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探讨了设计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从1750年以来的设计演变，揭示了人类欲望、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之间的紧密联系。设计不仅是物质文化的产物，更是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体现。文章引人深思，启发人们重新审视设计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和意义。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读后感篇一
首先在第三章里有个时间的错误。51页第二段里理查德·雷德格雷夫是在1848年而不是1958年任职《设计学报》的编辑，和出版社联系过，说是印刷错误。
和大多数的感受一样，觉得很有意思的一本书。这本书最大的吸引点也即是在于作者从另外的视角审视设计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设计产生的另一面，它不如人们所幻想的那样高尚，也许更多的是制造商利益的驱使。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读后感篇二
考研的书友们就不要花时间看这本书了，没有多少干货。关于本书考点，其他教材/参考书如若涉及，教材中那些总结性的知识点就足够应试了。
常见的史书旨在陈列事实，即A时B人做了C事/作品。考试基本上就是在ABC中择一挖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史书也恰恰是按照这三个逻辑编写的。
本书与以上不同，那些高赞评论的比较已经介绍很详细了，在此不多赘述。本书更像是一部论文集，每章节论述一个应用领域/方面，给出一个抽象的社会趋势，并给出与之相联系的各种事实加以佐证。毕竟章节有限，所以读者本书中能够提取出的ABC知识点就极少，也就如低分评论所说的“帮助不大”。
但是，真的帮助不大吗？本书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是编写逻辑，本书跳出了ABC的怪圈，独创了自己的编写逻辑（详见高赞评论），给设计史类论文提供了一个不错的编写思路。二是生动的文笔，非专业读者完全可以把这本书当做科普读物来看。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读后感篇三
《现代设计的先驱》
前言中就开始有意识的不谈论这本书但是后面又开始谈论这本书。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对英国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
【设计专业的学生仍受劝告阅读尼可拉斯·佩夫斯纳（Nikolai’s Pevsner) 的《现代设计的先驱》和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的《艺术与工业》——两本明确推崇“好的设计”的书；而对他们将要吸收的学说，无人给出任何的提醒和警告。实际上，当时没有评论来抗衡这两本书的影响。】
设计发展到今天，“成一家之言”已经是不可能了。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读后感篇四
阿德里安·福蒂（Adrian Forty）针对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的设计史巨著《现代设计先驱》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佩夫斯纳在其著作中以时间为主线，设计师的实践为研究对象，认为设计师在器物产生和发展上起到了重要或者决定性的作用。福蒂则认为，这是一种观念上的误解，至少是一种不全面的解读。颇为遗憾的是，佩服斯纳的观点被多数设计史论学家采纳，并成为设计史论书写的基本语法。在设计、设计师和设计著作章节中，福蒂深刻地指出：“奇怪的是，个人传记被当作一种理想的方式来解释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而不是私人的活动。”以雷蒙德·罗维的好彩香烟（Lucky Strike，1940年）为例，罗维将烟盒的绿色背景换成白色背景，唤起人们对香烟干净新鲜的联想，这是罗维颇以为傲的创新点。但福蒂认为，这种干净卫生的观念是在罗维之前已有的社会普遍观念和意识（福蒂在卫生与洁净章节中已经指出，“20世纪30年代后的几十年，洁净已成了家居布置中美的标准”，称之为“卫生美学”），罗维只是与“消费者的敏感格外合拍”而已。当然，福蒂并不否认设计师的所做的个人贡献，只是提醒读者不能忽视“观念”在器具设计中不可或缺的作用。
福蒂在家务劳力的节省中提到，“加工制品的设计如何包含各种观念是本书的一个主题”。纵观全书，基本上每个章节都是在阐释“观念”驱动下的企业和社会的创造行为。韦奇伍德（Wedgwood）陶瓷制品是在“新古典主义”观念下的改革和创新，白色碧玉的陶瓷品更能让人联想到古典建筑和雕塑；男女性别差异反映在器物层面上也是社会“观念”在作祟，貌似“男女气质的迥异特征似乎是在19世纪发展出来的。这些特点并非现实”。“小说、教育、宗教还有设计都编织了这种真实性”，而设计更为“清晰的实体符号，因而更为有效”。20世纪30年代以后，卫生和洁净社会倡导以及消费者的诉求催生了“卫生美学”。一战之前基本上众多的家用电器已经研发或面世，电灶、电暖器、电水壶、烤面包机、洗衣机、吸尘器和搅拌机等等，尽管质量不佳，但也初现端倪。促成这一电器壮举的并非设计师个人行为，而是当电作为一种商品进行售卖时，社会各界在如何提高“负荷率”所做出的努力。福蒂提出这些“观念”以及这些观念支配下的设计行为都有确凿的证据，但不全然让人信服。放下她所言及的观念真实性不讲，作为设计史论或者设计问题的一种研究方式，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当然，这种耳目一新得放在佩夫斯纳权威语法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被认识到。
福蒂在序言中就曾写道：“决定商品设计的并非某种内在的基本结构，而是制造商和制造业，以及在商品社会中这二者与社会的关系”。这种论述难免让设计师的地位异常尴尬，设计成为表面化的工作，因为设计的处置权在制造商和制造业或者是在社会关系之中。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没有被完全重视，难免产生设计悲观和设计恐慌。如何正确看待设计师和制造产业的关系，有待设计批评和设计史论进一步确认。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读后感篇五
这本书坦白说，没有预期好看，甚至可以说有点无聊繁琐。我一边看一边也在想为什么。看之前吸引我的是它的副标题，想看设计与社会的互动，但是一边看也没觉得什么新意，突然就明白了，其实设计史本来就会涉及到社会嘛，设计比别的艺术门类和社会有更多地互动，所以其实别的设计史也是设计与社会的互动啊。还是列几点我觉得有启发的：
1. 作者在前言就对“好的设计”这种提法提嗤之以鼻，我先还不是很理解，看完他的解释明白了，确实如他所说，“好的设计”当然是一种符合设计伦理的东西，但是又如何呢，它不符合生活实际啊。比如，一个杯子当然是用来装水的，“好的设计”的理念要求杯子除了装水以外的别的功能都是过多的装饰，都是耍流氓，但消费者不这样想啊，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要的东西才是制造商想要生产的。特别是进入“符号消费”的时代，杯子装水的功能，没必要强调了，消费者可能想要文艺风的杯子、复古风的杯子......所有的这些都让“好的设计”成为一个遥远的乌托邦。既然“好的设计”几乎没有，不如看看不同阶段的物品，为什么会这样，跟社会上的文化理念有什么关系，这样更有价值。正如作者所说：“为了理解设计，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伪装、掩藏和转化能力对于现代工业社会的进步是不可或缺的。”
2. 第一章 进步的形象 里面有一句话：“当它破事我们失去珍爱之物，改变我们的基本认知而去适应陌生的新事物时，我们便不由自主地抗拒进步。”陌生的东西、新的技术会带来排斥感，所以其实如何把它包装或者和人们熟悉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里面提到为了加快人们接受无线电收音机，他们早期被做成了仿家具样式。
同时，联想到今天的社会现实，各种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媒体赞美国家技术飞速发展的同时，其实也忘了这并非一个对老年人友好的环境。
进步意味着变化，变化肯定带来不安。在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往往也盛行“复古风”。
很多时候只需要让顾客看到一个物件的古董外面就好了，它实际使用了什么新技术根本就没必要让他们直到，他们又不是为技术买单。
3.19世纪20至40时代，英国制造业出现的倒退，很多人觉得是机器的使用。作者认为首先机械化的程度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高。而就算是对于机械化程度更高的行业，机械化程度高，一件物品的设计就越被重视，所以机械实际上提升了对设计的重视，对版权的保护，真正导致制造行业的粗制滥造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追本逐利。
4.这本书是关于英国的，法国的情况肯定会有不同。但是我觉得中产阶级崛起后应该有不少相似性。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对家变得更加重视，干净、清新。空墙上挂一些画、窗台处摆些花等等，这对印象派的历史一定有影响。
5.里面还提到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感触。对于当初对电有恐惧的人，采取的方式是用科学用理性讲道理，但其实没用。恐惧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啊，常常他们理性都认可，就还是有恐惧啊。确实，我们常常用理性和道理去对付感性，比如劝说情绪不好的朋友，还觉得你怎么就还想不明白呢，其实是无效的，应该创造一个积极的感性力量去取代原有的消极感性印象。
6.那些替代家务劳动的工具，比如吸尘器，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有一个悖论，它生产出来的目的是帮助没有仆人的家庭主妇做家务，但是它高昂的价格，使得有仆人的家庭才能买得起，目标消费者却买不起。
7.“对于实现更高的卫生水准，商业取得了比卫生学家更卓越的成效......教育所采用的训诫爱都很容易让人产生偏见。新产品和设备更为有效，特别是当这些产品的美观造型对人们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时候。”哈哈，一下想到了平时吼娃洗手，我是不是该直接给他买个比如造型可爱的洗手液瓶之类的。
8.英国20世纪初，浴室装有浴缸才是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那我觉得达西虽然不只是中产阶级，但是也不至于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白色浴缸，所以BBC的《傲慢与偏见》里达西洗澡的镜头可能不太合理。哈哈，我为什么老有这些奇怪的联想。
9.在科学面前，政治永远站上风。比如，即便为了工作效率，主管不适合用某种类型的设计，但是为了区分等级，主管也爱用。比如，为了卫生，火车车厢的一等座其实不该用那种毛皮还有各种装饰，但是为了彰显身份。所以，回到最初作者提到的“好的设计”是没必要提的理念，确实如此，被使用的往往不是科学、理性设计的结果。
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读后感篇六
一、
英国设计史学家阿德里安·褔蒂（Adrian Forty）在其第一本出版著作《欲求之物：1750年以来的设计与社会》（Objects of Desire: Design and Society since 1750）中，对设计史的书写边界进行了大胆探索。
从对“好设计”（good design）——这一在在二十世纪中期逐渐成型，由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简称MoMA）定义、宣扬，并在设计界大行其道的观念入手，褔蒂将社会生产、大众心态等因素纳入考量范围，挑战了“好设计”观念中的主要
内容——“设计的主要功能是美化事物，而美感则完全取决于设计师”。同时，褔蒂以历史的视野，对“好设计”观念，以及根植于这种观念的研究范式进行了反思。在《欲求之物》中，与以往设计史书写与设计理论著作将设计师风格及理念作为重点内容不同，商品制造者的行为被褔蒂置于论述的中心。褔蒂在序言中坦称自己将避免以乏味的方式，对每件用作例证的设计作品或现象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结合全书总体情况来看，褔蒂也没有采用佩以夫斯纳及其追随者著作中那种以时间为线索的书写方式，而是设置了十一个独立的主题章节——“进步的形象”、“首批工业设计师”、“设计和机械化”、“设计的差别化”、“家”、“办公室里的设计”、“卫生与清洁”、“电——未来的燃料”、“家务劳动的节省”、“设计和企业形象”、“设计、设计师和设计著作”来探讨设计发展的历史。
这十一个章节在时间上跨度大——从十八世纪中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容上涵盖广——从陶瓷、家具、服装、商品包装、室内装修到企业形象设计几乎无所不包。当然，褔蒂在这十一个章节中并不仅局限于向读者做出一般的、介绍性质的说明，带有社会学化倾向的个案研究组成了《欲求之物》中的绝大部分。同时，褔蒂更倾向于使用基于设计品个案分析及相关历史研究的社会心态，而不是从文化批判或哲学、美学领域挪用的抽象理论来分析自己面对的问题。这种倾向并不代表着褔蒂对设计及其历史的认识仅停留在现象层面。纵观全书，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年鉴学派研究成果与分析方式几乎随处可见，但褔蒂意图不在于构建理论迷宫，其旨在通过具体语境，而非形而上的观念，阐明作为生产环节的设计，将人们心态与想象转化为物品外形的复杂过程，对此过程构建的努力也为设计研究开拓了更广阔的图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设计与人之欲求及与人之欲求塑造的世界彼此纠缠。
中国设计研究界对阿德里安•福蒂的认识基本集中在《欲求之物》一书的介绍中，“伦敦大学巴特雷特建筑学院的建筑史教授，2003 年获米沙•布莱克爵士创新设计教育奖。主要兴趣是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建筑设计的作用。著作还包括：《语言与建筑：现代建筑的词汇》（1986）、《巴西的现代建筑》（合著，2004）、《混凝土与文化：材料的历史》（2012）等。”这一简介虽然说明了褔蒂专攻的学术领域，但其学术渊源——在理解《欲求之物》时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却隐没在了中文读者的视野之内。从巴特雷建筑学院官方获取的资料与褔蒂的自述可知，其曾于牛津大学历史学专业学习，并深受导师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影响，泽尔丁是重要的法国研究著作《法国人的浪漫史》（History of French Passions，1973-1977）等的作者，被《时代杂志》称为世界上最权威的法国专家，以及所谓“在法国最受欢迎的英国人”。其研究带有浓厚的心态史学特点，着眼于历史中人欲望的诸多层面，并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各类欲望与想象。而《欲求之物》，无论是其题目抑或其内容中，都体现着来自泽尔丁以及法国新史学的影响，只不过褔蒂的意图在于完成“一部严肃的商品史”，对其涉及时代中人的普遍观念以及行为背后逻辑的考察最终服务于解释商品设计形态这一目的，同时，商品也在人们希望认识现代消费社会演进时提供了证词。
二、
《论阿德里安·褔蒂的设计史观》一文的作者对《欲求之物》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福蒂的《欲求之物》一书突破了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者》的线性撰写设计史的方式，以新的视角来重新思考设计史的建构问题。”1此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另外，几乎任何评论者都不会忽视褔蒂挑战佩夫斯纳的意图。虽然至今惯于并乐于讨论“线性”问题的诸多学术领域都未对作为一种范式的“线性”下达权威定义，但结合具体文本，佩夫斯纳撰史的“线性方式”可在外在结构与因果逻辑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
首先，《现代设计的先驱》沿着时间顺序，从发源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艺术与手工艺运动开始，止于1914 年的德意志制造联盟的科隆会议，总体上按照时间的先后介绍了现代设计成熟，及“现代设计”这个概念成型的六十余年间，建筑、工艺美术、绘画雕刻及艺术运动的发展情况，这种结构在目录中体现的更为明显。
就《欲求之物》的情况来看，尽管褔蒂用十一个看似彼此独立的主题章节组成全书，但这些章节却是按照时间先后排布，且基本前后相连。然而，尽管褔蒂与佩夫斯纳在组织材料时都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但佩夫斯纳传达历史发展进程次第的意图更加明显，也显然是受二十世纪初叙事色彩仍很浓厚的史学与一贯美术史书写模式的影响。
其次，佩夫斯纳确立的设计史范式具有一种明显的特点，即建立“强有力的先在的美学观念来搭建设计叙事体系，然后从造物史中发现符合此叙事体系的人物和作品。”其研究对象也总是体现康德哲学范畴中所谓“崇高”的设计品，与创造了“崇高”的先驱——设计史的英雄们。这条在编年框架内，以先驱设计师及其理念与参与设计运动更替为主要着眼点的论述线索，是从繁杂的设计事件中提炼出来的，在佩夫斯纳追随者那里显然成了设计史叙事连贯、因果明确的主线，其来自传统美术史的叙述程式，很快就遭到了挑战。
吉迪恩《机械化掌控》一书，在关注对象上，由“精英设计”转向了“无名设计”，吉迪恩在书中试图说明设计如何受到某些笼统的主导观念的影响，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来看，这些笼统的主导观念应为一时代之社会心理或集体心态，但《机械化掌控》中，吉迪恩并为对自己认为有影响设计能力的“主导观念”们给出明确定义，相反，吉迪恩默认了这些观念模糊不清的状态，又在模糊不清的语境中讨论这些观念，暗示这些观念可能独立于人类意志之外。褔蒂批判继承了吉迪恩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指出吉迪恩研究的不足，认为吉迪恩没有在历史视野中阐明那些“观念”的源流，并反对吉迪恩将“观念”独立于人类的意识之外的做法，认为不能仅就观念分析观念，要从观念对人的影响中去把握他们。褔蒂探讨“设计”时尽量不从美学角度入，而是将其视为商品制作方案，更追求“设计”中的客观性。
在这一前提之下，《欲求之物》探索了两个既有差异，又存在深刻联系的问题。 设计的社会经济功能，以及设计品——大多是面向大众的商品，对一时代之社会普遍心态的反应，这里的社会普遍心态，就是对人之欲求（desire）更加宏大的表达。
三、
就像褔蒂在书中开篇就指出的那样，在设计教育中的“好设计”观念并是一种在认识设计时的有益观念。因为这一观念往往倾向于将设计置于真空的环境中，并以美术史中大行其道的审美标准来评判设计品，且此处的设计品多是在专门展示场景中的设计品，它只是艺术家才华与能力的产物，而缺乏与社会其他部分的联系，设计的任务在“好设计”观持有者那里，是创造带有“精英趣味”的美。但应说明，褔蒂时代的这种观念是并非完全源于佩夫斯纳。褔蒂在序言处就表明自己尽量不对设计做审美判断，也尽量不站在一个设计研究者的立场上对某一件设计品做出主观价值判断，设计在《欲求之物》中，更多的表现为商品制作方案，“设计的任务是开发既适宜现有的制作方法，又能满足市场品味的样式。”
褔蒂在第一及第二章中，以十八世纪后期韦奇伍德陶瓷厂的成功为例，分析了韦奇伍德如何与艺术家及制模师——后者在褔蒂看来，于工作性质上同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设计师十分接近，合作开发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陶瓷器物的。韦奇伍德青史留名的成功在于统筹了生产和消费的要求，在生产环节，虽然他以机器代替了原本纯手工制作陶瓷流程中的许多环节， 但整套清晰、可操作生产流程与管理、研发体系的建立才是成功的关键，设计研发在韦奇伍德的系统中并不由艺术家或制模师自由发挥，十八世纪消费者的接受情况显然被韦奇伍德置于所谓现代人理解的“美”“创新”的要求之上。
韦奇伍德通过技术创新制作了状如碧玉的陶器，但这产品由于外观过分新奇，反而销量欠佳，因为十八世纪后期，弥漫的是“崇古”、“复古”风气，接近古董样貌的器物才被认为是好的，因此，韦奇伍德后改变了设计，以素白碧玉制作陶器，因为素白碧玉看上去更像大理石，更能与被时人推崇的希腊古典艺术建立视觉联系，也更受追求风雅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喜爱，这种改进后的设计获得了韦奇伍德想要的成功。
机器与设计关系问题一贯是设计史与设计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中，认为机器为艺术找来了大祸，工业革命的一系列机械发明造成了设计的衰退， 但褔蒂却在反思，没有生命与感觉的机器是否祸害了设计。事实上，与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先驱》中内容相似的论调曾大量存在，并影响了设计史的书写，且通过建构看似可靠的历史认识，影响了人们对机器与设计问题的看法，机器有害设计在褔蒂写作《欲求之物》的年代，极易被人理所当然地接受。褔蒂通过英国时装设计的实例，证明了以“好设计”眼光看来欠佳的设计不是由机械化生产导致的，而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一味追求数量和利润、忽视质量酿成的恶果。
第三章《设计和机械化》中，褔蒂以十九世纪中期一种在英国流行的，花边装饰繁复的女裙作为讨论对象。褔蒂承认了缝纫机的发明与批量使用使快速在裙面缝上大量饰边成为可能，但这种设计普遍出现的原因，在根本上在于缝纫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被使用的，血汗工雇主与服装批发商为了降低缝纫成本，扩大对劳动者的剥削，控制着缝纫机及操作他们的工人生产出了这样的裙装，褔蒂书中对具体生产环节有详尽的描述，在此不予赘述。可见， 不能把女裙繁复的设计完全归罪于缝纫机，因为这种做法，以及其他把糟糕的设计归罪于机器的做法，都回避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思考更具挑战，更具争议的社会问题。
褔蒂设计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分析方法占有重要地位，但褔蒂并没有用“经济基础” 解释一切设计现象，就像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中明言的那样：“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鲁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褔蒂在《欲求之物》中显然认识到，比起以纯粹经济角度解释设计现象， 更需要有一些中间性的东西介入。
虽然褔蒂未阐明其在全书第四至第七章中重要的“心态”因素，但结合其学术背景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术发展整体趋势来看，《欲求之物》的关照对象，除了摆明分析的“设计”，还应包括隐藏在设计背后，但恒久在场的“心态”。
作为“商品方案”的设计既受所处时代社会心态的影响，也是后世研究者把握这种历史视野中“心态”的关键。《欲求之物》，褔蒂主要从“身份”与“场所”这连个方面来考察心态与设计问题。
同一时期商品设计的差别也显示着社会差别的存在，同时显示了人们心中的类别差异是什么样子的，制造商和设计师希望充分表达每一个社会群体的属性是造成设计多样化的重要原因，社会群体塑造、确认自身属性的欲求也推动设计多样面貌的确立。褔蒂从消费者作为设计的服务对象、及设计的被表现对象的地位入手，将 19 世纪开始出现的设计差别化的原因，与社会对不同角色的定位与期待，即“身份”因素关联了起来。而在使用的视觉材料上， 则多使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量存世的商品印刷图录，对梳子、手表等两性通用物品设计差异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在褔蒂的分析中，每一个设计细节都透露出强烈的目的性。当时的女士手表多巧小，修饰精美，多见纤细的金属链条表带，表盘中使用曲线型阿拉伯数字以显示女性的柔和，男士手表在体量上明显大于女士手表、采用朴素简洁且宽阔厚实的皮革表带，表盘中为棱角锋利的罗马数字。
区隔“身份”的除了性别外，还有年龄。褔蒂关注了对从成人状态区分中的“童年”概念，展示了儿童用品设计的背后逻辑。但必须要指出，褔蒂在这一部分深受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ès，1914—1984）《儿童的世纪》（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l'Ancien Régime）一书影响。阿里耶斯此书中最重要的论断为：“儿童的观念是逐步构建出来的。”所谓“儿童的观念”是指人们感觉到儿童具有某种特殊的本性，这种特殊的本性把儿童与成人，甚至儿童与少年区别开来，认为童年代表着天真和善良。阿里耶斯对“儿童概念”的探讨很大程度上基于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关注这些时期与儿童有关的绘画、日记，以及游戏、礼仪、学校及其课程的演变；褔蒂主要在二十世纪初的历史大背景下讨论儿童，阿里耶斯对 童年即儿童的判断基本都被褔蒂接受了，只不过他更注重设计品中体现出的童年与成人状态的区隔，以及成人对童年作为一种天真无邪状态的表现。作为例证的是陶瓷生产中细分出的儿童专用瓷，这些瓷器上往往装饰着动物的图样，动物同时也是成人用瓷器上常见的装饰， 然而前者中往往将动物做拟人化处理，为动物穿衣戴帽，画上温和无害的大眼睛与浑圆、毛茸茸的躯体；而后者中的动物大多出现在狩猎场景中，形象较为写实，或将动物形象抽象化处理，不赋予动物人化感情。
另外，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褔蒂在考虑“身份”问题时不可能忽视“阶级”，或意识形态色彩不那么浓郁的“阶层”因素。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在十九世纪欧洲影响深远的，以英雄与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兰克史学不同，十分关注一贯没有历史话语权的下层阶级的状况，对“主仆关系”“仆人群体的研究”就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种关怀倾向。在褔蒂写作《欲求之物》的年代，“主仆关系”是历史研究的热点，同“童年”的状况相似，褔蒂在这里对设计在主仆身份塑造的论述，也是以同时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前提及框架的。十八世纪以前，居住在主人家中的仆人也被视为“家人”，十九世纪是主仆关系演变的重要转折点，许多矛盾暴露在这种雇佣关系内，矛盾带来的是相对“身份”的不稳定，但对于占有更高地位与更大话语权的主人来说，必须要稳定地突出自己的尊贵地位，因此他们使女仆穿上样式统一、材质便宜的制服，专门在自己宅邸中为仆人设计面积狭小，装潢简陋的住房， 外物是显示主仆差别，塑造仆人“卑微”的重要手段。
同时，作为现实与精神上对人都十分重要的“场所”——“家”概念的形成与分化，贯穿《欲求之物》的大部分章节，褔蒂对“家”之概念的把握仍主要依靠阿里耶斯的史学实践。在说明人类对童年认识的变化过程时，阿里耶斯也构建了儿童们的活动场所——即“家庭”，他确立了两种彼此对立、互为参照的家庭系统。其中，中世纪的家庭是以社交性为特征，对外部世界开放，隐私观念在这种家庭里并不明确；现代家庭则以隐私性为主要特点，与周围世界，尤其是与职业化的世界即工作场所彼此分离。褔蒂基本上继承了这种对立的家庭体系观念，并更多从设计在家与工作场所分离的节点及之后的状况入手——这种分离被褔蒂明确认为是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与他将工业革命视为现代设计的开端与消费社会的肇事的认知是一致的。
在工作场所，设计的目的性更为明显，尽管其中包含着人文关怀，“办公室工作相对于其他职业模糊不清的地位造成了一些焦虑和冲突，办公室中的设计一直被用来解决或至少是缓和这些问题。”但针对办公场所的设计，其最终目的仍然是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工作者舒适度的措施，如设计出更符合人体工学的桌椅，或通过柔和的色彩光鲜及温暖的家具材质使办公场所更像一个私人家庭，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工作者们创造利润的热情与效率。
结论：
总之，《欲求之物》可被视为一本基于心态史研究的商品史著作，其追溯、分析了 1750年以来产品设计的历史，以丰富的案例展示了设计如何反映和改变社会心态，并暗示了现代“消费社会”逐步发展成型的历史过程。
对《欲求之物》的理解应结合相应的学术背景。在设计史书写范式上，应看到褔蒂对佩夫斯纳线性叙事模式以及设计英雄史观的突破，以及褔蒂对佩夫斯纳及吉迪恩研究成果与设计史观辩证批判的继承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从《欲求之物》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案例来看，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纪西方史学发展情况，不难看出褔蒂关注的男女气质差异，儿童身份与特点及主仆尊卑以及这些“身份”区隔在设计中的体现与对设计的影响，以及“家庭”与“工作场所”由统一到分离再到表面上趋于融合的过程，都是在当时逐渐蔚为大观的心态史的主要关注内容，不过褔蒂把它们移到了设计领域，或是说褔蒂以设计领域的现象对这些史学热点进行了再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