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讲述了什么是爱敬与仪章，以及它们在人际关系和社会中的重要性。文章指出，爱敬和仪章是建立良好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石，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加尊重他人、更有礼貌和更有担当。同时，文章也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和修养。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一)
吾妻重二，国籍日本，1956年生于茨城县，现任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1978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东洋哲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1981至1983年作为高级进修生留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思想文化史，也关注朱子学与儒教仪礼、书院研究，并积极参与东亚诸国的实地调查。主编《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1-8册），翻译熊十力《新唯识论》与冯友兰《冯友兰自传》，专著《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与《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二书已在国内出版。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二)
【作者简介】吾妻重二，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1956年1月生，1978年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1981—1983年作为高级进修生留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关西大学文学部部长、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科长、大学院东亚文化研究科科长、关西大学理事；兼任日本中国学会副理事长、日本道教学会理事、东方学会评议员及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研究领域为近世东亚儒学思想。主要专著有《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2017）和《<朱子家礼>宋本汇校》（2020）等，并有译著、编著共三十余部。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三)
《春秋左传正义》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大概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华夏民族这个称谓最早的来源。作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负着调节社会秩序、维系国家稳定的功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书于南宋末年的《朱子家礼》是朱熹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这套礼仪制度在制定时秉承礼仪，删繁就简，中和官方礼仪与民间礼仪，贴近普通百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仪影响颇深。不仅如此，它还漂洋过海走向东亚诸国，成为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各国共同遵守的标准礼仪规范。
在《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吾妻重二将全书分为：文献足征、礼文备具、礼书传承，此三编，内容之丰富，包罗《家礼》版本、木主、深衣、日本《家礼》接受史等广泛议题，并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于一身，深入而细致地揭示了《家礼》的诞生、发展以及在东亚诸国的普及。
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承上启下的一个时代，在中国礼学发展进程中，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朱子家礼》就是宋儒对传统礼仪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的成果。北宋立国后，太祖制定了科举取士制度，文人地位较之前朝有了空前的提高，极大程度上打破了过去贵族门阀把持朝政的现象，寒门学子同样可以通过科举实现阶层的跨越，此时士家大族如若有意继续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也必须要与普通士子一同通过科举以求功名。
值得肯定的是，朱熹在编定《家礼》程序时以实用、易行为上：他打破古代庙制限制，首创“祠堂制度”；简化古礼程序，将婚礼“六礼”删为“三礼”；同时秉承“兼及士庶、化民成俗”的原则对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礼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并在不违礼义的原则下，特别注重礼仪制度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努力使《家礼》成为贴近士庶实际生活，规范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事的士庶通礼，以期真正实现礼仪制度的全民普及化。
《朱子家礼》不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且远播东亚诸国，成为15世纪之后东亚世界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韩国学者卢仁淑认为“《文公家礼》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实未若韩国之深远”。
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为宗藩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册封，在文化上则“经与礼，一遵朱子，无敢少差”。李朝太祖李成桂认为“冠婚丧祭，国之大法”，令本朝礼仪“一用朱子《家礼》”。在朝鲜半岛，《朱子家礼》被士大夫视若国礼，奉之为圭臬，家礼学也成为朝鲜李朝之显学。在朝鲜封建社会制度巩固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中作用极为重要。时至今日，每年春秋两季，韩国成均馆仍会举行祭孔的释奠礼，《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礼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15世纪时，即室町时代中期《朱子家礼》传入日本。吾妻重二讲道，在日本江户时代，知识分子对《朱子家礼》就已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本知识分子研习《家礼》，尤重丧礼和祭礼，并有大量论著和实践。江户初期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鹅峰、德川光圀等，都有《朱子家礼》丧祭礼的实践经验。自江户后期以降，日本祖先祭祀中的牌位乃遵循《朱子家礼》的制式，由此可见《朱子家礼》在日本的深入人心。
在越南，《朱子家礼》的影响大致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之后。圣宗时代继承了前朝遗志，一应礼仪典范皆向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从此时开始，《朱子家礼》倍受关注，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朱子家礼》进行。而在琉球，18世纪初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子家礼》对其影响至深。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认为，朝鲜半岛受其影响最大，日本、越南仅次之。
自南宋以来，《朱子家礼》由中国走向东亚世界，并深刻影响东亚世界长达五百多年，最终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21世纪的今天，炎黄子孙又该如何看待这个早已在意识形态上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却依然活跃在东亚各国的传统礼制文化呢？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四)
礼学研究是一种“绝学”，这样说是否有些言过其实呢？
正如本书中屡次提到的，过去礼学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礼的相关著作也曾层出不穷。那么，在本书的结尾，也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礼学的继承与发展吧。
简单地说，礼学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经学”的领域，另一个是“礼制”的领域，过去的礼学都在这两个领域中进行讨论，不断积累了各种著述。
其中，就“经学”方面说来，《仪礼》《周礼》《礼记》，即所谓的三礼文献的注释是其代表性著述，诸如十三经注疏中的各注疏、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等都有详尽而精密的内容。而在“礼制”方面，朱熹与黄榦《仪礼经传通解》、江永《礼书纲目》、秦蕙田《五礼通考》等书都是收集、整理古代或历代礼仪制度的资料汇编，这些书并不限定于上述三礼文献中的任何一种，而广泛涉及吉凶宾军嘉等各种礼仪方式，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将其分类为“通礼”。换言之，“经学”之书作为儒教经典阐明了礼的基本原则，而“礼制”（通礼）之书则以此为依据而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礼仪的实践手册、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这种礼书就是所谓的“仪注”，大致可分为国家举行的国家礼仪和个人实施的私人礼仪（顺便说一下，在朝鲜，通常不称为“仪注”而称为“仪轨”）。《四库全书总目》（四库提要）对此作了如下解释：
案： 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二·经部二十二·礼类四）
据此，“仪注”诸书中“事关国典者”就分类为“政书”，“私家仪注”则分类为“杂礼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作为国家层次的仪注书列举了唐朝《大唐开元礼》、宋朝《政和五礼新仪》、明朝《明集礼》等，而将朱熹的《家礼》归入“杂礼书”中。当然，这里所说的“杂礼书”仅仅是以经学为正统的角度下做的分类，其定位颇低，但实际上，如在本书中也反复叙述的，《家礼》作为一种日用礼仪实践手册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仪式程序（manual）的礼书，从广义上来说，也可属于“礼制”的领域。
此外，还有研究在礼仪中使用的器物、服饰等东西的学问，传统上，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等考证工作就相当于此。
这样看来，可知所谓的礼学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总括起来应该如下：
经学——关于《仪礼》《周礼》《礼记》的注释、著作 目的： 阐明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制——礼仪实践的著作 目的： 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1. 通礼——实践诸礼的资料汇编
2. 仪注——国家层次（政书）、私人层次（私家仪注）
3. 名物——器物、服饰等的考据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粗略的分类，但由此我们可知，“礼”并不是单纯的观念，而是要求以可见的形式付诸实践（performance）的，因此，“礼”在历史上持续实行，“礼制”方面的各种著作也十分浩瀚。所谓“礼学”，从广义上说，就是包括所有这些方面的学问。
那么，这样的礼学方面的研究情况又如何呢？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对此讨论了一些，但总的说来，近代以来，此领域的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问相比，不得不说是相当稀少，甚至寥寥无几。
现在按我的记忆随便举例，在近现代中国，到一九八年代为止，积极推动礼学研究的人物只有张锡恭、王国维、曹元弼、人民共和国以后继承曹元弼的沈文倬，以及杨宽等人而已。在台湾，虽然在一九七年代开展了“仪礼复原研究”，但此只是一种孤立研究，似乎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反响。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近代学制中，儒教的研究被分类在“中国哲学”的领域，致使礼学在儒教研究中被搁置不理。这种倾向在中国尤为显著，但是关于这种近代的学问划分导致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多作讨论了。另外，礼仪只是封建残余这一观念，似乎也阻碍了礼学研究的继承与发展。就上面提及的沈文倬而言，他所从事的礼学研究，正是“存亡继绝的工作”（王元化《贺信》，《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书局，2006年）。
与此相比，在日本近代还相对保留了汉学的传统，可以举出加藤虎之亮、服部宇之吉、加藤常贤、宇野精一、藤川正数、川原寿一、西冈弘、影山诚一、池田末利、栗原圭介、林巳奈夫等人的名字。不过，即便如此，他们的礼学研究还是被认为是颇为特殊的，不免给人一种“有点古怪”的印象。说到底，它只是旁系，或者只不过是为了理解中国哲学等“主流”的辅助手段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虽是很宝贵的，但其范围还很狭隘，仍是以中国古代为中心，几乎没有涉及到宋代以后的近世时期。
总的说来，近代以后，礼学的研究长期处于“不绝如线”的状态，给人一种奄奄一息、勉强维系生命的印象。特别是本书中研讨的《家礼》研究，在近代以后，除了一些讨论其真伪问题的文章之外，基本上几乎没有人关注。这种状况在中国、日本、韩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宋代的张载曾经高唱“为去圣继绝学”（《张子语录》）的理想。在激进的近代化、西化的浪潮中濒临断绝的礼学以及《家礼》的研究，自一九九年代以后却逐渐复兴，现在出现了很多成果，与我开始研究礼学时相比，不禁有隔世之感。本书虽然并不是为“去圣”（去世的古圣人）而撰写的，但是在继承“绝学”这一方面，与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其他相关著作一样，或亦可有羽翼之功。至于《家礼》在日本的接受史，至今研究还很少，本书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意义。
最后附记一下本书书名的由来。本书原本要称为“东亚《家礼》思想研究”，但经过一些商量后，决定名为“爱敬与仪章： 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如上所述，儒教不仅有思想层面，也有礼仪层面，家礼关涉的不仅是思想上的事，因此不用“思想”两个字了。关于“爱敬”与“仪章”两个词，取自朱熹《家礼序》开头的一节：
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
据此，所谓礼需要兼备“本”（实质）与“文”（形式）两个方面，而“本”与“文”的核心是“爱敬”之情和“仪章”之饰。以感情与文饰的混合（hybrid）说明礼的成立，是中国传统的思考方式，《礼记·坊记篇》“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孟子·离娄篇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等语都表明了这一点。朱熹注云“节文，谓品节文章”，意思是对“仁”“义”的真实情感加以调节、文饰，才能成为礼仪。因此《家礼》主张，在举行冠婚丧祭时，人不仅要怀着爱敬家族的亲切感情，还要按照礼仪规定举行仪式才行。“爱敬”与“仪章”这两个词虽然平淡，但却很好地表现出了强调实质与形式、内与外、主观和客观的《家礼》一书的本质。
此外，本书的书名里使用了《朱子家礼》一词。当然，《家礼》是原来的名称，但为了便于一般读者理解而用了《朱子家礼》。
本书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尚未出版。礼学以及《家礼》的研究今后仍要继续下去，本书是在这个过程中取得的一个成果。当编辑本书之时，很多朋友和学生都予我以帮助，参与了翻译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希望学界同仁指正、赐教。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8日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五)
一
此书收载了有关南宋朱熹（1130—1200）《家礼》的一系列论文，在此先说明一下此书的缘由。 《家礼》一书作为“冠婚丧祭”的礼仪实施手册，宋代以后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与普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所具备的意义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对儒学的偏颇见解可以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儒学以“仁”与“礼”为核心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关于此点，《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雍也》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语即有明确的体现。另外，关于“孝”的实践，《论语·为政》中有如下问答：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里孔子说：父母生前当然奉事之，死后还能正确地实行“葬”“祭”的“礼”，才算是尽“孝”。换言之，仁、孝的“思想”通过“礼”的实践才能具体化、现实化；思想与礼仪，即实质与形式二者，好似车之两轮，都很重要。正因如此，后世儒学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文献为基础，发展出丰富多彩的礼学与礼制。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礼学与礼制对于国家仪礼、社会仪式、风俗习惯、日常行为、礼节、丧葬仪礼以及祖先祭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儒学的礼学与礼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过去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礼”。 但是，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重心转移到思想研究方面，集中在中国“哲学”的领域中。当然，这与在儒学漫长的历史中诞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在“哲学”领域中难以讨论“礼仪”方面，因此“礼仪”研究被搁置一边。其实，尽管哲学是儒学的重要部分，但并非是儒学的全部，在回溯儒学史展开的时候我们必须确认“哲学”与“礼仪”两个方面。 近十多年来，出于这种反省与展望，“礼仪”研究不仅在中国，在韩国、日本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本书以2003年整理的日本科学研究费报告书为基础，还收录了以之为契机而新写的有关《家礼》的一系列文章，也可能在儒学以及东亚文化传统再审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二
现在要说明《家礼》的作者问题。自清代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主张“《家礼》伪作说”以来，这一说法十分流行，但是这种说法是误解，是错误的。对此问题，前人已经有所考察，我也做过一些考证（参见本书17页以后），详细内容在此不再重复。简单地说，虽然《家礼》在内容上有前后矛盾等若干问题，不过这应该是由于《家礼》不是定本而是稿本所引发的。朱熹的高足陈淳说《家礼》是“未成之缺典”，此说法十分准确。《家礼》虽是朱熹的未定稿，但也是朱熹自撰的重要著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朱熹《家礼》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能够从三个方面确认。 第一是作为礼仪文献的重要性。在中国，最重要的古典礼仪文献当然是《仪礼》，可以说《仪礼》是中国古代礼仪文献的代表。与之相对，《家礼》则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仪文献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礼仪实践手册，我们必须在提起《仪礼》时一同提起《家礼》。在此意义上，《家礼》可说是儒学的“新古典”。 第二是《家礼》内容的普遍性。所谓的普遍性也可以说是超越阶级。《家礼》在礼仪的实践上并没有拘泥阶级或官品，而是处处强调“士”与“庶”都可以按自己的情况实践自己的礼仪。中国古代，礼仪被认定是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即为此阶级性的象征。一般的庶民没有行礼的资格，阶级的差异强制地决定了礼之有无。但《家礼》并没有设定这种阶级、官品的差别。 当时，宋朝继承传统国家礼制，在礼仪实践上还保持阶级性的很多限制，而《家礼》却与这种国家法令规定的阶级性不同，提倡了超越阶级的士庶“日用常行之道”。这应该是朱子学“人皆可以为圣”的平等主义人性观的反映。如“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朱子语类》卷五十五）一句说明，朱子学基于性善说认为人们都可以成为“尧舜”。我们可以说，朱子学有很高的儒学理想，此理想与中国古代、中世纪的阶级性浓厚的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是《家礼》的广泛影响。《家礼》一书曾经超出中国的范围，还给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关《家礼》的注释、书籍、文章在这些地区曾经大量出现，实行《家礼》式礼仪的例子也很多，其影响程度可能不亚于朱熹的名著《四书集注》。近年来的调查说明，东亚地区近世有关《家礼》的文献极多，我们不得不承认此书强大的感化力量。
三
“礼”原本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人类”与“禽兽”的重要标志。比如重编《家礼》撰写《文公家礼仪节》的明人丘浚（1421—1495），在该书序中提到：
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也。中国所以异于夷狄，人类所以异于禽兽，以其有礼也。礼其可一日无乎？成周以礼持世，上自王朝以至于士庶人之家，莫不有其礼。
丘浚说：“礼”是区分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的关键实践，也是上自王朝下至士庶人一日都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这种思想不仅在中国，在东亚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共通认识。日本江户时代前期著名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的解说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礼者天地之常，人之则也。则，谓人之规距也。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因此应自幼即谨守礼仪。人之行为，事事应有礼。若万事有礼，则有条理而易行，心亦定而安。若无礼，则条理差失，紊乱而不行，心亦不安。故礼乃不可不行者也。自小儿之时，即应当遵从和礼之法而教之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和俗童子训》，原文为日语）
在此“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礼者天地之常，人之仪则也”也是以朱熹的说法为根据，并与丘浚的见解如出一轨，相互沟通。不仅如此，贝原益轩还强调“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对于日本近世日常仪礼的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人们都说“日本人很讲究礼貌”，而假如是这样，这种礼貌也可以说是在朱子学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此外，如韩国首尔南大门的正式名称为“崇礼门”，琉球王宫首里城的正门亦挂有“守礼之邦”的匾额，这些情况都值得注意。这些“礼”字向国内外宣告着自己不是野蛮之地而是文明之国。“华夷”之分的标志也就在于“礼”，东亚近世文明的形成中，儒学的“礼”的作用十分重大，而《家礼》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四
我的《家礼》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总结成果是2003年的科学研究费报告书：《朱熹〈家礼〉版本与思想的实证研究》。 最初，我认为此研究已告一段落，但随着调查推进，就感觉到仍有很多不明之处，尤其痛感东亚范围的调查很不充分，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因此，2009年11月3—4日，我在关西大学全球化COE（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ICIS）的支援之下，与韩国国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当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内外的很多优秀学者共聚一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与朴元在共同编著的此次会议论文集《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也在2012年得以出版。我自认为，此国际研讨会与论文集应是《家礼》研究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期间，我还开始收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与《家礼》相关的文献，并在2010年影印出版了日本江户时期《家礼》相关的重要文献，名为《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到今年为止，此系列共出版了九册。 2012年，在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的帮助下，我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该书获得好评，同年十月就发行了第二版。 本书的前半部分，即第一章到第七章，已经收录在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中，文字有一定改动。而第八章以后的后半部分是该书出版以后撰写的新文章。本书所载的“原序”就是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序文。 这些文章中，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一文原是2008年撰写的旧稿，现在已经有必要补充后来出现的各种新成果，诸如彭林、杨华、殷慧、彭卫民、叶纯芳、乔秀岩（桥本秀美）、田世民、张东宇、韩淑婷、松川雅信等人的著作。但现在没有时间加写这些信息，十分遗憾。不过，我觉得此文中指出的“现状与课题”的基本方向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本书副标题“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所谓的“东亚”，也可能名不副实，因为所载文章大部分是讨论中国与日本，很少涉及朝鲜·韩国、越南等地。虽说如此，但我还是采用了“东亚”一词，这是因为我个人的关注一直在于东亚，并且还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家礼》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中国，还扩大到了东亚各国。 顺便一提，原《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后半部分是《校勘本〈家礼〉》。2020年，我抽出此校勘部分，并加以一些补订，以《〈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五
吴震教授在阳明学方面有显著业绩，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专家的代表。同时，吴震教授对朱子学、《家礼》以及礼仪研究的意义亦有着深刻的理解，此次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吴震教授的全面支持与协助。另外，吴震教授现在还正在进行东亚地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的《家礼》相关文献的标点汇编工作，我也共同参与这项工作。这套丛书不久将出版面世，东亚《家礼》研究就会获得可靠的文本，这将极大地推动相关研究。 我已经发表的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如下，以供参考。其中《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已经出版九册，预计还有二、三册即将完结。 《朱熹〈家礼〉の版本と思想に関する実证的研究》，研究代表者：吾妻重二，2000年度～200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全299页，2003年3月 《东アジアの仪礼と宗教》，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丛刊》第三辑，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雄松堂出版，全425页，2008年8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1，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54页，2010年3月 《朱子家礼と东アジアの文化交涉》，吾妻重二、朴元在编，汲古书院，全486页，2012年3月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汉语），吾妻重二，吴震、郭海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420页，2012年5月＊同年10月，第二版出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二）》，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2，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1页，2013年3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四～八十六》，吾妻重二、井泽耕一、洲胁武志译注，汲古书院，全359页，2014年12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七～八十八》，吾妻重二、秋冈英行、白井顺、桥本昭典、藤井伦明译注，汲古书院，全339页，2015年7月韩语译：『 ？ ？ ？ ？ 』 第 １６辑，韩国国学振兴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三）》，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3，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2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四）》，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4，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83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五）》，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5，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9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六）》，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6，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1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七）》，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7，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8页，2018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八）》，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8，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8页，2019年3月 《〈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吾妻重二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全241页，2020年9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九）》，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9，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9页，2021年3月 以上是本书出版的缘由和背景。希望本书能对《家礼》以及儒学研究有所贡献，并在此对吴震教授的帮助和情谊衷心表示感谢。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5日写于日本关西大学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六)
此书收载了有关南宋朱熹（1130—1200）《家礼》的一系列论文，在此先说明一下此书的缘由。 《家礼》一书作为“冠婚丧祭”的礼仪实施手册，宋代以后随着朱子学的发展与普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它所具备的意义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对儒学的偏颇见解可以说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儒学以“仁”与“礼”为核心内容，二者缺一不可。关于此点，《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雍也》中“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语即有明确的体现。另外，关于“孝”的实践，《论语·为政》中有如下问答：
这里孔子说：父母生前当然奉事之，死后还能正确地实行“葬”“祭”的“礼”，才算是尽“孝”。换言之，仁、孝的“思想”通过“礼”的实践才能具体化、现实化；思想与礼仪，即实质与形式二者，好似车之两轮，都很重要。正因如此，后世儒学以《仪礼》《周礼》《礼记》三礼文献为基础，发展出丰富多彩的礼学与礼制。 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礼学与礼制对于国家仪礼、社会仪式、风俗习惯、日常行为、礼节、丧葬仪礼以及祖先祭祀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儒学的礼学与礼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很大的作用，过去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离不开“礼”。 但是，近代以来的儒学研究重心转移到思想研究方面，集中在中国“哲学”的领域中。当然，这与在儒学漫长的历史中诞生了丰富的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而在“哲学”领域中难以讨论“礼仪”方面，因此“礼仪”研究被搁置一边。其实，尽管哲学是儒学的重要部分，但并非是儒学的全部，在回溯儒学史展开的时候我们必须确认“哲学”与“礼仪”两个方面。 近十多年来，出于这种反省与展望，“礼仪”研究不仅在中国，在韩国、日本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本书以2003年整理的日本科学研究费报告书为基础，还收录了以之为契机而新写的有关《家礼》的一系列文章，也可能在儒学以及东亚文化传统再审视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现在要说明《家礼》的作者问题。自清代王懋竑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等都主张“《家礼》伪作说”以来，这一说法十分流行，但是这种说法是误解，是错误的。对此问题，前人已经有所考察，我也做过一些考证（参见本书17页以后），详细内容在此不再重复。简单地说，虽然《家礼》在内容上有前后矛盾等若干问题，不过这应该是由于《家礼》不是定本而是稿本所引发的。朱熹的高足陈淳说《家礼》是“未成之缺典”，此说法十分准确。《家礼》虽是朱熹的未定稿，但也是朱熹自撰的重要著作，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朱熹《家礼》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能够从三个方面确认。 第一是作为礼仪文献的重要性。在中国，最重要的古典礼仪文献当然是《仪礼》，可以说《仪礼》是中国古代礼仪文献的代表。与之相对，《家礼》则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仪文献的代表。作为中国传统礼仪实践手册，我们必须在提起《仪礼》时一同提起《家礼》。在此意义上，《家礼》可说是儒学的“新古典”。 第二是《家礼》内容的普遍性。所谓的普遍性也可以说是超越阶级。《家礼》在礼仪的实践上并没有拘泥阶级或官品，而是处处强调“士”与“庶”都可以按自己的情况实践自己的礼仪。中国古代，礼仪被认定是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礼记·曲礼》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一语即为此阶级性的象征。一般的庶民没有行礼的资格，阶级的差异强制地决定了礼之有无。但《家礼》并没有设定这种阶级、官品的差别。 当时，宋朝继承传统国家礼制，在礼仪实践上还保持阶级性的很多限制，而《家礼》却与这种国家法令规定的阶级性不同，提倡了超越阶级的士庶“日用常行之道”。这应该是朱子学“人皆可以为圣”的平等主义人性观的反映。如“性善，故人皆可为尧舜”（《朱子语类》卷五十五）一句说明，朱子学基于性善说认为人们都可以成为“尧舜”。我们可以说，朱子学有很高的儒学理想，此理想与中国古代、中世纪的阶级性浓厚的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是《家礼》的广泛影响。《家礼》一书曾经超出中国的范围，还给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地区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关《家礼》的注释、书籍、文章在这些地区曾经大量出现，实行《家礼》式礼仪的例子也很多，其影响程度可能不亚于朱熹的名著《四书集注》。近年来的调查说明，东亚地区近世有关《家礼》的文献极多，我们不得不承认此书强大的感化力量。
“礼”原本是区分“文明”与“野蛮”、“人类”与“禽兽”的重要标志。比如重编《家礼》撰写《文公家礼仪节》的明人丘浚（1421—1495），在该书序中提到：
丘浚说：“礼”是区分中国与夷狄、人类与禽兽的关键实践，也是上自王朝下至士庶人一日都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这种思想不仅在中国，在东亚地区也成为了一个共通认识。日本江户时代前期著名的朱子学者贝原益轩（1630—1714）的解说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在此“无礼，则无人间之规矩而同于禽兽”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礼者天地之常，人之仪则也”也是以朱熹的说法为根据，并与丘浚的见解如出一轨，相互沟通。不仅如此，贝原益轩还强调“起居动作、饮食、酒茶之礼仪、拜礼等”，对于日本近世日常仪礼的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人们都说“日本人很讲究礼貌”，而假如是这样，这种礼貌也可以说是在朱子学的影响之下产生的。 此外，如韩国首尔南大门的正式名称为“崇礼门”，琉球王宫首里城的正门亦挂有“守礼之邦”的匾额，这些情况都值得注意。这些“礼”字向国内外宣告着自己不是野蛮之地而是文明之国。“华夷”之分的标志也就在于“礼”，东亚近世文明的形成中，儒学的“礼”的作用十分重大，而《家礼》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我的《家礼》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最初的总结成果是2003年的科学研究费报告书：《朱熹〈家礼〉版本与思想的实证研究》。 最初，我认为此研究已告一段落，但随着调查推进，就感觉到仍有很多不明之处，尤其痛感东亚范围的调查很不充分，还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因此，2009年11月3—4日，我在关西大学全球化COE（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据点，ICIS）的支援之下，与韩国国学研究院共同举办了国际研讨会“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当时，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内外的很多优秀学者共聚一堂，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与朴元在共同编著的此次会议论文集《朱子家礼与东亚文化交涉》也在2012年得以出版。我自认为，此国际研讨会与论文集应是《家礼》研究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在此期间，我还开始收集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地与《家礼》相关的文献，并在2010年影印出版了日本江户时期《家礼》相关的重要文献，名为《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到今年为止，此系列共出版了九册。 2012年，在复旦大学吴震教授的帮助下，我出版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一书。该书获得好评，同年十月就发行了第二版。 本书的前半部分，即第一章到第七章，已经收录在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中，文字有一定改动。而第八章以后的后半部分是该书出版以后撰写的新文章。本书所载的“原序”就是此《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序文。 这些文章中，第一章“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一文原是2008年撰写的旧稿，现在已经有必要补充后来出现的各种新成果，诸如彭林、杨华、殷慧、彭卫民、叶纯芳、乔秀岩（桥本秀美）、田世民、张东宇、韩淑婷、松川雅信等人的著作。但现在没有时间加写这些信息，十分遗憾。不过，我觉得此文中指出的“现状与课题”的基本方向至今仍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本书副标题“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中所谓的“东亚”，也可能名不副实，因为所载文章大部分是讨论中国与日本，很少涉及朝鲜·韩国、越南等地。虽说如此，但我还是采用了“东亚”一词，这是因为我个人的关注一直在于东亚，并且还希望借此提醒人们《家礼》所涉及的范围不仅限于中国，还扩大到了东亚各国。 顺便一提，原《朱熹〈家礼〉实证研究》的后半部分是《校勘本〈家礼〉》。2020年，我抽出此校勘部分，并加以一些补订，以《〈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为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吴震教授在阳明学方面有显著业绩，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专家的代表。同时，吴震教授对朱子学、《家礼》以及礼仪研究的意义亦有着深刻的理解，此次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吴震教授的全面支持与协助。另外，吴震教授现在还正在进行东亚地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的《家礼》相关文献的标点汇编工作，我也共同参与这项工作。这套丛书不久将出版面世，东亚《家礼》研究就会获得可靠的文本，这将极大地推动相关研究。 我已经发表的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如下，以供参考。其中《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已经出版九册，预计还有二、三册即将完结。 《朱熹〈家礼〉の版本と思想に関する実证的研究》，研究代表者：吾妻重二，2000年度～2002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盘研究(C)(2)研究成果报告书，全299页，2003年3月 《东アジアの仪礼と宗教》，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流研究丛刊》第三辑，吾妻重二、二阶堂善弘编，雄松堂出版，全425页，2008年8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一）》，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1，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54页，2010年3月 《朱子家礼と东アジアの文化交涉》，吾妻重二、朴元在编，汲古书院，全486页，2012年3月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汉语），吾妻重二，吴震、郭海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全420页，2012年5月＊同年10月，第二版出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二）》，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2，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1页，2013年3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四～八十六》，吾妻重二、井泽耕一、洲胁武志译注，汲古书院，全359页，2014年12月 《〈朱子语类〉訳注卷八十七～八十八》，吾妻重二、秋冈英行、白井顺、桥本昭典、藤井伦明译注，汲古书院，全339页，2015年7月韩语译：『 ？ ？ ？ ？ 』 第 １６辑，韩国国学振兴院，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三）》，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3，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2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四）》，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4，关西大学出版部，全283页，2015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五）》，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5，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9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六）》，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6，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1页，2016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七）》，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7，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68页，2018年3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八）》，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8，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48页，2019年3月 《〈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吾妻重二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全241页，2020年9月 《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九）》，吾妻重二编著，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27—9，关西大学出版部，全309页，2021年3月 以上是本书出版的缘由和背景。希望本书能对《家礼》以及儒学研究有所贡献，并在此对吴震教授的帮助和情谊衷心表示感谢。
吾妻重二
2021年4月15日写于日本关西大学
《爱敬与仪章》读后感(七)
吾妻重二（章静绘）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吾妻重二先生是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在“朱子家礼”领域成果卓著。2020年他的《朱子家礼宋本汇校》在中国出版，近期他又出版了《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他在本书后记中说：“本书是首次在中国出版，在日本尚未出版。”礼学研究如今渐成热门，《上海书评》约请本书责编对吾妻重二先生进行专访，请他谈谈《朱子家礼》、朱子学、学界研究现状以及古今东西之争。
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日］吾妻重二著吴震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521页，88.00元
━━━━ 采访︱杨立军
能否先谈谈您的学思历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朱子学以及《朱子家礼》的？ 吾妻重二：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主题是朱熹哲学，主要讨论了格物穷理的问题。我于1978年大学毕业，至今从事朱子学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了。不过，中途也做了道教、佛教、冯友兰、熊十力等的研究以及书院、私塾的调查研究，因此其实是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四十多年。 1983年，我从北京大学留学回国，大概此后不久，我对朱熹与礼仪的关系产生了兴趣。我从1989年开始参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小南一郎教授主办的“中国古代礼制研究班”，研究的文本是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的《春官大宗伯》部分，在研究班中不仅对正文、注，就连疏的全文，都利用其他史料进行了彻底的解读。每月举办两次，我从大阪到京都不停地前往参加，并作报告、讨论。在研究班里，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考古、服饰等各方面的专家也参加了，我学到很多，是十分宝贵的机会。这个研究会持续了十年，我通读《周礼》和《仪礼》也是在此期间。 研究员的一个义务是最后要提交研究论文。我是研究宋代思想的，因而早就想过：要写的话，主题应该是王安石的《周官新义》或者朱熹的《家礼》吧。于是我就写了《王安石〈周官新义〉的考察》（1995年）与《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2001年，本书第四章“宋代家庙考——祖先祭祀的设施”）两篇。 1999年我还写了《〈家礼〉的刊刻和版本——到〈性理大全〉为止》（本书第三章“《家礼》版本考——到《性理大全》为止”）。这篇论文不久就被李承妍女士译成韩文，刊登在《东洋礼学》第4集（2000年），据说在韩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样，关于《家礼》的研究持续到现在。 您对朱子学尤其是《朱子家礼》的研究，不仅做了基础性典籍的汇校工作（见《〈朱子家礼〉宋本汇校》一书），也有兼顾整体与局部的原创性研究（见《朱子学的新研究》与《爱敬与仪章》二书），更有对《朱子家礼》日本接受史的资料搜集（见《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目前已出版了九册）。目前对朱子学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哲学层面，而您提出哲学层面与礼仪层面如朱子学的“鸟之两翼”，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您对朱子学乃至儒学的总体看法是怎样的？ 吾妻重二：朱子学是中国思想中范围最广泛、水平最高的体系之一，而其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对近世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自不必说，朝鲜、韩国、越南、日本、琉球的近世历史与思想史都离不开朱子学，否则就很难了解东亚国家的思想史发展。 朱子学包含的范围极大，而儒学整体也可以说是如此（其实，比起“儒学”，我更喜欢“儒教”的说法。因为里面包含学问之外，还包含礼仪、祭祀等）。比如说，儒学不仅包含哲学，也包含文学。“儒学里有文学？儒学和文学是不同的东西吧？”——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儒学的经典《诗经》不就是文学之书吗？另外，儒学中既有政治（《书经》《周礼》），也有历史（《春秋》）、占筮（《周易》），还有礼仪和音乐（三礼文献、《家礼》）。当然，儒学中也有哲学思想，除了《论语》以外，在诸子文献中哲学方面的因素比较丰富（《孟子》《荀子》《春秋繁露》等）。 这样看来，我们可以再次发现：儒学的领域比哲学更为广阔；如果只看哲学方面，我们就很难了解儒学整体。我常常说儒学是一种“综合性学艺”，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儒学本身也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 也可以说，我们需要“作为文化的儒学”这一观点，这个观点与“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礼仪就是“儒家文化”中一个关键性的方面。
礼仪可以说是古人日常生活的核心之一，冠、婚、丧、祭都是人生大事，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文献角度说，《仪礼》是中国古代礼仪文献的代表，《家礼》则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仪文献的代表。《家礼》在礼学史上处于什么地位？ 吾妻重二：《家礼》在中国近世（宋元明清）作为家族“冠婚丧祭”礼仪的实践手册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不仅是朱子学者，阳明学者也使用了这本书。当然也有对此书进行批判或改编的例子，但其影响力终究无法取代《家礼》。 礼学在中国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有关文献也很多。《家礼》在礼学中的地位正如本书后记中所述，现在再次引用如下：
【礼学】
经学——关于《仪礼》《周礼》《礼记》的注释、著作目的：阐明礼仪的基本原则
礼制——礼仪实践的著作目的：表示礼仪实践的应用方式
１． 通礼——实践诸礼的资料汇编 ２． 仪注——国家层次（政书）、私人层次（私家仪注） ３． 名物——器物、服饰等的考据
也就是说，有关礼学的文献大致可分为“经学”和“礼制”两个大方面，而《家礼》则是“礼制”方面中私人层次的“仪注”。 《家礼》并非纯粹的思辨性文本，也不是仅供士大夫口头上探讨的对象，事实上，作为“礼仪实施手册”，它在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能否以宋代后的中国史为中心，结合具体事例，谈谈《家礼》的实践层面？ 吾妻重二：南宋以后，民间实施《家礼》的情况可以在各种地方志和《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等文献中看到很多例子。今后只要调查各种材料，就会找到更多例子。 另外，据我最近的调查，在日本、韩国等地，发现了许多根据《家礼》的记述而建造的坟墓——《家礼》式坟墓。在中国，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家礼》式坟墓的存在，我希望中国的研究者对这种《家礼》式墓地进行田野调查，确认实际情况。我认为，为了查明《家礼》的实践在民间普及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一个必要的工作。 《家礼》不仅直接影响了宋代以后的中国，更广传整个东亚地区，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都有很大的影响，您认为《家礼》的影响力也许并不逊色于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能谈谈《家礼》在东亚各国的接受史吗？ 吾妻重二：《家礼》一书给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有关《家礼》的注释、书籍、文章在这些地区也曾经大量出现。首先要注意的是这种相关文献的数量特别多。 在东亚世界中，受《家礼》影响最大的应该是朝鲜，特别是朝鲜王朝以朱子学为基础建立了国家体制，礼制也模仿了中国国家礼仪。有趣的是，《家礼》虽然是个人层次的礼仪书，但在朝鲜对国家层次的礼仪也产生了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朝鲜的儒生自豪地称自己的国家为“东方礼仪之国”。 在《家礼》的“冠婚丧祭”四礼中，最受重视的是“丧祭”二礼。中国、朝鲜、韩国、越南、琉球、日本都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大概是丧祭的二礼与“孝”有关。父母去世后如何埋葬，又如何祭祀灵魂等，对子孙来说是十分急切的问题。这还关系到自己“家”的存续。这不是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 可以说，《家礼》与儒教的“孝”思想相结合，对东亚的祖先崇拜或祖先祭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日本，人们现在也认真祭拜祖先的牌位（起源于《家礼》中的神主），“爱敬祖先”，“做了这样的事，就很对不起咱们的祖先！”等说法也广泛流传。虽然我们平时完全没有意识到《家礼》一书，但《家礼》强烈地促进了“家的保持与祖先祭祀”这一日常思想的形成。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日本，也适用于中国、朝鲜、韩国、越南。 在《爱敬与仪章》一书中，您收集了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各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一直到2008年，能否谈谈近十年来学界《家礼》方面的研究动向？此外，正如前面所说的，《家礼》是“礼仪实施手册”，您也曾做过书院、私塾教育方面的研究，也请您谈谈《家礼》目前在东亚的实践情况。 吾妻重二：本书所载的《家礼》研究文献目录，确实只收录了2008年之前的研究成果。这次，我本来想介绍一下2008年以后的研究，但是这十多年来，相关的研究有了飞跃性的增加，在短时间内无法囊括所有的研究，就不得不放弃了。我认为，对这方面研究的增加，拙著《朱熹〈家礼〉实证研究》（吴震、郭海良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的出版可能起了一个刺激作用。现在，不仅在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也正在开始产生很多成果。我开始研究《家礼》的时候，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心中有一种孤独感，但现在情况变了，我非常高兴。 关于此后的研究，本书序文中也提到了彭林、杨华、殷慧、彭卫民、叶纯芳、乔秀岩（桥本秀美）、田世民、张东宇、韩淑婷、松川雅信等人的名字。关于中国的研究动向，我想中国的各位学者会更了解情况吧。 另外，关于东亚的有关《家礼》文献，目前以复旦大学的吴震教授、韩国延世大学的张东宇教授和我为主编，正在编辑《东亚〈家礼〉文献整理丛书》。这是收载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的有关《家礼》方面的主要汉文文献，并加以标点出版的一大丛书，我认为此丛书的出版将会大大促进这个方面的研究。 关于《家礼》目前在东亚的实践情况，有如上面所说的祖先祭祀方面。不过，《家礼》的传统毕竟渐渐淡薄了，这和儒教传统逐渐消失是同轨的吧。 目前，保留《家礼》实践传统较深的是韩国。虽然韩国也是个现代化的国家，但不少人仍保持着举行《家礼》式的婚礼、丧礼和祭祀活动。书店也有卖“冠婚丧祭”的指南手册，有好几种，内容都是以“家礼”为基础的。 朝鲜王朝以来的士人，也就是所谓的“两班”系统的家，至今还建有《家礼》式的祠堂来供奉祖先。我在韩国安东地区看到了忠实于《家礼》而建造的祠堂，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南宋时代朱熹构思的祠堂，竟能在现代韩国看得到！我在中国没见过这种《家礼》式祠堂。中国的祠堂特别在南方地区相当发达，现在也建有很多祠堂、家庙、宗祠，但是规模比较大，不太忠实于《家礼》原来的形状。当然，韩国的祠堂中还继续供奉着《家礼》式的神主。 另外，中国台湾的葬礼中混有佛教和道教的方式，但仪式次序的基础仍是《家礼》，关于这点也已经有专家的调查。在越南，一些较古的家还建造祠堂，奉祀《家礼》式的神主，我以前在顺化（Hue，阮朝的首都）郊区调查过这种祠堂。越南还有卖越南语写的“冠婚丧祭”实施手册，其记述内容大致根据由《家礼》改编成的越南式的《寿梅家礼》。可见，传统儒教礼仪在现在的生活中仍然存在，保持生命。 我调查的范围还有限，不过今后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将会揭示有关情况的更多细节。 您曾翻译过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冯友兰的《冯友兰自传》，而且您又是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的所长。能否从日本的角度，结合礼仪，谈谈您对古今转变、东西交流的看法？ 吾妻重二：古与今的文化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对立和摩擦。但我个人比较保守，认为尽可能保留旧文化比较好。 就日本来说，在明治维新以后激进地“西化”了。一方面确实是这样，但同时日本却有很保守的侧面，十分浓厚地保留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例如，在日本到处都有神社和寺院，男女老少都常去寺庙。神社、寺院举行祭礼和各种的年例活动（庙会等），大家都很喜欢参加，特别是过年“初诣”的时候，参拜的人特别多，实在是人山人海（虽然现在由于新冠疫情，暂时停止）。另外，书法、茶道、花道、和服（日式服装）、日式舞蹈、将棋、围棋等依然扎根在生活中，歌舞伎、净琉璃、“落语”（单口相声）等传统演剧也一直颇受欢迎。日常生活中也渗透着各种各样的礼仪、礼貌，这些生活方式与西方很不同。 与此相比，我觉得中国反而没有留下很多古老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我个人认为中国在文化上应该更保守一些。 东与西之争，固然也是个问题，但我总觉得我们可以重视东方的传统。西方起源的文化中有普遍性意义的内容，科学、医术、IT技术等都是其典型，我们没有必要厌恶这些普遍性意义的知识。虽然近代以来西化浪潮很大，但我们可以并且应该享受西方有用的东西。不过，除非我们自己放弃自己的传统，传统一定会保留下来，而且只有这样，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生活才能丰富多彩、充实美好。我认为这就是所谓“文化共生”的重要意涵。 当然，日本也有在漫长的历史中丢失或正在丢失的东西。例如，日本的知识分子现在不会汉文，也不会读日文的“草字”。直到明治、大正时代，也就是大约一百年前，这些曾是普普通通的教养，但现在已不再如此。这是因为二战后的教育方式有了巨大的变化，结果，没有接受大学“汉文”“国文”等专门教育，就无法读懂日本人以前写的汉文和日文草字。同样是日本人，却连七、八十年前日本人写的信件都读不懂，很遗憾。 礼仪研究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这或许也是礼仪跟生活始终密不可分的原因之一。您与中国学者的来往能介绍一下吗？您编著的《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已有九册，即将收尾，未来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吾妻重二：中国的老师们中，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时承蒙了冯友兰、张岱年、邓艾民、楼宇烈等知名教授的教导与关照。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教授、复旦大学的吴震教授都是我交往很久、很尊敬的老朋友。特别是吴震教授在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如果没有吴震教授的支持，本书是不会出版的。 我还与武汉大学的杨华教授、厦门大学的朱人求教授、东华大学的张厚泉教授关系很密切，十分感谢他们的关怀。另外，也有我在关西大学教过的不少研究生目前在中国的各个大学任教，从事研究工作。 我计划的工作还有从山崎闇斋开始的“崎门派”的著作。日本的朱子学有各种不同的学派，崎门派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其学统的命脉很长，从江户时代持续到明治以后。我预计以这个崎门派为中心出版三册左右，至此大致完结。崎门派的《家礼》相关文献有很多抄本，整理起来很费时间。这个崎门派应该是日本最热衷学习和实践《家礼》的学派，但目前为止尚未得到太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