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少女》是一部描写农村少女成长故事的小说，主人公小玲是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孩，她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强成长，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小说展现了农村少女的坚韧和勇气，让人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美好。
《玉米少女》读后感(篇一)
裘德，这个名字本来是让我喜欢的，但是看到最后是非常苦涩的感觉。可怜，可悲，可恶，可恨。
裘德真的是一个典型，贵族家族，但是凋零了。没有多少亲人，没有关心她爱她的人。
裘德自己又长得不出众，个性也孤僻，所以在学校里也不受欢迎。
这些因素造成了裘德自卑，脆弱的内心。
因为嫉妒玉米少女（）那一头玉米色漂亮的长发，所以绑架她，囚禁她。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裘德的意料，警方调查，媒体介入。
裘德于是施点小计，但是她并不是心思沉稳的人，也没想着做得更完善。
所以最后，也是任由她的两个“手下”脱离她的掌控，而自我陷入疯狂。
看完之后，真的是叹一口气，有一种留守儿童变异了的感觉。
《玉米少女》读后感(篇二)
作者：班宇 转自《新京报》2016年1月1日
欧茨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曾说：“每个人似乎都有被放逐的感觉，不仅是周遭的剧变，单是时光的流逝，就使得我们成为被放逐之人。”她最新的短篇集《玉米少女》里面的主人公，也皆是被放逐之人，他们并不是梦中的魔鬼或者扭曲的邪灵，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是学生、继父、寡妇、医生、双胞胎兄弟……却被残酷的同辈、错乱的时代或者是已然迷失的自我所缓缓地驱离、抛弃，如欧茨在书中两次使用的比喻，“像一口被慢慢污染的井”。
《玉米少女》收录七则恐怖故事，这些作品写于1996年至2011年，欧茨的笔锋依旧有力而精准，如果说安吉拉·卡特是哥特文学里精灵古怪的代表，轻盈而奇异，那么欧茨则跟她正相反，没有怪物或者超自然的童话现象，她只是沉浸在日常生活的地下城里，将远古的噩梦或仪式移植至当下，嗜血、诡谲、残暴，她继承奥康纳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衣钵，从前者那里习得神秘、诙谐与怪诞的气质，从后者那里延续病态的心理描写，以及癫狂的同情心与救赎心。事实上，欧茨在这部书里讲述的，是一场场典型的美国梦魇，其所揭示的，则是蜷缩在皮肤之下的、难以治愈的心灵创痕。
中篇小说《玉米少女》是整部作品集里最精彩的一篇，讲述一位古怪女孩囚禁另一位玉米发色的少女的故事，肇事者心机缜密，行为残忍，聪明并且狡猾，她控制同伴并将这个事件嫁祸他人，即将自身全部付诸于恶作剧一般的黑暗祭祀里，并坚信自己注定有着特殊的命运。她被孤立的家庭、冗杂的网络与敷衍的教育所逐渐撕裂，屈从于嫉妒、黑暗与恶，始终背负着不应由她完全承担的罪责，这是时代的新梦魇，暂时无解的恶童，随时可能反噬，如欧茨在篇末所说，“只要你翻过这一页，就还会有事情发生”，令人心有余悸。而在《援手》里，这种梦魇又侵入中产阶级寡妇的孤独生活里，她欲望投射的对象完全不同于自私的想象，没有温柔、湿润与炽烈的真挚爱情，有的只是粗糙、狂躁与肮脏，她本想寻求新的爱人，却被这次错误的尝试洗劫一空。
然而，这些梦魇也并非都以暴力终结，比如在《化石像》的结尾，欧茨便流露出救赎式的温情，一对命运截然不同的双胞胎兄弟，从分离到再次相聚，从怨恨嫉妒到共同死去，欧茨以时间拆解生命的悲情本质，“我们的生命是莫比乌斯环，既可悲又神奇。我们的命运是无限的，并且无限循环……时间是涨潮，难以平息、不屈不挠、势不可挡的涨潮……彻底神秘的黑暗水流不是将我们送往未来，而是把我们卷入湮灭的无限。”而这种无限，或许正是欧茨写作的本质，狂热、恐惧与脆弱的人们，新世纪的精神黑洞，向内生长的伤口，在这里被一一重现，这是崭新的梦魇，无限循环，或早或晚，它将降临在每个人的头上，而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或者抵抗，还需要我们自行想象。
《玉米少女》读后感(篇三)
作者：陈嫣婧 转自《南方都市报》2016年2月21日
与许多中国作家相似，欧茨也时刻关注着发生在她的国家内的一切事件，对现实的关注，是阅读欧茨作品的认知基础。但与中国作家明显不同的一点是，欧茨并不擅长贴着现实走，她擅长的是，如何将她手中的“现实”提拉得足够长、足够远，以至于当你读完她的小说再来反观这个现实世界时，你甚至找不到自己原来的思想，起码，你的视角和思考会不由自主地有些变化。这可能就是这位两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终极名单的美国女作家最大的魅力吧。
欧茨擅长揭露美国社会的各种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暴力”可说是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这本《玉米少女》的副标题“欧茨梦魇故事集”也开门见山地提示了我们，书中的七个故事可都不是让人好受的。这些暴力有指向身体的：绑架、囚禁、强奸、流血、乃至战争，仿佛人类从未如当下这般残忍放肆；也有指向道德的：欺骗、伪装、唯利是图，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对道德的无知和虚空中。对现代文明产生的危机，欧茨向来有着敏锐的嗅觉，而她的表达方式，即是坦率而直接描写当下最常见的种种暴力行为。这些故事中的许多暴力事件，几乎已经成为社会新闻里的老生常谈，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现象。所以虽然它们被命名为“梦魇”，可这梦魇却完全来自于现实。
欧茨对文明的成果并不信任，关于人类原始的暴力，以及通过暴力获取力量的这种惯性逻辑，她始终抱有警觉。甚至，通过书写暴力，欧茨完成了对现代文明的反刍，彻底地表达了她的怀疑态度：现代文明是危险的，人类生存并未由此而得到肯定或舒展，相反，它只会让我们常常感觉无处容身。在看似文明的完美外衣的笼罩下，人性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反叛和逃离，暴力因此而产生。
而对暴力来源的追溯也多少影响了欧茨隐藏于行文背后的价值判断，或者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对她笔下的任何一个故事形成某种判断，而是转向对故事里的人物进行存在价值上的推敲和梳理。欧茨的小说中总是存在大量潜台词，这些被刻意区分开来的字体仿佛是另一个人的画外音，它时时解构着整体的叙事语境，或对某个容易忽略的细节做恰到好处的说明。这些暗示短促、暧昧、粗暴、直接，和现代小说里的那些多线叙事或碎片化叙事看似并不相同。但对于那个原本看上去无比完美的叙事体而言，这些有力的打岔却真实地暗示了作者写作时的矛盾和犹疑，她似乎正努力让她的人物更显得统一而合理，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阻碍了这种努力，一切看似顺理成章的判断都失去了权威。《贝尔谢巴》里的女孩斯黛茜是否真的被前继父猥亵过？《毒伞》里的亚拉斯托确实如他的双胞胎弟弟莱尔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叙述人的语气越是强烈，所说的内容越看似接近事实，“事实”本身却反而显得虚幻，越是希望为文本中的每个存在体寻找到某种合理性，就越必须面对他们的自我分裂，这或许也是现代暴力的一种内在指向。
创作中的欧茨享受着这种分裂，因为个体的分裂将进一步导致某些固有关系的破损，这是正常的叙事秩序遭到毁坏后一定会引发的后果，也是现代暴力摧毁一切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后遗症。欧茨对人伦关系的冷酷即体现于此，传统人伦在现代社会中的畸形与断裂是很多当代美国严肃作家都在积极关注的问题，欧茨也不例外，但明显表现得更为直接极端。《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化石象》和《毒伞》这三个中篇在书中被排列到一起，主题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书写血缘的分崩离析。失宠的姐姐渴望杀死妹妹，双生兄弟彼此伤害，矛盾尖锐。个体作为血缘维系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传统伦理观在强调自我高于一切的当下正面临巨大的威胁，然而欧茨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写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些亲人的决裂就停止，和许多类似作品不同的是，她看到的是这种决裂的不可能。《化石象》和《毒伞》是两个题材几乎完全一致的作品，写的都是一对双生兄弟，也都写到了他们在身体，精神，价值观和人生经历各方面的种种冲突，可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除了同时出生，他们中的一个永远是绝对的强者，无止境地欺压着弱小的另一个，而那受凌辱的一方，无论遭受这样的身体或道德暴力，都只会忍受和保持沉默。可作者最终却还是执着地安排他们一同死去，紧紧拥抱在一起，甚至分不清楚尸体是属于哪一个，好像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似的。两篇小说都是，就像是一种宿命，又像是上帝最完美的作品，同生同死，相爱相杀的双胞胎，这几乎可以涵盖人伦纠缠至死方休的极致了。
那么作者如此执着于表现暴力与伤害，表现个体的分裂，似乎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它如命运一般无可避免，甚至它们就是命运本身。因为对善、对道德与秩序，乃至对伦理的期许与维系，其实只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需要，而并非人类生存的本质。欧茨认为，“文明人”的伦理观来自于对现代宗教的信仰，来自于对“救世主”和“善有善报”的坚信。但是在《援手》里，她借助对欧里庇得斯古典悲剧的探讨否定了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她说：“希腊人并不相信有一个爱他们的上帝，或者为他们而死的救世主。他们不相信‘善有善报’，甚至不像基督徒那样拥有‘信仰’。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这是你的命运。”
由此，欧茨得以揭示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暴力无由而生，伤害无理可讲，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有的暴力伤害事件都能得到解释，因为恶是一种根本的存在冲动，而宙斯作为一个“恶”的集大成者，比拯救“原罪”的耶稣基督更早便成为了人的共识。于是，甘于被恶擒获，被罪毁灭，或许将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看来“受虐”并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原始的冲动啊。
《玉米少女》读后感(篇四)
与许多中国作家相似，欧茨也时刻关注着发生在她的国家内的一切事件，对现实的关注，是阅读欧茨作品的认知基础。但与中国作家明显不同的一点是，欧茨并不擅长贴着现实走，她擅长的是，如何将她手中的“现实”提拉得足够长，足够远，以至于当你读完她的小说再来反观这个现实世界时，你甚至找不到自己原来的思想，起码，你的视角和思考会不由自主地有些变化。这可能就是这位两度入选诺贝尔文学奖终极名单的美国女作家最大的魅力吧。
欧茨擅长揭露美国社会的各种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暴力”可说是她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这本《玉米少女》的副标题“欧茨梦魇故事集”也开门见山地提示了我们，书中的七个故事可都不是让人好受的。这些暴力有指向身体的：绑架、囚禁、强奸、流血、乃至战争，仿佛人类从未如当下这般残忍放肆；也有指向道德的：欺骗、伪装、唯利是图，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好像所有人都陷入了对道德的无知和虚空中。对现代文明产生的危机，欧茨向来有着敏锐的嗅觉，而她的表达方式，即是坦率而直接描写当下最常见的种种暴力行为。这些故事中的许多暴力事件，几乎已经成为社会新闻里的老生常谈，有些甚至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现象。所以虽然它们被命名为“梦魇”，可这梦魇却完全来自于现实。第一个故事《玉米少女》里孤僻沉默的女孩裘德沉迷于网络的虚幻世界，控制了几个跟随她的小伙伴一同绑架了一个有轻度智力问题的小女孩，原因竟然是因为她有着一头美丽的玉米色长发，而拥有这样长发的女孩，在远古的某个部落里可被用来祭祀。同样以“远古祭祀”为目的的暴力还发生在最后一篇小说《脑袋上的洞》中，那个要求整形医生卢卡斯为她的脑袋开洞的艾尔玛也声称这种残酷的祭祀方法来自网络。
网络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产物，而充满暴力和流血的祭祀仪式却早已消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个人，通常是孤僻空虚得不到价值认同的女性，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才能将这两者如此自然地联系起来使用？当下与远古，文明与蛮荒，这样显而易见的分化两极化概念又是如何被荒谬的逻辑连结在一起的？显然，欧茨对文明的成果并不信任，关于人类原始的暴力，以及通过暴力获取力量的这种惯性逻辑，她始终抱有警觉。甚至，通过书写暴力，欧茨完成了对现代文明的反诌，彻底地表达了她的怀疑态度：现代文明是危险的，人类生存并未由此而得到肯定或舒展，相反，它只会让我们常常感觉无处容身。在看似文明的完美外衣的笼罩下，人性其实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反叛和逃离，暴力因此而产生。
而对暴力来源的追溯也多少影响了欧茨隐藏于行文背后的价值判断，或者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对她笔下的任何一个故事形成某种判断，而是转向对故事里的人物进行存在价值上的推敲和梳理。欧茨的小说中总是存在大量潜台词，这些被刻意与宋体字区分开来的楷体字仿佛是另一个人的画外音，它时时解构着整体的叙事语境，或对某个容易忽略的细节做恰到好处的说明。这些暗示短促、暧昧、粗暴、直接，和现代小说里的那些多线叙事或碎片化叙事看似并不相同。但对于那个原本看上去无比完美的叙事体而言，这些有力的打岔却真实地暗示了作者写作时的矛盾和犹疑，她似乎正努力着让她的人物更显得统一而合理，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阻碍了这种努力，一切看似顺理成章的判断都失去了权威。《贝尔谢巴》里的女孩斯黛茜是否真的被前继父猥亵过？《毒伞》里的亚拉斯托确实如他的双胞胎弟弟莱尔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吗？叙述人的语气越是强烈，所说的内容越看似接近事实，“事实”本身却反而显得虚幻，越是希望为文本中的每个存在体寻找到某种合理性，就越必须面对他们的自我分裂，这或许也是现代暴力的一种内在指向。
创作中的欧茨享受着这种分裂，因为个体的分裂将进一步导致某些固有关系的破损，这是正常的叙事秩序遭到毁坏后一定会引发的后果，也是现代暴力摧毁一切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后遗症。欧茨对人伦关系的冷酷即体现于此，传统人伦在现代社会中的畸形与断裂是很多当代美国严肃作家都在积极关注的问题，欧茨也不例外，但明显表现得更为直接极端。《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化石象》和《毒伞》这三个中篇在书中被排列到一起，主题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书写血缘的分崩离析。失宠的姐姐渴望杀死妹妹，双生兄弟彼此伤害，矛盾尖锐。个体作为血缘维系最重要的部分，同时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障碍，建立在亲缘基础上的传统伦理观在强调自我高于一切的当下正面临巨大的威胁，然而欧茨似乎并不满足于只写到一个家庭或者一些亲人的决裂就停止，和许多类似作品不同的是，她看到的是这种决裂的不可能。《化石象》和《毒伞》是两个题材几乎完全一致的作品，写的都是一对双生兄弟，也都写到了他们在身体，精神，价值观和人生经历各方面的种种冲突，可以说，这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除了同时出生，他们中的一个永远是绝对的强者，无止尽地欺压着弱小的另一个，而那受凌辱的一方，无论遭受这样的身体或道德暴力，都只会忍受和保持沉默。可作者最终却还是执着地安排他们一同死去，紧紧拥抱在一起，甚至分不清楚尸体是属于哪一个，好像他们本来就是同一个似的。两篇小说都是，就像是一种宿命，又像是上帝最完美的作品，同生同死，相爱相杀的双胞胎，这几乎可以涵盖人伦纠缠至死方休的极致了。
那么作者如此执着于表现暴力与伤害，表现个体的分裂，似乎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它如命运一般无可避免，甚至它们就是命运本身。因为对善，对道德与秩序，乃至对伦理的期许与维系，其实只是现代社会存在的一种需要，而并非人类生存的本质。欧茨认为，“文明人”的伦理观来自于对现代宗教的信仰，来自于对“救世主”和“善有善报”的坚信。但是在《援手》里，她借助对欧里庇得斯古典悲剧的探讨否定了这种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观念。她说：“希腊人并不相信有一个爱他们的上帝，或者为他们而死的救世主。他们不相信‘善有善报’，甚至不像基督徒那样拥有‘信仰’。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这是你的命运。”也就是说，在基督教统治西方世界之前，人们对命运的唯一认知就是它的不可知。“古希腊人与如今的美国人完全不同，在‘神’的影响下，他们身上会发生可怕而不可思议的事情——‘神’总是罪魁祸首——而他们从来不质疑。”
由此，欧茨得以揭示一个永恒的文学命题：暴力无由而生，伤害无理可讲，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有的暴力伤害事件都能得到解释，因为恶是一种根本的存在冲动，而宙斯作为一个“恶”的集大成者，比拯救“原罪”的耶稣基督更早便成为了人的共识。于是，甘于被恶擒获，被罪毁灭，或许将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看来“受虐”并非现代文明的产物，而是人类原始的冲动啊。
《玉米少女》读后感(篇五)
南方，被遗弃和失落之地，那里没有气势磅礴的河流供少年们漂流而下展开奇异的冒险，也没有广袤而雄壮的荒野来为冒险和厮杀布景，更没有机器震耳欲聋的轰鸣来为带电的肉体伴奏。那里闷热、潮湿、荒芜、贫瘠，哥特式的幽闭、畸零、压抑和恐惧萦绕不散，无数濡湿、阴暗、隐秘的哀伤在这片土地上安静流淌。南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它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片土地，而成为了一种世界图景。
1
那尸体躺在那里，显出一度是拥抱的姿势，但那比爱情更能持久、那战胜了爱情的熬煎的永恒的长眠已经使他驯服了。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在福克纳的故事里，南方小镇的闺秀爱米丽小姐是旧式显赫家族的末代，也是传统的化身、纪念碑式的人物。旧有的、曾给家族带来敬意和荣光的秩序一点点腐烂、崩塌，惟有爱米丽小姐抱残守缺，一切如故。在不断变化着的小镇上，“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妆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不合时宜的房子是爱米丽的堡垒，她据守其中，与小镇隔绝，不为所动，顽固地坚守着上一代镇长所给予的税收豁免权。房子却也是她的牢笼，父亲生前赶走了所有上门来的青年男子，父亲死后，她仅有的一次爱情，留下的不过是些荒唐的议论和答案不明的猜测，此后便是仿佛永恒般坚固不移的孤独和封闭。在她死后，人们终于得以进入房子里那个密闭的房间，窥见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被夺走最后一丝希望的人，用死亡永远地将情人与自己一同封锁在已然倾颓的旧日世界中，身姿俨然一块顽固不化的墓碑，让人在压抑、叹息中竟生出一丝诡异的敬意。尸骨朽烂的情人，尸骨旁枕头上的一绺长发，骇人的场景却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哀伤。
此外还有这样一些黯淡的影子被长久地投射在时间中：人们臆想中的爱米丽身穿白衣站在父亲身后，“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他们俩”；在购买很可能就是用于毒死情人的砒霜时，爱米丽面对药剂师的追问，向后仰头正视他的双眼，“一直看到他把目光移开了”；在爱米丽开授的瓷器彩绘课结束时，“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关上了，而且永远关上了……”细密的哀伤从其间缓缓流过，共同守护着密闭房间里刻骨的孤独。
但是人们或许还是会问，这令人惊骇的事件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在那所封闭而不合时宜的大宅中，爱米丽小姐与荷默·伯隆之间到底发生过些什么呢？那些事情是否与爱多少有点关系呢？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2
被人爱的这种处境，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被爱者惧怕而且憎恨爱者，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爱者总是想把他的所爱者剥得连灵魂都裸露出来。爱者疯狂地渴求与被爱者发生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纵使这种经验只能给他自身带来痛苦。
——《伤心咖啡馆之歌》
在卡森·麦卡勒斯的故事中，镇子同样是很沉闷的，但爱密利亚和爱米丽小姐不同，她打开了门，出售美酒、香肠和糖浆，也经营锯木厂等产业，甚至还免费给人治病散药，自然，她也打开了门，迎进了罗锅表哥李蒙·威里斯。罗锅表哥住到了爱密利亚的房子里，换上了爱密利亚的新衬衣，拿上了原本属于爱密利亚父亲的蓝珐琅掐金丝鼻烟盒，健壮、莽撞的爱密利亚陷入了一桩引人议论的爱情，她的小土产店也变成了一间热闹的咖啡馆，人们在这里聚集、畅饮、找笑话，而他们的热闹只是为了让罗锅表哥“有了伴侣，有了欢乐，度过黑夜也可以容易一些。”
人人都看得出，在这场奇异、乃至有些畸形的恋爱中，爱密利亚是主动的那一方，也因而是弱势的一方，哪怕比起罗锅来，她要健壮得多，也有力得多，可谁叫她是爱着的那一个呢？爱者享有某种甜蜜而孤独的特权，那就是：“他必须尽可能深地把他的爱情禁锢在心中；他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全然是新的内心世界——一个认真的、奇异的、完全为他单独拥有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拉扯着一个不堪而怪诞的罗锅，爱密利亚应当是幸福的吧。
转折发生于前夫哥马文·马西的归来。不难看出，前夫哥和爱密利亚的前情提要几乎就是爱密利亚和罗锅之间关系的另一个版本，只是在那个版本中，爱密利亚的角色颠倒了过来，她作为被爱者，接受了前夫哥全心全意的奉献（包括身家财产），却不为所动，坦然受之，却漠然置之。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归来的钮祜禄·前夫哥竟然在一次挑衅中轻而易举地吸引了罗锅的注意，随着罗锅表哥对于前夫哥的迷恋和依赖日益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爱密利亚的疏远和冷淡，捍卫爱情势在必行。苦练拳击的爱密利亚，你可以说她要捍卫的是自己的爱情，然而更可能，她要捍卫的是自己作为爱者所创造的那个全然属于自己的、全新的内心世界。
爱密利亚失败了，败于爱者与被爱者那意味深长的关系模式的第三个版本：前夫哥与罗锅。这一次，罗锅是曲意奉承、不惜牺牲一切的爱者，前夫哥则成了高傲冷漠、得意洋洋的被爱者。在这场滑稽而伤感的争斗中，爱密利亚遭遇了罗锅猝不及防的袭击，被爱者通过这一击完成了华丽转身，蜕变为了有权为自己创造一个全新的内心世界的爱者，留下被击碎一地的世界对着曾经的爱者发出侮辱的冷笑。
有趣的是，爱密利亚后来把窗门都钉上了板，此后就一直呆在紧闭的房间里。谁知道她会不会变成另一个爱米丽小姐呢？谁又知道在爱米丽小姐变成爱米丽小姐之前，会不会也曾经是一个爱密利亚呢？又或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故事的最后，“音乐声逐渐沉落下来，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孤独的声音，然后是一声嘶哑的喘息，人们又见到了太阳，听到了一片沉默中的铁锹声。”所谓爱者和被爱者，不过都仿佛那些苦役犯，在来自大地和天空的亘古的悲音中，被不为所动的刻骨的孤独笼罩着。
3
我不会走开的。你会来找我。
——《化石像》
在欧茨的《化石像》里，一对双胞兄弟间残酷的嫉恨从娘胎里便已开始。哥哥如恶魔般强悍、霸道、狂热，胎儿时就急于吸走子宫里所有营养，长大后迫不及待投身于热火朝天而鲜血淋漓的世界，如鱼得水，高歌猛进。弟弟如幽灵般苍白、孱弱、缓慢，艰难出生，苟延残喘地长大，在亲人们先后离去后，独自固守在荒废的房子里，如水母般无声无息地漂浮于孤寂、封闭和衰败的世界中，无尽地等待着哥哥的归来。
哥哥娶了富家女，官至国会议员，然而促使他一路向着“在别处”的“真正的”生活高歌猛进的，却是对弟弟及其所代表的那个世界的厌恶、恐惧和愧疚，而这却正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哥哥与那个朽烂、孤寂的世界之间如同一母同胞般的血肉关联，正如兄弟二人每年在共同的生日这天的心心相印：“他还活着，我能感觉到他”，也正如弟弟那“古老而偏执的渴望”： “我是你的弟弟，我在你的身体里。我还能去其他什么地方？”
哥哥怀着厌恶在弟弟用死胎化石炮制的“艺术品”面前落荒而逃，那化石却正是秘密的中心：投入现实奋勇搏杀的自我，被遗弃在近乎空白的无限中承受孤寂的自我，原本就是一体两面。
丑陋不堪的孤独仿佛人的本能与宿命，而摆脱孤独及其衍生的愧疚与羞耻，也不仅仅是哥哥，更是人亘古的、根本的渴求：“人们盲目期待在我里面找到我们。正如在最原始、最愤怒、最无人性的神性里，人类能找到我们。”只是这种渴求，往往以失败告终。弟弟执著而哀伤的身影，正如哥哥的宿命，永远在秘密的核心等待着哥哥的归来。
哥哥终于在政坛失败，回到家里，回到那个他几乎逃避了一辈子的世界，也似乎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时间是涨潮，难以平息、不屈不挠、势不可挡的涨潮，现在在脚踝，现在在膝盖，漫到大腿，腹股沟，躯干，下巴，还在上升，彻底神秘的黑暗水流不是将我们送往未来，而是把我们卷入湮灭的无限。”正如哥哥最终意识到的那样，他与自己的弟弟，与自己的孤独，拥抱着化为化石像，消失在时间的河流中，融入无限与遗忘，也融入永恒与孤独。
是的，荒芜、衰败、恐惧、压抑，这正是南方的魅力，因为那样一个充斥着哥特式的哀伤与孤独的世界，不在遥远的南方，而正在我们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