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医学的诞生》这篇文章探讨了临床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过程。通过对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揭示了临床医学的演变与现代医学的关系。文章指出，临床医学的诞生标志着医学从经验积累向科学发展的转变，对医学领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一)
《前言》
在书的开始，福柯用波姆和贝勒关于疾病症状之描述进行了一组对比，福柯形容波姆的描述为“幻想的语言”，而贝勒的词句则被评价为“具有质的精确性”，在话语表达的异质性背后，福柯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十九世纪贝勒的描述比十八世纪波姆的描述“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有效性和客观性”（P3），于是追问的对象事实上变成了我们——当代人，真正的问题在《前言》的末尾被如此表述“在人们所说及的事物中，重要的不是人们想的是什么，也不是这些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思想，重要的是究竟是什么从一开始就把它们系统化，从而使它们成为新的话语无穷尽地探讨的对象并且任由改造。”（P13）
然而，作为读者，尤其是福柯的读者，我们有义务再次追问，那么福柯先生，您，关于这本书的话语又是怎样诞生的？“可以说，我们属于一个批判的时代，再也没有什么第一哲学，反而每时每刻使我们想到那种哲学的昔日显赫和致命谬误。”（P8）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但是我们更不可忽视关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本身以及置身其中的福柯，甚至是他对精神分析学的态度，总总，构成了分析之书之分析。
第一章《空间与分类》
第二章 《政治意识》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二)
史实虽多，主线清晰；提纲挈领，事半功倍
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现代的临床如何使医生在“凝视”中获得权力？
福柯先从古典主义的分类医学开始。分类医学借助的是博物学（或说是林奈的植物学）的知识型，将疾病视为抽象的“类”，疾病根据相似性原则联系起来；可细分为科、属、种等。因此，器官只是疾病的承载物，疾病本身是抽象的，通过症状和症候表现出来，其表现又受个人体质、生活习惯，感受方式的影响。接着，福柯借助孔狄亚克阐释临床医学的实证主义转向。实证主义主张可见性、实在性，拒绝抽象；因此，疾病成为具体症状和症候的集合，医学研究症状和症候的接续原则。而解剖进一步将疾病定位于内在的“病灶”（器官）中，疾病就是器官组织和功能的变异。不得不提到语言方面：在知识型转变过程中，疾病命名法也发生了变化，变成如今熟悉的“器官+病变”命名方式，如：由某种“热症”变成“脑膜炎”。
医学知识型的变化如何带来目视的权威的变化？在分类医学中，患者有必要说出自己的疾病体验、生活状况、职业、地域等一系列情况，帮助医生确定症候和症状，以及有可能导致疾病表现产生偏移的个人因素。医生对疾病做出的推断可能正确或错误，要根据疾病后续的发展来判断。在临床医学中，医生所询问的范围显著缩小了，患者的疾病感受、生活经历不再重要（因为医生不再依赖症状和症候），病人失语了、沉默了，重要的是医生的“目视”，即通过一系列问诊、测量手段获知病变的具体位置。同时，因为病变即疾病，表述病变即获得真理，目视即认识，医生获得了命名疾病的权威。而且，临床医学更注重“正常”而不是“健康”，因为它以一部分器官“常规”的结构和功能为它的前设，寻找对应的病变；而非如同分类医学中，“关注活力、柔韧性和流动性这些会在生病时丧失的特质”并负责恢复它们。
同时，福柯在前几章中指出，知识型的变化不是医生的目视获得权威的唯一原因。医学目视获得权威还有社会原因。例如，医学将病人从家庭和平常的生产环境中隔离、抽象出来观察，病人失去了社会性质，成为了单纯的“病人”。再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后，医学与“国家的秩序、军队的活力、人民的繁殖力和坚韧的劳动进军”，也就是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医生有权发布“身体和道德方面的标准”。医学的政治意识最终和医学的知识型形成了共谋（或耦合）。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后感(三)
医学史的发展是伴随着医学话语建构而一步步走向完整的体系的，用福柯的分类方法，那就是从分类医学到社会医学，最终抵达临床医学的话语体系。对医学话语体系的知识性考古无疑是有利于树立一个较完整的医学史框架并为之填充要素的，本书也正是这么做的。
作者把分类医学的阶梯性演进用三次空间化来概括。第一次空间化，通过医学对疾病分类，而把治疗对象转移到人体内的组织与器官中，并且考虑到交感的互相作用，发现了其中阈值所在。第二次空间化，打破了凝视对个体的忽视，深刻认识到了疾病是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性所感染的一项病症，医疗的对象回到了个体身上。第三次空间化，引入了一个选择的系统，而形成了与前两次空间化对立的一整套的医疗实践与机构，且与社会空间的结构不同。分类医学所认识的疾病具有自然性质，而社会化对于这种自然性质是一次反动，这种医学体系反对对于疾病的强力控制。于是，在对疾病实施制度化空间控制的全新模式下分类医学随之消亡。
为了便于对医学的主客关系进行分析，福柯引入了凝视的概念。凝视即人的定义的解构和再构建，从而达到“人性”的祛魅和人的物化(客体化）。医生通过临床医学中的凝视，获得了医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医学实践手术能力的进步。穷人通过对这种利息的支出而获取了享受医疗的基本权利。
但凝视同时是具有结构主义叙述不完备性的，它立足于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它假设可见的事物是可表述的，且可完全表述，可是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无法做到完备性，因而缺失的完备性使彻底的描述存在于一个理想环境中，因而凝视也成为一个不完备的客观性假象。甚至一定程度上会流向唯名论，以名而犯实，造成叙述性要素对客观现实的侵犯。
而更进一步，所谓的撇视，是由凝视的系统化的场域化的分析着眼到了更细致更纯粹的目标性接触，以至于到达一种想象性的接触。福柯式的临床医学与这种理想化的完整描述取代了凝视的主客视角差异，因而规避了叙述性要素对客观现实的侵犯，但同时使得这种撇视显得更为不切实际。
基于社会性的要素，医学发展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由福柯所谓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医学阶段。本文对于社会医学实质上存在着一定批判的视角，但是社会医学作为一个是全社会参与的一种结构性医学，其实可以被视为公共卫生体系构建的一部分，而非是单纯的医学构建。福柯批判社会医学侵犯了个体意识，同时造成社会性的凝视，但这个批判实则是后医疗警察时代，官僚主义构建下新资本主义政治体系耦合过程中的一次错位，而不能归咎于医学发展出现的震荡，这也是社会医学转变为医学社会化的如今依然被提倡的一部分原因。
临床医学在疾病学和药物学的共同发展下诞生了，它是一种医学视角的转变以及全新的医学话语体系构建集大成的产物。定位（症状在系统中的位置）病灶（疾病的导向与源头）和原发性（疾病源头和导向产生的原因与其到达系统中位置的相关途径）作为对解剖临床医学感知的分析的三个依据，修正着临床医学主要按时间进行的解读，使人们有固定的锚点，得以继承厚重的病理学历史，又开辟了新的身体内部探讨和医学思想生物学创新。
那么，归根结底，临床医学的诞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它重塑了怎样的话语体系，并且在医学领域达成了怎样的哲学性自洽呢？对于医学的知识性考古而言，这些问题并不在范围之内，因而我们只能在现实的医学拓展以及一次次革新式的医学发展以及公共卫生领域的重要事件中一次次检验出来。当现实与历史发生某种巧合，那么本文对于临床医学话语史的构建也就有了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