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名十字路》是一部描写古代科举制度和官场生活的小说。主人公柳寒生在博学多才的基础上,努力奋斗,最终考中进士。但在官场上,他面临着种种考验和困难,最终选择了放弃功名,追求自己内心的真实。这部小说通过柳寒生的故事,探讨了成功与失败、名利与情感之间的选择和抉择。
功名十字路读后感(一)
多想些实际,少谈些主义。 男权大家族最后落个房倒屋塌,玩女权玩到最后只能玩出个孤苦无依,男女的关系到底该怎样呢? 这本书就告诉了我们答案。 男人是树,女人是藤,树没藤就断,藤没树就烂,树强藤自然沾光,藤强树也站得更稳,二者互相依存,一体两面,哪能分出个高低贵贱? 再激进的男权主义者也不会帮他爹压迫,疯到底的女权狂徒也没有升起军旗和她爸开战的。其实谁心里都知道是非对错,嘴上不认罢了。 到底什么才是正确?能告诉我们的,只有实际。主义出生就带着偏见和私欲,它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
功名十字路读后感(二)
小说完结,随着千代的去世,感到怅然若失,“我这一生,活的真是有滋有味,不过,稍觉有些累了。”这是千代最后的话,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闭上了眼睛。
全篇有一个横跨近七百页的照应,便是千代与一丰夫君的约定,辅佐你成为一国一城之主,而你,只许爱我一人。这个不切实际的约定,最后却实现了,在平凡如斯的山内家。这样的故事,既让人感动又让人感慨。一丰的耿直与勇武,千代的聪慧,共同造就了山内家的辉煌。
前篇感觉文笔略显收敛,或许也有翻译的原因,唯一读到动容之处便是,筱田合战之时,甲斐武士,武田家引以为骄傲的骑兵团,被铁炮足轻队尽数歼灭。或许代表着武士道的终结,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的大名各自战死沙场,武田家的武运亦走向衰落。全篇的高潮集中在结尾,山内一丰的最后一战,年近六旬的山内一丰,竟然能说出,你现在去向内府本营报告,不管内府大人有什么指示,对马守要参战了,不得不说,这是山内一丰这一生,唯一一次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作为读者,我竟然也产生了热血沸腾的感觉,不光是为了功名,战场上,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蕴藏着能够让人为之肝脑涂地的力量。
整部小说快要结束之时,千代和山内夫君对于土佐国的治理第一次产生了矛盾,而后直到山内一丰去世,也未能化解,这便是人生而不是故事,作为辅佐了山内夫君一生的千代,终究也任性了一次,就让夫君错下去吧。山内一丰病逝之际,千代的哭泣让人感同身受。搬到京都去的千代,完成了自己晚年的夙愿,在没有一丰夫君的十二年里,想必千代也是很落寞的吧。
功名十字路读后感(三)
据称山内家后人因司马这本其实以千代为主角的作品中“贤妻愚夫”的描写与史实不符而多有批判,说来倒也冤枉,千代之名毕竟早在战前就作为“贤妇之鉴”被纳入书中教化妇女了,但如今世间对山内一丰“普通”、“平庸”、“靠老婆”的印象恐怕也与司马笔下的人物形象及其强大的影响力不无关系。除了大名鼎鼎的“笠の绪の文”,千代的事迹大多是些无从稽考的传说,却也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然而司马笔下的千代却像开启了历史之眼一般,从新婚之夜“一城一国”的约定,到坚信家康未来是天下之主,仿佛山内家的家业都是托了千代之福,显然过于夸张,而以内助之功为一丰的出世下定论,恐怕也不太公允。
“普通人奋斗记”对读者有着亘古不变的吸引力,一丰从浪人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谋求功名,终成一国大名,如今看来也足够具有现代意义,而论及一丰的出人头地,除了千代之功,更多的则是其人自身的优点:一是勇武。山内家的封地几乎都是一丰几百石几千石点点滴滴用血汗挣换得来,对阵金崎的战事中面部中箭,牙齿粉碎,颊上剜了一个大洞,堪称惨烈,盖因血肉乃是彼时还一文不名的一丰博取功名的唯一本钱;二是耿直。纯朴耿直的乡下武士脾气作为一丰的性格标签为其收获了封君的信任与同僚的敬重,就任秀次的宿老、作为防范家康的最前线受封挂川无不是其获秀吉信任之证,这样的性格也令一丰率先向家康表明立场的行为具备了非凡的政治意义;三是眼界。虽然司马多次强调一丰以正直著称,但其人想来应该是具有敏锐政治触觉、很会揣测上意的,身为宿老在秀次事件后不但无罪反而受封,赌上整副身家夫妇一唱一和的向家康多次表态,小山评定时盗取忠氏计策诸事可见一斑,当然司马也一再申明战国末期并不存在道义伦理,能够保全自家、加封进禄,才是众将存世之本,倒也不必加之跨时代的道德批判;四是运气。司马借一丰本人之口多次感悟的“跟对人”固然有择木而栖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冥冥中的运气,说一丰有武运吧,可从来没有一战成名大加封赏的好事,但若说运气不好,却也在乱世中立身,罕见败绩,屡有斩获,这种难以言表的奇妙运气还是司马所谓“农夫型武士”耕种就有收获的断语最为贴切。
读司马笔下的故事最有意思的永远是将不同的作品结合起来,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审视同一事件,比如尽管本作与《关原》对小山评定一节有着基本相同的描写,但对比本作强调忠氏作为二代大名的宽宏大度,一笑置之,《关原》中则补了一笔堀尾家战后没有得到太大加封,忠氏之子无子,家门被幕府撤销的叙述,读者观感就完全不同了...又比如本作通过一丰这个历经信长、秀吉、家康三代的小人物视角透视战国末期这段历史,顺带完善了秀吉、家康的形象。如果说《新史太阁记》中的秀吉止于一统天下的意气风发,《关原》中的秀吉只剩下行将就木的衰老昏聩,本作则补完了秀吉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并毫不掩饰其对秀次一族的凶残杀戮(然而秀次依然是残酷愚蠢,在后期《丰臣家的人们》中司马也延续了这一描写,似有洗白秀吉,合理化其令秀次自裁之嫌),包括以“敌强我弱”、“敌弱我强”的形容高度概括家康的谋略,缝合起家康早年忠厚耿直与后期野心家的形象,司马笔下的人物往往就这样散落在不同的作品里,如三菱镜一般折射出不同的色彩,需要读者自去寻找其中的节点。
外一则,司马在本作中直接采用了民间“土佐二十四万石”的说法,以此当做家康格外褒奖一丰的证明,然而历史上长宗我部治下的土佐在太阁检地时石高仅为九万八千石,关原后一丰受封的也仅止于此,直到家康就任将军翌年检地重新核定诸大名领内粮食产量,土佐禄额才被再度算定为二十万二千石,所以说,家康确实给一丰增加了领地,但他的初衷恐怕未必有二十余万石这么慷慨,更有传言称家康是为了让一丰平定刚失去旧君长宗我部氏的土佐余臣才将其转封至偏远的四国一隅的,结合一丰在关原前后的表现,山内家似乎并没有得到超出常理的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