的方式在黑夜插上白日的旗帜，我们难道不是仅仅拥有一个“黑夜”的发音，吐出来的，仅仅是黑夜的骨头吗？布朗肖说“宽广如夜如光明”、“荒漠在扩张”，这样突兀地启示使我们不得不充满疑虑地怀疑自身的存在，一旦这种怀疑发生，那在高处的斯芬克斯就开始张口说话，这一次，你是选择沉默？还是选择说话？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五)
这个词在《无尽的谈话》里出现两次，而除此之外，热奈特有本论叙事学的书叫《隐迹稿本》，这个词是研究互文性写作的一个关键术语，互文书写有两种，第一种是作家对自己的互文，第二种是作家对文学历史的互文，而恰巧布朗肖论述的也正是这两种情况。
第一次出现在《无尽的谈话》2.1《最后的作品》，这一篇论述兰波的诗歌，“一本书覆盖另一本书，一个生命覆盖了另一个生命：在隐迹稿本中，上和下根据尺度而变化，并依次建构了那依旧独一无二的本源之物。” 兰波通过互文书写，在他不同时期的诗作中表达了相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布朗肖认为的对外部的言说。互文性书写贯穿兰波短暂诗歌生涯的前后，成为他诗歌始终追寻外部的一个指征，这种自体互文实际上被很多作家隐性遵循，福克纳、莫言，都是如此，或者对最初记忆的持续关注，或者对深刻主题的多元挖掘，或者对“唯一使命”的执拗追寻；对兰波而言，就是对语言炼金术能够炼出的这个“金”的追寻，这个“金子”就是极限体验下对外部的言说，为此，兰波要成为“羁风诗人”，成为预言家，做好了“成为任何人”的决断。
除了自体互文的隐迹稿本使用，还有文学历史互文的情况，第二处出现在3.15《木桥（重复，中性）》这一篇，布朗肖是这么说的： “书的构成不是一篇直接的记述，而是这篇记述与所有同类记述的对峙：那些记述虽有不一样的年代、起源、意指和风格，但它们提前占据了这篇记述也愿在其中就位的文学维度。换言之，土地测量员并不测量想象的、尚未开垦的国度，而是测量无边的文学空间；他不禁地模仿——并因此反思——所有在他之前进入这个空间的英雄。由此《城堡》不再是一位孤独作家独一无二的作品，更是一个隐迹稿本，从中可以读到一场千年历险的全部并列的、交缠的、时而区分的版本：一座宇宙图书馆的大全和概要。” 这样的评论让我们想到了东方的“经典”和基督教的《旧约》，仿佛在古老的时代，一切基本的叙事框架就已经制作完毕，剩下的就是对这个最初之书的重复和模仿？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但变化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变化的是时空、意指和风格，不变的是对唯一主题的指示，这个唯一主题是什么？按照《城堡》的指示，是k对无限空间的测量，按照尼采的说法，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按照卡夫卡作为一个作者来说，是在文学空间中尝试“测量”中性，而布朗肖总结上述一切，是“作为人的作家，在文学空间中，书写一个世界的陌异的部分”，也就是对人与世界的一种本质关系的探寻，这种关系就是中性的关系，这种中性关系的形象化表达是《城堡》开篇之词，在木桥上，K“举目凝视着眼前似乎是空荡荡的一片。”简言之，布朗肖认为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中性的陌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本质上是空无。 理清一下思路，存在一种作家，卡夫卡式的作家、寓言式的作家，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本质，他们要说，在文学空间中言说；存在一种形象，K，或者K的先祖——英雄，或后裔，它们尝试对一个不可测度的国度进行测量，然后失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活动、遭遇挫折、被困在雪夜里，最终是，死去，这一些列行动的相似性凝聚成一本书，这个书叫“隐迹稿本”，隐迹稿本记录了所有的K测量空无的活动，是一个企图把握外部并且失败的实况见证，一个大全，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互文，以至于失败几乎是必然——因为外部不可把握，无法言说，隐迹稿本记录的是一系列伟大的失败以及失败的细节。这样的失败同样是伟大的，它记录了人在探寻中性关系时遇到的境况、激起的反思以及死亡之际的呐喊，这些回声持续回荡在世界，于是回声被再一次利用，隐迹稿本变得更为丰厚，书的投影变成文学的历史，还有注释文学的解释的历史，当然，这是失败的历史，伟大的历史，失败的，却不可磨灭，一座无数火焰都无法焚烧殆尽的宇宙图书馆，“一切从一个文本出发并返回文本——在一本独一无二的书里，卷着一些列不可思议的书，那座图书馆不只是宇宙的，而且取代了宇宙，并比宇宙更加广阔，更加深刻，更如谜一般。”由此可见，布朗肖所认同的这种隐迹稿本也不是一般的互文，而是对“空无”的确认——K在木桥上看到的空荡荡的前方——的强大的互文。《城堡》是一篇独一无二的文本，除了作为一个作为隐迹稿本，还有其形象的动人魅力，《城堡》的注解数千倍于《城堡》所说的，一个多解的文本，注释的历史填充了那些它说出的空无，形成一种“空无的满盈”，然而《城堡》还是没有被穷尽，它可以是每一种解释，但每一种解释都不是它，布朗肖说《城堡》说出的是“诸关系的无限距离，它们的永恒翻转，它们的取消。”也就是说，人与世界的中性的关系无法得到说明，因为中性内含了一切关系的形式，甚至文学空间也不能把握它，不管是批评的回答还是文学空间的刻写都不过是增添了一种新的注释，是对隐迹稿本的填充运动，是对唯一主题的无限重复。 对于这样的难题，布朗肖的看法是引入两个对话者，通过对话，言语，来“持守”这样的中性关系，他默许了对隐迹稿本的重复和隐迹稿本释放的无穷多解释，但不认同任何一种，不给出一个回答，而是持守，无止无终，如同用一个磁瓶储存虚粒子。 最后一个问题，《城堡》在回应中性关系上做得如何？《城堡》将中性持守于它的中心，导致了一个关于中性意指的无限运动，这是布朗肖认为危险和不足的，所以，在断片和未完结的基础上，如果对《城堡》有什么好的修改意见，布朗肖的答案是，给出一个对话，一个二人谈话的机运，这机运当然也是无限的不确定的，但在二人谈话中，《城堡》的无限性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同样的比喻：将本来在宇宙空间中自由弥漫的虚粒子盛放在磁瓶。 由此，布朗肖仁慈地退了一步，终止了无限，将其置于二人对话的持守运动中，这是他给出的，对于隐迹稿本的处理方式：书写方式和理解方式。 小小的总结：很容易把隐迹稿本的影响理解成是作家主动或有意识的选择，因为这种理解没有考虑中性，没有考虑这个“唯一主题”的强大吸引力。应当认为，深刻的作家的一切书写，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要回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对人的根本处境的反思，自然，除了中性关系的主题，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其他的主题，荣誉、死亡和宿醉，爱情、战争与和平，我们承认这样的主题同样能够触动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就是文学的真谛，情感的体验就是文学的本质，其实我们只是选择了一种“注释”，只要你稍微留神细思一下情感体验这个概念，就会发现它绝对无法用来作为文学的本质要素而被置于高处的，在高处的应该是中性关系，或者说，人与未知、外部、晦暗的关系。这在根本上承认了人类追问的局限性，跳出了人类中心主体，提供了一种谦卑的视角：对于文学，能够被我们言说的，并不是真正的言说，我们能够体验并言说的情感，并不是最深层次的本质情感，我们的存在感受，并不是确信无疑的存在感受。中性关系不会要求终结，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它是相反概念的无限翻转，无限。 可是，无限，我们到底在说什么？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六)
[法]莫里斯·纳多
当一个人并非诸观念的专业操纵者，无法得意地进入当今最为艰难也最为精妙的精神之迂回时，想要与莫里斯·布朗肖的思想为伴，难道不是一句狂言？至少阅读的困难，不同于人们在那些最不审慎的思想家新近的著作中体验到的，它不在于一种难以逾越的语汇或写作上拐弯抹角的故作风雅：莫里斯·布朗肖使用了一种透明的语言，即便某一断定一开始对我们显得隐晦难解，那也处在了一种至高之明晰的中心。
如果我们一下子艰难地理解了他所说的东西，那么，我们恰恰该怪我们自己，怪我们欠缺训练，怪我们不够开放，怪我们迟钝。无论如何，要是我们无法让自己超出理解的最低层面，作者和我们之间的电流也强大且充沛得足以让此刻还锚定于我们心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烦人废话的诸多确定性付之东流。
首先，为什么要用“无尽的谈话”这样一个标题？因为它事实上，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关乎一场对话。对话与其说是两个真正的交谈者之间一场的真正交谈的汇报，不如说一架云梯，在那里，重要的是在迈出左脚之后稳定右脚，诸如此类。至于作品的最伟大的部分，如果它由我们十年来能够在刊物上连续读到的研究构成，并且按照某一秩序、鉴于某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大可以说，作者于此同样追求一场“谈话”：同一位位作家、同一部部作品进行谈话，而这些作品，就在其原创性和其特别的光芒中迅速得到了描绘——这是批评家的角色和义务——同时也从一个个为思想而不懈努力的点上被抓住了，通过它们并经由它们，那个思想寻求着其自身的路。指出这样一点是恰当的，即作者似乎没有给自己指派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他也不想得出什么表明论证已然完毕的结论。正是在半途之中，像是游戏一般（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游戏），莫里斯·布朗肖推倒了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支架，毁灭了诸如“全体”、“统一性”、“连续性”、“话语”这样的概念，他让我们侍奉的充足理性的隐喻数目干瘪下去（那一切都把一个问题或一个难题的“澄清”托付于，例如，“光”、“明晰”、欲望），而作者在《文学空间》或《未来之书》中看似仍然坚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再真正地要紧了：“艺术”的观念，“文学”的观念，“杰作”的观念，简而言之，“作品”的观念，而更根本的，则是“书”的观念。他到底如何就这样清空了一切，乃至于认为“虚无主义”的观念属于一个幸福的时代？他让我们回到了他通过“谈话”听到的内容上，那内容，或公开或隐藏，或明确或暗示，显然和哲学的争执无关：关键是让对手服从或利用他——如同苏格拉底之所为——好让他在我们协同参与的缓慢的妊娠期中分娩出一个真理。但问题也不是自在地把言语献给恶魔的辩护人，或表达玩弄同伴的那部分自我，或把作家（或作品）当成一个单纯的无声配角——这些都太过轻松了。谈话只有从“他者”的存在出发才是可能的，并且，那样的存在被感受为最大的陌异性和最为切近的陌异性。对莫里斯·布朗肖来说，这个“他者”可以名为乔治·巴塔耶，而他们之间持续着一段三十年的友谊，延续着这场“无尽的谈话”。
关于巴塔耶，布朗肖确切地写道：“在我们所考虑的对话中，正是思想本身让自己游戏了起来，它召唤我们在未知的方向上维持这场游戏的无限性，此刻的思，就像马拉美所说，乃是掷出一把骰子。”（中译本，第419页）这场游戏的目的？“在这个运动里，问题不是一种或另一种观看或构思的方式，不管这些方式有多么地重要；问题毋宁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肯定，总是最广阔者，最极端者，乃至于一旦得到了肯定，它就应在穷尽思想的同时，把思想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联系起来：那是不允许自身被抵达或被思考的东西的尺度。”（第419页）
与其把这类交谈命名为“对话”，莫里斯·布朗肖更愿称之为“复多的言语”，他这样定义：“寻求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虽然逃避了一切的否定，但既不实施统一，也不允许自身被统一，而是时时返回一种总忍不住延宕（différer）的差异（différence）……”（第420页）由此可知，对谈者“在相同的方向上言说，他们说出相同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讨论，也不谈及那些能够以各种方式接近的话题。他们承担了一种言语，这种言语的言说是鉴于那种超出了一切统一性的独一无二的肯定；在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上，他们绝不相互对立，也绝不相互区别；然而，肯定的翻倍，肯定的反思，总是更加深刻地让这样的肯定产生了差异，揭示了肯定所固有的隐藏之差异，那样的差异就是肯定的总未被揭示的陌异性……”（第420页）或许更加简单，我们说，两个对谈者，这一个人总是那一个对之说话的人的“他者”，并且，这个“他者”重复了前者之所说，“在言语的在场中言说，并且，言语的在场就是其唯一的在场”（第421页），莫里斯·布朗肖把这言语定义为“中性的、无权力的，其中，思想的无限者，在遗忘的守护下，游戏了起来”（第421页，有改动）。或许更加简单，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就有必要承认，出于执行的目的，思想的“游戏”（在jeu一词的不同意义上）总需要至少两个伙伴。
正如我们看到的，准确地说是在巴塔耶那里——还有赫拉克利特、萨德、尼采、西蒙娜·薇依、加缪、罗贝尔·安泰尔姆、雷蒙·鲁塞尔、超现实主义——莫里斯·布朗肖让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言语“翻倍”了，而他们所有人，都曾想要超出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的界限。不是着眼于他们所发现的某一特定的真理，同样不是出于充实人类宝库的目的，而是说，一种根本地毁灭了共通经验的经验之主体和客体，仿佛从来不过是我们在命名的无能中称之为“未知”的东西的代言人，那东西无疑一直不可通达，但也会通过它们而得以经验，至少莫里斯·布朗肖在其挖空的能力中（通过对一切现实、一切概念和一切观念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他挖空了现实、概念和哲学观念）对之有过描绘，仿佛这样的“未知”只能在外在性（Extériorité）和中性（Neutre）的类别下被截获。
外在性和中性既是书写的特点，同时也是那个通过人们从中得出的无利害实践而引发（必须说，自动地引发）书写的东西的特点。虽然人们以为它服务于言语，那种从来只是理想主义的或道德化的言语（并将自身几乎自然地置于其中），但布朗肖却视之为马拉美所说的“疯狂的游戏”，然而，这样的“游戏”，如果不同时被感受为一种迫求，就什么也不是。虽然我们对它的持有并无多少时日，且在十九世纪继承的意识形态里，是为了生产“杰作”、“作品”和“书”，但它无论如何是一种“只和它自身相关”的力量，全然致力于它自身，并且“被缓慢地释放出来”，成为了“缺席的即兴的力量”，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再有什么身份，“引出”了无限的“可能性”（第2页，有改动）。无化的力量？这仍会赋予它一种肯定性。“以其谜样的严格性来理解”，布朗肖宣称，它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无名的、消遣的、延异的、离散的关联方式，由此，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上帝的观念，自我的观念，主体的观念，然后是真理和唯一者的观念，最后是书和作品的观念……”（ 第2页）“根本不把书作为它的目标”，它“外在于话语，外在于语言”，外在于书，“标志了书的终结”（第2-3页）。
在“复多的言语”和“极限体验”之后，莫里斯·布朗肖把其作品的第三部分确切地命名为“书的缺席”。他促使诺瓦利斯、兰波、卡夫卡、阿尔托、勒内·夏尔、安德烈·布勒东进入那里。所有这些人，在他看来，或多或少，心照不宣地认可了这一定义：“书：一个无限之运动的通道，从作为操作的书写走向了作为无作的书写；一个迅速阻断的通道。书写经过了书，但不命定于书（书不是书写的命运）。书写经过了书，书写在书中得以完成，哪怕是以消失的方式；但一个人书写并不是为了书。书：一个让书写走向书之缺席的计略。”（第818-819页）莫里斯·布朗肖思想的这漫长迂回，对于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的教益而言并非毫无用处：换言之，和世上那些十分折磨人的理论相反，书写首先是追问的力量，是挖空那些看似最为稳固的现实的力量，是不连续性和打断的力量。它不创造什么，也不让任何人充实。相反，它剥离，拆解，毁灭。
这力量通过打破一切的圆环（布朗肖补充说，“圆环之环：观念的总体——它奠定了历史，它在历史中发展，并且它的发展就是历史”[第3页]），邀我们一直走向彼岸。这力量首先责难“话语”：“这样一种话语：不论我们相信自己多么不幸，只要我们还支配着它，我们就仍被舒适地安置在里头”（第4页）。这力量其实从不只被一者支配，但它把存在归于一切之名，并且无名地，如同最后的迫求，“假定了时代的一种根本的改变”（第3页）。换言之：“历史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来临，这总处于共产主义之彼岸的共产主义。在如此的情境下，依照这一视角，“书写”，布朗肖声称，“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可怕的责任”（第3页）。它其实是“最大的暴力”：“它僭越了法则，一切的法则，甚至它自己的法则”（第4页）。
或许，莫里斯·布朗肖的贡献，他对其读者施展的魅力，与其说在于作者的人格，在于把他变成我们认识的那位作家的种种品质的整体，不如说在于他为思想通道提供的这一完美的传导性，在于这种推动思想的能力，思想征服了他而他也征服了思想，直至让思想超出了其界限。不是通过推理、论证、阐述。而是通过本质之物的跳跃，它把我们抛入了一种直到那时才得以察觉的显明性的中心。这一同样近乎游戏的方法（通过一种一直看到人所能抵达之处的好奇心），属于一场至为严肃的游戏，它让让本质的东西陷入了风险：我们通常的所思，所感，所信。应邀进行一次艰难的精神操练，我们当然没有获得任何文化的油脂，但我们失去的东西，或零碎或庞然，都只是我们为财富而采取的一次笨拙的加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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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1970年1月第86期的《文学半月谈》（La Quinzaine littéraire）杂志
（lightwhite 译）
《无尽的谈话》读后感(篇七)
从某种意义上说，布朗肖亦属于现代性设计中的一个环节，即隶属于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式计划的一员，该环节成员的特点就是对酒神迷狂的眷恋，以及对日神建制的反抗，通过语言叛逆，强调诗歌的自由生成潜力，从而在存在本体的层面上，试图在现代性进程的某条异轨上，还原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还原诗歌本身的物性尺度，在建制之外打量人的存在和世界的本性。反思我思主体过于膨胀乃至于失控的现代后果，反思哲学的建制化导致的哲学的衰弱，反思文学的表现论或再现论本质认知对文学自由王国功能的收编、整合和宰制。其思路是将文学或艺术置于绝对领域，以诗歌的意义生成和世界的文本化处理方法代替人类社会的科层制、系统化建制，以绝对主体和绝对文本的独异性和独一性取代建制层级的阶段化和差异化秩序，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文学思想类似于宗教信仰，它所崇拜的对象是又一个绝对主体和绝对文学，乃至一个绝对自由世界，布朗肖在评价西蒙娜·薇依的宗教思想的时候，不时表现出这种通过“无敌的确信”所达至的皈依状态，即在人与上帝沟通的环节中，不再是人通过某种教仪或形式获得神恩，神恩产生于苦厄和专注，在这种主体全然退弃的极限状态，人最终回归上帝的怀抱，或者人自身具有神性，变成上帝在世间的化身，同样的，文学也具有这样的功能，文学在布朗肖看来就是一个聚敛世界因果关系，又不断通过差异和重复，骰子一掷骰取消不了偶然，通过全凭机运般的思想游戏，所完成的世界文本阐释学，人在其中的最终命运是消失，这包括文本创造者的有限观念主体的消失，也包括具体存在感受的隐匿，因此，从本体论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退弃到外部的信念是一种极端的思想拯救主义，是一种以抹除具体在世经验、复返无人称生成尺度的轮回哲学。
然而，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样的理想主义的呼吁是行不通的，理论的最高品格是实践，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的动物，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存在系统的科层制，人的生活的环节的区分化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提升，公正，自由，平权，客观，活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现代性设计的追求所在，因而，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设计，虽然哲学家的设计思路不一样，但总的指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级或目标，就国家和社会而言，马克思的洞见是一针见血的，经济活动和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综合的关系是一切评判标准的尺度，而实践论维度所指向的未来的时间定序实际上是逆回归的，即永远上升，哪怕是阶段性回落，最终也会指向一个综合的未来，由此，对于人的存在和社会的价值系统来说，实践的尺度才是最强大的尺度，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外部文学思想通过自毁式的退弃思路，进入幽晦的文学空间，通过强调文学自身的生成力量来作为价值标准，实际上可谓是与最终目的相违背，这导致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首先，社会层级中的政治，科学，日常消费环节，如同布朗肖自己所言，是被排除在外部思想之外的，由此，可以说外部文学思想和尼采的思想具有相同的精英主义倾向，它所锁定的文学是一个哪怕连最杰出的作家都不能绝对把握的神秘异域，写作成了某种扶乩般的无意识行为，写作成了品尝苦厄，并在苦厄中冒着失去世界、存在和艺术本身的风险，最终是流亡的作者存在和诗歌本质，这样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外部文学思想是一个缺乏实践论考量的理想国计划。
从可能性的维度来说，布朗肖的外部文学思想可能吗，固然，他对这些外部文学现象的研究如列维纳斯所言，具有惊人的洞察，并且提供了一种观照作家创作和深渊关系的独特的外部视角，这对文学批评尺度本身来说，未尝不是一个突破，但是，绝对的主体退弃，绝对的外部世界绝不是一个与有限主体即我思主体、内部世界即建制世界——截然相区分的，或者说，截然能区分的，首先就作家主体而言，根据主体间性理论，或者根据拉康的主体理论，人的主体都是被大他者所询唤认证凝视的主体，这是布朗肖要退弃的有限主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又决定了主体性哲学不管从什么角度谈退弃，谈省思，都不可能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底座给推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的底座赋予人们思想言说以及写作展开的真正可能的力量尺度，是无法退弃的，布朗肖在论述里尔克的时候提到的“很低的意识程度”，类似于动物时间的观看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很低”不代表没有，只要尚在言说，只要用语言在思维，只要写作的内容是世间之事物，人类之情感，在世之活动，那么，这样的主体就先在地对世界有所参与，并且有所判断，这不仅仅体现在作者对写作材料的抉剔、人物形象的塑造、陈述的连贯性和词语的隐寓或互文等具体写作手段的思考、选取、使用上，而且这些具体的写作活动同样先在地筑基于世界关系的理据性前提，即建制科层制的客观存在、在世生活的因缘联络、此在行动的共在属性、非本真的沉沦状态或本真的筹划状态，因而，主体退弃与关系的客观性实在性是相矛盾的，“很低的意识程度”所暴露的“轮回”中的回眸则代表布朗肖在这种绝对运动中复杂的情绪心态，即退弃后的流亡依然需要一双打量运动节奏、观察生成的差序状况的眼睛，以及一双看不见的，但本质上仍然悬临于社会关系基础上手的调整、指示和完形，如此，我们可以说，外部思想不可能作为一条存在规律被践行于此在活动的关系的遗忘状态下，同样不可能作为创作者进行极限体验而达至的与世界的生成阐释同节律共呼吸的理想层面上的绝对可能，或者更本质地说，外部思想既不能作为存在的本体律令，也不能作为文学的本体规定，这样，从关系的复杂性标准来看，我们或许只能将外部思想看作是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实验，一个强调文学本位的绝对先在性和生成潜力的狄奥尼索斯计划，然而这个计划因为太过理想只能成为一种终将落空的指望，因而，我们将不得不违背布朗肖反抗建制和叛逆语言的一系列决然的自毁式涂抹，捍卫我们的建制，捍卫文学真正的书写的自由，即既保留言说极限的自由，又保留言说日常的自由，既保留生成的世界差异文本的自由，又保留有限的表现的或再现的机巧的自由，笔者认为，文学真正的自由不是规定极限体验，主体退弃，通达外部这一条道路的自由，而是既给这条道路预留空间，又在这条道路之外解放文学的基础功能，即与建制的对话关系、对日常生活作为质料因的，以包括理想化未来的表达、趣味性表达、对现状和风貌、对风景和人文关怀的综合性表达等等尺度的默许，来行使其真正的自由，文学未必只是“非真”，在更多的情况下，它是真善美的书写历史，是对世界关系的转写和升华，是对人的在世存在情绪的凝聚和释放，是对实在现实多样性和流动性的肯定，因而，外部文学仍然只是作为“一种”文学，外部文学理论只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外部文学本质观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被纳入这个包含众多文学理论的杂语共生的文学理论关系学视域之中，才能获得其应有的价值评判和应用效果，例如，对于布朗肖的先锋实验小说的阅读和接受经验而言，我们仍然是在一个已有的社会关系视域的基础之上对其内涵或价值进行解读，而解读出来的东西仍将取得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或显性或隐性的对应规律，或是现代性批判的某个程序和方略的指引，或是时空秩序感的颠覆所带来的人的独特在世体验，或是更神秘然而终归有所照显的等待、遗忘、苦厄、专注、肉身化、精神太一的洄游、流亡和消失等等，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文学对这种复杂性中产生的或焦虑或绝望或其他的各种情绪，本质上都是对现代性本身的回应，而回应已经不是退弃了，回应已经肯定言说主体的先在性了，回应本身就是以关系的客观存在、关系的可陈述、关系的相互联通为基础和得以可能的，因此，外部文学同样是一种视域的文学，有限的文学。
就文学空间而言，通过主体退弃，即包括苦厄、流亡、等待、遗忘、疯狂、垂死等等极限状态中，作者进入这种情境意向空间之中，同样是在主体的有限丧失和无限生成之间取一个中间状态，即有限的无限或无限的有限，如此，文学空间仍属于一个意向空间，这个意向空间包括主体意向的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状态，即迷狂的系列体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写作的生成机制看成是自动的无意识书写，无人称的流播的文本布局，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文学空间的特征是对时间的空间化延展，是对时间的历史性客观布局进行空间的弥散性生成布局的转化，但正如康德所言，时间和空间作为先天认识形式，已经内含于我们一切认识的可能性前提之中，也就是说，对时间的取消和空间化延展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学方法策略而不能以此作为文学本质观照的标准，也就是说，对时间的压缩或空间化处理并没有消灭时间的客观存在，而是以艺术的真实时间和空间——在布朗肖这里是文学空间的高密度多解性隐迹互文稿本的差异化时间或空间——将现实空间的形象化处理，这是艺术真实的权力和手段，因为艺术不是历史，艺术遵循的可以是差异化的时空间表达，但本质上，这种意向空间书写仍然是对现实空间本质的某种转换，即艺术手法的转换，就隐迹互文稿本这样的理想文本，例如圣经，城堡，堂吉诃德等等经久不灭的多解性文本，实际上是通过高超的艺术真实的处理将对现实真实的复杂性，差序化理解的可能性，以及现实秩序的内涵的丰富性都聚集起来所造成的艺术富文本效果，这是艺术的高超水准所在，但是，我们可以说，文学意向空间背后的意向性，即我们所理解的主体的前理解，仍然是对世界现实真实的一种内视形成，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才推动作者以不同的艺术手段对世界本身进行言说、处理或差序表达，艺术真实和现实真实可能存在着落差，但艺术本质和现实本质之间的关系才是艺术可能存在的前提，而不是布朗肖所说的，通过极限体验对一个理想的外部世界的新创：这个世界割裂了和建制化系统生活的联系，成为一个原始的，具有无面孔的轮回动力的差异世界的外部的永恒泉流，永无止境的永不停歇的生成世界。简言之，布朗肖将外部世界看成是一个无关系确定性的无人称的世界，并且认证这个世界才是建制现实背后更具本质性的世界的根本规律，这是绝对的精英主义的认知，因为按照这样的世界规律，人们除了退弃之外，一切建制化所必须的活动实际上都被一种轮回的唯一秩序所否定或取消了，然而，无论是布朗肖还是他批评过的那些外部文学现象学作家，都没有或者不能取消自己的在世因缘联络，尼采和莎乐美，阿尔托与超现实主义的种种联络，兰波的流浪见闻，卡夫卡的家庭民族对其深刻的影响，勒内夏尔的生活等等，都一定程度上和其所生活的时代，所遭遇的人世细节，所见证的历史事件，书写发生的文学观认识有着或宽松或紧张的关系，至少都没有脱离这种对建制化现实对作家主体们的影响、塑造、完形，甚至这些作家正是在觉知到了这种建制化程度之深，因而在对反对各种桎梏的情绪和思想见证的基础上，才获得了他们不朽的杰作和名声，当然，这些杰作和名声又回归到了一个文学建制化的过程，即经典化的过程，并成为下一个时代的建制前视野，文学就是在这种将文学历史前视野不断纳入考量，将文学的接受的效果历史作为每一时代作家模拟、表达、创造新的艺术真实的养料，文学才得以可能，这种客观的规律本身也规定了布朗肖的外部文学思想，文学绝非无中生有。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空间作为意向空间仍然是一个主体内视空间，主体退弃所导致的极限体验仍然是一个有限的保留了主体性的空间，中性的书写绝非中性，或者一种中性的书写是取消了主体当下判断的但具有更长远视角判断的历史性判断书写，这是属于人类世间的，而外部文学现象则是这些历史性判断书写的一个个极端的例子，它们也有共同的特征，即对历史时间的惯性宰制、对艺术与现实关系过于亲密的介入、对艺术丧失超越性维度和艺术本身的僵化所表达的失望和愤慨，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外部文学本质论大体上是一种文学复归论，即对文学的建制化生产复归文学的超越性的生成潜力的复归，对词与物之间固定化的表意现状的不满复归到语言自指的差序化或可能性生成的散播秩序的复归，从我思主体过于膨胀的创作者观念向主体退弃、文学空间的意向无定形流转的自动书写的复归，再者，从关系系统建制化所造成人性扭曲、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关系到本真存在向度的存在状态和以伦理他者为尺度的中性命名的回归。
如此，外部文学观念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我们必须看到其局限性，其实践性维度的缺失或实践性维度的极端性和不可操作性所在。然而，我们同样要看到，外部文学思想对建制化惯例认识所造成的种种后果的担忧是深切而深刻的，这包括对文学的，对存在的洞见，这就是布朗肖文学思想的动人之处，其对人的天命和尊严的忠实，对文学自由的自毁式追求，恰恰证明了文学的高贵与文学对人类的重要性，如此，我们对外部文学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就需要正视这种忧思和勇气，正视现状，正视布朗肖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充满震撼的艺术超越性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