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是一部探讨人性和善良的哲学作品。作者通过伽达默尔的故事，阐述了理解他人的重要性，以及善良意志在人际关系中的力量。读后让人深刻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理解和善良来建立更美好的社会。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第一篇
“理解的善良意志”這個題目和“天才之為責任”一樣，一句入魂。伽達默爾的生平有很多讓人羡慕的地方，如年輕時候“有幸能在那些老師們最富有創造力的時期遇到他們：遇到赫尼希斯瓦爾德正好是在其出版《思想心理學的基礎》之前，遇到哈特曼是在其《倫理學》即將出版之際，遇到海德格爾是在其《存在與時間》出版之前，而遇到布林特曼是在他與海德格爾的對話和他1920年代那些傑出論文發表的核心時期。弗裡德蘭德的情況也是如此。伽達默爾當時對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研究，是在與這位柏拉圖研究專家非常密切合作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p137）此外，同齡人中又有兩個摯友卡爾·洛維特和格哈德·克呂格，一個深受海德格爾喜愛，一個寫文、修辭、教學各方面能力均在他之上（工資對比太震撼了，一年內兩人工資差從1.4倍到4倍），在這種諸神林立的環境中成長，得有多幸運，但也真的是無時無刻不在質疑自己啊，無怪年輕時會瘋狂質疑自己的學術能力，雖然相當程度上還是和海德格爾的pua教學法相關（“在很長時間裡，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折磨。我總是有海德格爾越過我的肩膀看著我的可怕感覺。”）然鵝伽達默爾最終還是通過語文學找回了自信！所以人一定要有業餘愛好，不能在一棵樹上吊死！在他身上也能看到很多“影子”，父親至死反對他學人文藝術；拋妻娶女學生（海派學風淵源考）；1933年的沉默（黑月亮的降落）；從萊比錫到法蘭克福再到海德堡（CN，HK，TW，有點像錢穆）……
讀了《傳記》，才真切體會到他對海德格爾的感情有多深，這或許是晚年海德格爾最大的慰藉吧。早年時寫信給海德格爾“隨著他（伽達默爾的父親）的去世，我有一種感覺，我覺得我從父親那感受到的那些期望和責任，從此以後將來自你，被這種期望束縛的意識，對我來說，成了我存在的重要支柱。即使在沒有你個人在場的情況下，我也會努力保持清醒。”後來説明海德格爾走出孤立狀態，使其成為海德堡科學院士；幫助海德格爾與洛維特和解；在1971年獲得勳章騎士時，寫信給海德格爾說自己是作為海德格爾的代表去接受這項榮譽的；在美國寫信給海德格爾說他著作和思想在新大陸的流行；海德格爾去世後他寫信給海的遺孀：“對我來說沒有人，甚至包括我自己的父親，像馬丁·海德格爾這樣重要。自我從他那裡得到第一次激勵和教導的那年起，海德格爾的出現對我來說就成了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收穫之一，最終，在仰慕他的學生和令人欽佩的老師之間建立了一種平靜的友誼”；在自己生前永遠沒有停止撰寫和沒有完結的《海德格爾的道路》，對其而言，哲學就是與海德格爾對話吧。他一直想著回應德里達，或許就是和另一種可能性的海德格爾對話吧。
以前讀《德法之爭》還覺得德里達怎麼那麼gao，就是不回應伽達默爾，一躲躲了二十年（傳記作者挖出了1981年後他們還有三次會面，但都沒有正面交談解釋學與解構）。伽達默爾去世後，德里達通過評注策蘭的一首詩向伽達默爾致敬，從策蘭那句“世界已經離去，我承載你”到德里達的“無條件的忠誠被朋友的死亡或徹底不在場所標記，在那裡另一個人不再能夠響應他，不再在我們前面，更不用說交流、表示某種承認、報答。”這已經是最好的回應了吧！從海德格爾的《尼采》到伽達默爾《海德格爾的道路》到德里達《公羊，不間斷的對話：兩個無限之間，詩》，不同的哲學同樣形式的對話，這就是生命與哲學的歷史啊！
（《真理與方法》的節選法譯本出版於1976年，刪去了前100頁，太慘惹……又看到了“影子”emm）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第二篇
对话真正渴望的不是他者，不是理解，不是穿透异质性；同样，他也不是简单的同一和整合，因为当对话传唤他者的时候，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与传统同一哲学不一样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不在场的道路，即指向永远不会在场的真理的道路。在对话中，之所以不是两个意志的交锋，只是因为意志根本就没有交锋的能力和意图——他者被整合，而整合者与被整合者最后被不在场的真理传唤。
发展不是历史，对话不是生成。对话只会不断穷尽已给出的东西，而不会产生新的东西——这个时候就是意志在论辩的战场上交锋，双方不断穷尽自己和对方的内容（前见），在上面开拓多少、能开拓多少都已经早已被决定了。所以，一个“完美”的立场比无懈可击的论辩更为致命。对话是在穷尽潜力，意志的交锋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要么征服对方，要么被对方征服。真理此时是已经被设定，等着敞开自身，真理是在场的。因此，对话真的要产生什么新的东西，它就要打破这个解释学循环，为此，它需要的是某个不在场的真理。
独白与沉思者，他们受不在场者传唤，被永恒吸引，不断在语言和描述中跳转，不断地在思考中逼近真理，他们将自己向真理（不在场）敞开，承受其重负和责任，行走在磨灭自我的危险的边缘。诗人的语言断裂和破碎，哲学家不断改变自己的手稿和立场，这里面的断裂和空白，正是不在场本身，他们追寻和探究的正是那片“虚无”。
对话所产生的新，也只能来自于不在场。所以，真正导致新的，不是同他者的对话，不是理解，而是因为真理本身永远不在场。不是因为解释学本身是个永远未完成的敞开过程，所以真理未完成，而是真理本身永远不在场，所以解释学才必须敞开自身，迎接真理的到来。敞开自身，是被勒令必须进行的行为，而不是因为善良和理解。对话作为理解的基本途径，但这条路通向的不是他人，而是真理，在对话中，在产生新的东西的过程中，对话中的所有人都被这不在场的真理统治着，而对话发起人则作为真理传唤者也一同被统治，但他洋洋自得，认为完成了一桩伟业，帮助了他人，达到了理解。殊不知，他只是将自己的期望和想被统治的欲望散播到全世界，解释学的姿态是完全的傲慢和狂妄。
——对话传唤他者，而要求对话者被不在场传唤。哲学家的狂妄在于将自己的欲望等同于人类的欲望。
之所以需要他人，之所以需要对话，是因为伽达默尔的意志已经阉割，在两个父亲的统治下，他没法实现以自己的意志去面对“虚无”，面对和占有作为“母亲”的真理——真理已经被父亲所占有。伽达默尔有两个选择，逃离这片领域，去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古典），但这样他永远不会成长为一个父亲，即拥有强力意志。被阉割的羞耻和自卑将化为所谓的善良伴随他。解释学没法下判断，解释学的中庸不是因为其通透和深刻，而仅仅是因为被父亲统治导致意志早已被阉割。意志想要恢复强力，孩子想要成长为父亲，就必须造父亲的反，革父亲的命，超越俄狄浦斯情结——如洛维特、列维纳斯、阿伦特等人做的那样，同海德格尔清算从而真正实现自身。但伽达默尔的意志太弱，或者当时的环境让他没法发展自身的意志，最后他根本上还是困于海德格尔。因此，他只能寻求对话，在对话中，传唤他者，而他者所给予和提供的生命，在对话中整合他者的暴力，最后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成为了“不完全的父亲”。不断地陷入匮乏，不断地渴望他者，甚至没有他者就无法思考，只有同他人一起他才能面对“不在场”、“虚无”、“真理”。
但强力意志总归是强力意志，即使它被阉割。它始终向往一个母亲——真理，任何侵犯真理的他者都会使它恢复其本来面目。面对苏联干涉大学独立，面对犹太朋友的困境，伽达默尔表现出一个父亲的模样，他要守护人文科学的真理，他要成为精神科学的家长。
因此，善良意志不是受气包，也不是海洋，它既是中庸的也是强烈的，他是强力意志（即使被阉割）。出现不值得接纳的话语，那是在挑战真理本身，那么善良意志就会化身强力意志，理解就会化身为论辩和征服，完全的中庸和善良是无意义和软弱，真正的善良意志要做好守护真理的准备。
也正是因为善良意志朝向真理而不朝向他人，所以，当他人沉默或无法回应，当他人行动而非对话，解释学就失去了效力；但也正因为善良意志守护真理，解释学才不至于流于相对主义和庸俗主义，它才能够具有力量，虽然这种力量必然导向同一和整合。这是解释学在面对他者时的二律背反。
伽达默尔，仍然是德国哲学的继承人，同一性哲学的孩子。他没法行动，只能诉诸言语；他没法决断，只能求助他人。他爱的不是具体的人，他爱的是真理。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第三篇
“理解，就意味着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理解永远是未完成的、不圆满的。保持对他人的开放、宽容，像打网球一样，在和他人的对话中，在接受和回应中进行解释。”解释学作为生存论
理解作为真理的途径，历史作为真理的土壤，对话作为最基本的方式。理解，也就意味着一点：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这是敞开自己容纳他者，并在其中达到自我意识和真理意识——理解的意志是善良意志。以理解来对待他者，即使是面对父亲这般绝对的他者。
人不能没有希望地活着，解释学最后指向的是存在，前见即是生存。生存不止则诠释不止，创造与生命在解释中诞生，在理解和对话中诞生。真正的乐观是敞开，只有这样，生命才无止境，才是不死的。
向他人敞开必然基于他人的存在。存在不是“有”，他人当然存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仅仅是将他人当作事物一样来理解，他人同任何一个事物没有任何的区别。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他人存在的另一个名称是“爱具体的人”。具体的人不是个体的人，个体的人是抽象的人，甚至比作为群体的人更加抽象，现代形成的单子的人是抽象到丧失任何具体性的人，而正是这样人才被当作物来认识。
“理解，就意味着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这是将他人作为异己的声音来理解，“他人存在”也就意味着有别的意见存在，有可能正确的话语存在，是对同一性话语的打破，是对自己的警醒，让我们对自身观点持保留态度。然而，将他者作为一种话语（即使这种话语是异质性的），也就把他者理解为透明的可理解的存在，并对他者进行传唤，要求对话。这是完全内在的自省，而不是真正的敞开。解释学本质上不是在敞开自己，而是在要求他者敞开自己，让我们去理解他们，最后达到整合和理解。
解释学要求一块“网球场”，它摆一个平台，让大家来对话（甚至是命令和传唤他者来进行对话），以此来不断达到理解。这样的姿态同“何不食肉糜”没有任何区别，它要求他者停止一切“行动”，而转换为“言说”；它命令他者敞开自己，而不是保持封闭；它要求回应，而不是沉默。
默认并要求每个人都能、都愿意言说，把“说出”认作比“沉默”更好，这是语言在解释学中核心地位的体现，也就是对话作为理解的基本方式。对话要求他者在场，并要求他者是透明的、可言说和可通达的，也就是在这里，解释学回到了在场形而上学。任何一种在场形而上学都是对他者的暴力，我们将他者传唤到面前，将他们整合进一个对话语境里，即使这个语境是生成性的，它也把问题，把异质性的东西给掩盖掉。因为在场意味着当下，当下意味着一致性。
所以，解释学没法应对沉默，没法穿透异质，没法承担怒火，因为它压根就以一种傲慢的态度磨灭了他者，这是德国哲学一脉相承的。这是将解释学当做一种认识论的后果，认识论，永远是主体性的，主体性和同一性对他者永远是暴力的。当德里达沉默，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呈现出真正的他者面貌时，当他们以如此强烈的意志抵挡住了敞开自我的诱惑时，当他们在伽达默尔那里真正作为一个异质的他者出现时，解释学失去了效力。
辩论是理解的缺席，是意志的交锋：要么征服对方，要么被对方征服。这时候，真理不是被辩出，而是被提前设定。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仍然不够彻底，它依旧是辩论性的，只不过这里的善良意志是被阉割了的强力意志。它由此宣告自己的无知，承认他人可能是正确的，将最关键和最呈现意志力的终极判断无限延迟。“接受他们可能是正确的，但不下他们是正确的判断”，是无意义的悬置，它带来的不是问题的清晰，而是问题的模糊——问题本身被悬置了。当解释成为一个敞开和宽容的过程，判断已经无法产生，敞开同时也封闭了判断——已丧失判断标准。不下判断是因为解释学原则上根本没法下判断。
在一个强力意志的父亲的阴影下，解释学诞生。那位父亲独占了作为真理的母亲，以至于解释学只能将自己阉割，受俄狄浦斯情结折磨，从而将真理的到来无限延迟。需要他者通过对话来敞开自己，是意志疲软的体现，是无法忍受那永不到来的洛菲斯。真理在这里只是一个延迟到来的谎言，真相是一个披着主人外衣的奴隶在展示自己的意志。伽达默尔的存在本身肯定生命，但根本上只肯定自己的生命，而且他肯定自己的生命也不够彻底，因为他是被阉割的，所以永远需要对话，永远需要他人来作为养分。
如果解释永远是个未完成的过程，那是因为有压迫永远有反抗，解释的压迫不止，那么异质的反抗不止。所以，合理和冰冷的推论是：当一切压迫被整合，解释学也就完成了它的任务——它的意识形态本质。意识形态批判不该说解释学没有批判力，应该说它直接就是暴力性的整合；德里达应该唾弃解释学，他出于友谊而选择沉默，但他的问题却直指痛点。伽达默尔的善良意志，充满了布尔乔亚式的腔调。他活在两个父亲的阴影之下，最后他通过对他人的暴力来成为了父亲。他后期的充沛和积极论争，他的生命力，恰恰是因为他开始作为一个父亲而存在。
“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是一场关于自我的赎罪。前见的必然性，人的历史性和现实性，认识的整合和暴力性。接受前见，认识到前见的整合性质，最后导致一种所谓的“保守”:拿不准自己是不是对的（当然，如果是仅仅基于茫然而不知自己是否是对的，那么是还没有进行彻底的反思）；承认他人可能是对的，也就意味着赎罪——认识论和前见的罪。
就本质而言，善良意志并没有那么善良，它是被阉割的强力意志，它宣告一种更普遍的整合和暴力。
如果真的要向他人敞开、宽容、理解，那么它的前提，必须是他人存在。要将他人已然地纳入前见（历时性的具体的现实的生存），恢复人的“与他人同在”的地位。他人不是后来的，是早已到来甚至先于我们而来。他人存在，不是被我们认识到的存在，而是切切实实地存在。必须明确，他人是我们生存中、我们的视域中绝对异质的存在。所以，他人永远不在认识论上来整合，永远不能成为某种同一哲学的组成部分。
去理解，不是基于他人可能是对的，而是颠倒过来。去理解，因为这一点——他人存在——是对的。正是因为一个异质性的他人存在，真正的理解才得以可能。前见是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在我们的历史和生存中已经有着他人，他人的绝对不可到达决定了解释的永远未完成性。
理解，不是要让他人说话，不是传唤他人，他人早已在我们身边。因此，不是对话而是行动，不是认识而是生活。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第四篇
好的人物传记作品并不是一部个人史，而是一部时代史。沉浸于本书厘出的一些哲学人物的观念渊源，以及越到后面越密集的哲学对话。对史的兴趣大于个人，这也是某种客观。
66.这是一个伟大的新康德主义信条：哲学必须作为一个融贯的体系而被建立起来。
72.这种“实在论”吸引了年轻的学生，他们总是喜欢听有关真实世界的东西，并对老教授们讲授的历史充满怀疑。（→现象学）
72.在马克斯·舍勒的推进下，这种（价值的质料）伦理学已偏离康德的“形式主义”（根据这种理论，人们必须尽自己的义务，而不顾自己的目的和所希望幸福），这在当时非常流行，它希望赋予伦理现实以更多的血肉。
80.纳托普说道：当我的著作于1903年发表时，认为也许应该将柏拉图的神秘主义同其理念论分开，但现在他认识到“那些认为无法维持这种分离的批评者”并非完全错误。（他曾经捍卫由康德启发的知识理论“科学认识论”，并开始与康德保持距离，转向“神秘主义”）
89.在马堡，齐美尔的学生理查德·哈曼（更偏左翼）宣布了人格文化的终结。他最喜欢的课程被称为“人格文化和物的文化”。换言之，它不再与人有关。对哈曼来说，即将走向终结的文化是个体的文化，这种文化与西方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哈曼认为，“物质的战争”只是敲响了这种文化的丧钟。在千百万士兵毫无意义的死亡之后，人们怎么能相信个体的价值？不是个体，而是匿名的客观力量在支配事件进程。因此，哈曼更倾向于“集体主义”。
112.希腊人吸引人之处：还有其他理解实存的方式，不受痴迷于确定性的科学要求和现代主体性的束缚，而在柏拉图那里，绝对确定性是为诸神保留的。这种存在于新康德主义认识论中的对保证和科学确定性的现代迷恋，如果不是寻求以某种方式逃避自我的实存，又是从何而来呢？
123.海德格尔必须保证在其生活和工作中对托马斯思想的忠诚。但在1919年，海德格尔疏远了天主教体系。该体系通过对希腊人的原初经验的基督教化来摧毁它们。这种神秘的经验哲学，也就是说，世界形成了一个从属于第一推动力的的等级秩序，这一观念迫使哲学自身采取一种与事物秩序相一致的理论体系的形式。它面临着简化的风险：观念论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就像胡塞尔的基础现象学一样，试图从构造的意识中推断出世界秩序，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种潜在的托马斯主义。
125.事实上，海德格尔是以一种幻灭的、甚至反叛的托马斯主义的眼光来阅读亚里士多德的。
106.这个“天主教传统”是对原始基督教经验的一种罗马式和经院式的歪曲，是一种被极端的不确定性所折磨的存在。希腊形而上学用其理性和秩序的概念加以覆盖的正是这一经验。（至今哲学也蒙着这个诉求的阴影）
130.1925年春，伽达默尔决定选择古典语文学。在遇到海德格尔之前，伽达默尔对神学并无太大兴趣，如果不考虑他对克尔凯郭尔的热情的话。但海德格尔使他发现，全部哲学概念都贯穿着一种神学背景。
132.海德格尔被布尔特曼与基督福音传道（初始宣言）的原初关系所吸引，基督福音传道解除了海德格尔沉重背负着的天主教教义。在这一关于起源的报告中有一种自由，它与海德格尔的解构形成了呼应。
134.希腊人是作为伽达默尔一直称颂的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导师出现的。这使他不同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主张打破人文主义传统，他认为人文主义传统太肤浅，太多愁善感而且不够激进。
143.强大的海德格尔小组：洛维特从社会哲学出发向海德格尔提出批评，克吕格则批评了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释，尤其批评了他误解了实践理性的自治。在这两种情况中，海德格尔在伦理思想方面的缺陷都被指了出来。
154.克吕格所关注的康德并非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中的康德，而是绝对命令中的康德，他在道德良知中看到了每一个个体都知道受其束缚的自治法庭。现代科学合理化的倾向 在道德法则的直接而不可辩驳的证据 中发现了自己的限度，这一证据指向创世神学的背景，对康德来说，创世神学的背景是不言而喻的。克吕格有时候反对海德格尔那里存在的主体性残余。（过于先验）
159.伽达默尔写道：人类的条件意味着人们并不支配自己；处理我们所处的这种辩证不确定性的哲学，自身只能以辩证的方式展开。希腊人的优点在于提醒我们，伦理学知识正如哲学知识那样，不是任何客观的，有条理的知识，在那里，人们可以与自己保持一种极端的距离。
200.纳粹的艺术政策试图以更贴近人民的名义批判纯粹审美文化的形式主义。尽管它存在各种滥用，但伽达默尔在1966年承认，对堕落艺术的控告说出了某种真实的东西，并且与他的审美意识批判的一个要素吻合。伽达默尔的批判灵感源于克尔凯郭尔，并且依据1934年的论文，也源于柏拉图。如果对唯美主义批判是纳粹的固有特性，那么克尔凯郭尔应该被称为原始纳粹。
296.一方面，纳粹的恐怖统治使得学术声誉扫地，它不止一次表明学者容易被收买；但另一方面，学者的独立性也被苏维埃占领者怀疑，他们在这里察觉到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所希望的，乃是更加政治化的学术，即扎根于现实需要和社会经济的学术。据此学说，智慧应该是社会秩序的反映。
300.社会主义共同体复兴要成功，德国人就应该以激进的方式重新定向，远离他们那已经带来悲剧的危险的浪漫倾向。教育德国人面对现实。
305.伽达默尔呼唤莱布尼茨的调和精神。1996年，伽达默尔还致敬了莱布尼茨的“透视主义”，这一学说使得他能够承认视角的多元的合法性。它尤其是宽容的一个重要模式。
313.一个对于大学的未来还更为关键的斗争，是有关一个新社会科学系的创建。它公开宣告的目标就是在大学里面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开辟空间。大家徒劳地陷入已经存在的法学系和社会科学系的竞争。
331.自从伽达默尔早期对哲学中的体系观念的批判开始，他就一直对哲学中的纯粹建构抱有怀疑。想要给人文科学强加精确科学的方法论和建构性理想乃是一个错误。它们绝不满足于此，这样做对它们完全不公正。人们在那里发现的毋宁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它不是对事情的支配，而是参与。（与体系性著作，与法兰克福）
364.正是历史性使得我们能够区别有效的东西和不那么有效的东西。伽达默尔在这里捍卫一种强烈黑格尔色彩的审慎乐观主义：乃是历史造就了某种理性的东西。当然，历史造就了暴行，但也教导我们。（这里很值得商榷）
被历史所造就的意识，以及对历史的感激。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决不意味着能够导致对自身的认识。我们的历史存在的本质恰恰就在于我们不能认识自身。但是否对自身的认识只是一个空洞的反思？我更愿意认为它是最真实的认识。它是最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为批判。
365. 理解就是一个语言的过程，是对语言的寻求。人们只是在语词表达某物的界限内理解，如果人们达不到这点，乃是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解释学的必然面向，语言与历史）
366.伽达默尔反对一种现代观念：语言阻止我们通向存在。这种唯名论的观念使语言成为表达我们思想的单纯符号。伽达默尔的观念更多是本体论的，语言一开始就是存在的最初表达。真善美不是单纯的创造或思维抑或主体的观看方式，而是存在本身的特征。（真善美 薇依）
367. 人是理解的存在，总是受到意义筹划的引导。
368. ①虽然伽达默尔拒绝黑格尔的绝对知识，但他和黑格尔都捍卫历史的潜在理性的观念或我们的历史处境。②他捍卫艺术作品的真理经验和语言的本体论意义。③伽达默尔强调乃是艺术，而不只是人文科学中的真理的认识论问题，构成了他解释学的真正锚点。
371. 被正确理解的历史不会通向相对主义或尼采，而是通向与人类有限性相符的对真理的新理解。
372-373全页摘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强有力辩论。
372.海德格尔不喜欢①“辩证法”思想，因为辩证法消除了所有矛盾和否定性。还不喜欢②德国观念论的意识概念，我们的历史存在的经验要再次收束在意识的把握之中吗？重新落入意识哲学的轨道。
伽达默尔询问，真的有形而上学的封闭语言这样的东西吗？语言不是总能克服自己的障碍吗？并没有形而上学的被禁锢的语言，只有我们在努力思考和克服理解自己的障碍时所使用的语言。
384.波普尔与伽达默尔一样远离实证主义。（以为）
396、397、398、399全页摘抄，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的强有力论辩。
396.伽达默尔指出，社会成员对自己的理解是由语言编织起来的，而且这种语言有着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因为它能使自身精细化，能容纳新的意义内容并超越自身的障碍。在这点上，伽达默尔得以超越社会科学一贯以来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而且也能超越维特根斯坦的观念，后者认为，语言游戏构成了封闭于自身的不可渗透的圆圈。
400.是什么允许社会的精神治疗师说一个社会或它其中一部分是生命的，或者说遭受着“交流的系统性扭曲”？在伽达默尔看来，乃是哈贝马斯对意识形态、对激励着他的话语的未言明的马克思主义不够“批判”。（哈贝马斯批判伽达默尔遗忘社会科学的特殊情形，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可能会动摇和超出对话者之间的深层认同，要识破意识形态的支配，批判的姿态并非善意的）
433.德里达指责了“善良意志的公理系统”所使用的某些概念，诸如“理解”和“经验”的公理系统，这让我们更清晰地瞥见不同于解释学的“另一种对文本的思考”：是否真的有某种一般被接受的“经验”，它涉及的是一劳永逸的“理解”，甚至是否有“那个”理解本身？
伽达默尔的理解：①德里达通过询问是否与他者的关系乃是一种理解关系来质疑解释学本身。②德里达将理解的意志与一种支配关系和总体化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伴随着某种“暴力”。③德里达的主要想法是认为意义从未亲身给出，而总是延迟的，通过符号不断唤起它的在场，然而并不生产它。
434.伽达默尔探究倾听的观念只是为了更好的凸显这些差异，而德里达则逃避它且质疑这一原则：如果说对于解释学而言，倾听和理解原则上总是可能的，那么德里达则警惕它们，好像它们是形而上学的陷阱或幻想。
440. 伽达默尔并不需要德里达提醒他所有理解的局限性乃至暴力，在他看来，这些限度构成了海德格尔所启示的实际性解释学的出发点，它一直以来就拒绝意义的绝对在场这一理想。从1980年代开始，当列维纳斯的著作在德国也得到很好的了解时，伽达默尔越来越多地谈到解释学的灵魂就在于承认他人可能是正确的。理解在这里意味着向他者和他的理性保持开放，并且由此而自我放弃。
442.对德里达来说，①艺术是真理经验外的任何东西。②只有活生生的对话以及它的可能性本身中断之后，真正的对话才得以开始。③德里达“嫉妒”伽达默尔身上肯定生命的这一独特力量。解释学是一种肯定生命、抗拒包围着它的死亡的方式。
未完待续
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读后感第五篇
（加）让·格朗丹：《伽达默尔传：理解的善良意志》，黄旺、胡成恩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
本传记在2003年英译本出版时曾引起西方学术界的争议，主要涉及对伽达默尔在纳粹主政时期所作所为的评价。
（见刘擎《二○○○年以来的西方》，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1年，第383-384页。）
视域
·近代的启蒙思想将传统和成见贬低为非合理的东西，但这一看法也不过是成见而已。伽达默尔认为传统和成见是理解和对话不可缺少的东西。
·将记录在文献中的内容视作作者的情感进行解读，即解释学。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是理解他者的学问。解释学最早源自古希腊，原本的目的是从过去的文章中读取作者的主张，但伽达默尔认为仅这样做毫无意义。对于解释学来说，关键在于现在的我（解释者）与过去的文章（被解释者）的“对话”，过去的文章因现在的我而苏醒。
·伽达默尔将为了“对话”必须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成见称作视域。一般认为应该舍弃成见，但在伽达默尔看来，没有成见就无法进行真的对话。尝试理解与自己在成长环境和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他者的视域（成见），才是真的对话。
·在伽达默尔看来，若能经由真的对话理解他者的视域，就会产生视域融合，扩展自己的视域。真的问题与“日本的首都是哪里”之类的问题不同，事先没有答案。但如果视域（成见）没有逐渐扩展，那么到头来就只不过是单纯的偏见。
（见（日）田中正人：《哲学不思议》，（日）斋藤哲也编，史诗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9年，第166-167页。）
14 《真理与方法》：一部出人意料的作品
355 然而《真理与方法》很快成为当代解释学哲学的基本著作和自《存在与时间》以来德国哲学最引人注目的著作。……它从一个看起来边缘的问题，即精神科学的认识论问题出发，以穿过整个哲学史的方式处理艺术、历史和语言领域，并且在普遍存在论的“顶点”那里结束。……由此出发，在人的有限性（该书每一页都在论证该观点）主导下，这部著作的挑战乃是，它试图把握理解是怎么回事，但懂得一种理解理论绝不会达到对其对象的决定性把握。该书的主要论点事实上是，当人们试图强加一种方法到理解上时，我们总已经到得太晚。如果理解并不让自身真正被奠基，这是因为它是我们一直立足于其上的基础和大地。
356 我们所经受的这一经验（虽然在其中我们并不是被动的）与我们的有限性，与所有理解的原动力有关，这一理解涉及文本、艺术作品、传统、人类行为或生活世界的语言状态的阐释：每一次我们都重新回到那些搅动我们的问题，并且使我们得以继续与自身的对话。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承载着效果历史，处于效果历史之中，这个历史为我们打开了理解的视角和视域，而排除了其他的视角和视域。重点在于意识到这一局限性，因为正是这一意识使得我们能够开阔我们的视域，使我们进一步向他者开放并获得一点智慧。这一智慧不在于无所不包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而在于受有限性约束，承认我们绝不能实现这一状态。然而这一处境完全不是可悲的，因为实际上正是我们的有限性使我们能够彼此学习，并且总是向新的经验保持开放，意识到在语言、公共生活和团结一致中我们已经拥有的被遗忘的“基础”，我们在友谊、家庭、制度和常识中获取关于它们的经验，它们以比我们意识到的更为紧密的方式将我们聚集在一起。
356-357 解释学谦逊的美德——他的批判性刺激——使得我们警惕我们的理解想要超越或忽视其自身有限性的虚假主张。伽达默尔揭露了在现代科学的普罗米修斯式主张中存在着的这样一种过分要求，后者贪求柏拉图将之保留给神的绝对确定性。科学主义正成为我们时代的新偶像。伽达默尔的质疑针对的不是科学——这是荒谬的，因为他对科学十分尊敬——而是科学崇拜所带来的慑服、盲目和忘乎所以。方法的掌控是人们所乐意和希望的，但它只包含我们生命经验中的极小部分。人的生活世界，继承自传统的共通感，使交流得以可能的语言的世界，爱、同情和情感的世界，都不是方法所能掌控的领域。然而，这里也存在人们分享和理解的“真理”经验，在这里存在着典范。伽达默尔所要捍卫的就是这一“解释学的真理”。
359-360 伽达默尔在这里谴责了现代科学垄断整个知识和真理问题所导致的疑难。如果唯有科学能够解决真理问题，那么艺术应该负责其他事情。但是什么事情呢？伽达默尔认为，正是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人们发明了纯粹美学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游戏、外观和幻象的观念所主导。如果只有科学能谈论现实，那么艺术就只能位于它的边缘。由此在伽达默尔看来，艺术处于边缘地位，受到轻视，因而完全位于科学、现实乃至社会的边缘：它毋宁被“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或“放荡不羁者”所实践，这些人后来将成为宗教界“艺术”崇拜的对象。伽达默尔在这里谴责艺术的一个致命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常常得到艺术家自己的辩护，却证明了现代科学对艺术中的概念的支配。伽达默尔明确指出，不，艺术经验乃是真理和现实的经验（在这些术语的充分意义上）：在一首诗或一幅“真正”的画中，我们认出了事实之所是——伽达默尔教导，好的图像给出了事物持久的本质——并且我们分有了真理。我们参与了这一真理，因为它打开了我们的视野并且对我们说：“你应该改变你的生活！”这一经验仅仅是审美的吗？在那里它只是处于外观、幻象或想象的层次？伽达默尔称，完全不是如此，相反它是认识、真理的经验，同时也是现实的经验。它有时比其他科学更好地向我们谈论现实。事实上，艺术作品的真理比科学真理更卓越地跨越了时代。今天人们会如同阅读一部给我们教益的“当代”作品那样阅读索福克勒斯的剧作或柏拉图的对话，但不再有人去读20世纪初的一本医学或物理学著作。
360-361 这一艺术分析对伽达默尔来说之所以关键，乃是因为据他看来，当人文科学想要捍卫自身在精确科学方法论面前的自洽时，这就使得它们通过审美态度来理解自身。由此，人文科学很不幸地在过于“审美主义”的范畴的帮助下为自身辩护，即撇开了艺术经验的真理方面，以此方式它们就依然总是处于现代科学的秘密支配之下。……人文学科的意图不是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心理”，而是理解它们对我们所讲的内容，它们的真理要求。人文科学的这一心理学（但也是历史主义的）转向导致了艺术作品内容的丧失。对伽达默尔来说重要的是认识到，在对文本和传统的理解中我们分有了相关于我们的真理而不是分有了表达，在后者那里天才只是体现为它的主观性。据此，他反对精神科学的平庸肤浅的审美化及其经验形式的边缘化（因为它们不符合现代科学的精确标准）。测量、计算和客观化的界限不是人类知识的界限。
361 只有在《真理与方法》后，伽达默尔才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好的表述：我们的存在比意识拥有更多的存在。用德语说听起来好得多，mehr sein als bewusstsein：我们所是的存在不局限于那在我们的意识中能成为透明的东西。不过意识自身已经是这样的：意识自身在其行为和思维方式中，不完全是透明的或面向自身在场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神代表了思维的完美形式。我们对自己的理解通过那并不完全一目了然的传统才实现和得以可能，因为常常未来的人们对此比我们看得更清楚。
362 伽达默尔以强有力而可靠的语句阐明了我们不可超越地隶属于历史：“事实上，并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从属于历史。在我们通过对过去的反思理解自身之前，我们以一种完全自发的方式在我们所生活的家庭、社会、国家中理解自身。个体的自身意识只是在历史生命流动的封闭圆圈中的微弱摇曳的光线。这就是为什么个体的前见比他的判断更好地构成了他存在的历史实在。”
362-363 在理解中前见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伽达默尔最广为人知的论点中的一个。伽达默尔并不因此倒向历史主义或相对主义。我们彻头彻尾是历史的存在，据此伽达默尔是“历史主义的”，但历史并不使我们变得怎样都可以。相反，正是历史使我们能够区分那得到证明的、因而是合法的前见和不合法的前见。如果伽达默尔强调前见使理解得以可能，那么他也同样强调这些前见是暂时的，并且可被不断地修正，而人们很少注意到后面这点。对其历史规定敏感的意识，在面对能够暗中规定它的前见时能够特别保持警惕，并且对前见的修正保持开放。伽达默尔认为，在这里，历史的“工作”对我们有益。当我们想要认识我们与之连接并且有可能理解的过去时，历史不是我们需要跨越和克服的深渊。
363 但什么是典范的作品？它当然是在历史中诞生的作品，因而能够被视作它的时代的反映，但它却以成为必读参照的方式成功地超越了它的时代。大多数人文科学不必感到羞愧，特别是典范依不同时代而以不同的方式被阅读——这证实它们的“超越”特征——它们的经典总是不断在变化。因此，在承认谁是经典时，当下是有发言权的。于是在这里有着当下与过去的“融合”，伽达默尔认为这一融合是所有历史理解的构成要素。由此引出他的一个较强的观点，据此，理解与其说是“主体性的一个行为”，不如说是一个“视域融合”的活动，在这里过去和当下相互渗透：没有与过去的关系，就没有当下的提问，而没有当下，也就没有使当下得以可能的过去。“视域融合”在多个层次上起作用：有当下与过去的融合，也有阐释者与它所理解的东西的融合，阐释（interpretans）与阐释对象（interpretandum）的融合。理解的对象部分地被理解它的主体所构造，但同样也被将之传递给我们的历史的工作所塑造。
363-364 对历史的隶属——对伽达默尔来说它是如此的不可超越——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挽救地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灾难性的景象在伽达默尔看来只是秘密的笛卡尔主义思想的一个荒谬结论，它认为如果一个真理不是奠基于绝对的确定性上、在各方面都得到保证，那么它就完全是相对的。如果人们只是想要这一纯粹理性的创造（它就是数学），那么在我们的世界经验找不到任何这样的东西。真理的经验并不缺少实在。经典作品的持存，就像对它们的各种各样的接受，证明了历史这一独特的丰产性。当他谈到我们的“历史性”时，伽达默尔并不因此如尼采乃至海德格尔那样强调观点的相对性和威胁我们的虚无主义，而是相反，强调我们给历史带来的定向，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超越自身历史处境的能力，并且恰恰是由于历史的援助。因为正是历史性使得我们能够区别有效的东西和不那么有效的东西。伽达默尔在这里捍卫一种强烈黑格尔色彩的审慎乐观主义：乃是历史造就了某种理性的东西。当然，历史造成了暴行，但也是历史本身教导我们，让我们警惕它们的重演。由此我们就有可能从中引出历史教训，让我们不再重蹈覆辙。
364 我们的意识受到历史的雕刻。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意识到伽达默尔称为“效果历史意识”（他的主要概念）的东西。这个术语至少描述了两件事情：被历史所早就的意识，以及对历史的感激，也就是有关我们对历史所负的这一债务的意识，即使它确保我们关于自身的意识绝不会是完全的。他说，“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这决不意味着“能够导致对自身的认识”。但是，在人们可以成为效果历史意识的智慧中保持自觉意识，这也很重要。
365 当他的同事赫尔穆特·库恩问他思考自身的历史处境是否可能时，伽达默尔在1962年2月25日给对方的回信中答复：“思考其自身的历史性，为什么这会成为不可能的？不过我也认为认识它是不可能的。此外，我常常谈到，我们的历史存在的本质恰恰就在于我们不能认识自身。但是否对自身的认识只是一个空洞的反思？我更愿意认为它是最真实的认识。”它是最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为批判。意识到它的限度的效果历史意识，一方面让我们警惕意识的最终基础的幻象，另一方面在新经验的敞开中达到顶点，这个新经验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超出自身当前视域的界限。
365 对话由此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具有重要性。与他者的相遇使得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能超出我们的界限。不过，对话模式尤其使伽达默尔能够阐明人类理解本质上的语言性特征。在著名的格言“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中所概述的根本思想就是，我们的理解必定与语言的形式相吻合。理解并不是首先体现为一个思维或理智的过程，后者随后采取了语言的形式，理解就是一个语言的过程，是对语言的寻求。人们只是在用语词表达某物的界限内理解，如果人们达不到这点，乃是人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当然，并非一切都可被言说，但这意味着并非一切都能被理解。这属于人的有限性。
365-366 我们的理解本质上从属于语言要素，这一观念是革命性的。它额外赋予了至那时止只是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解释学以“普遍”的维度。对伽达默尔来说，解释学完全超出了这一范围，以我们理解的根本性语言处境的普遍哲学的形式出现。这就是伽达默尔曾说的，我们对历史的从属等同于我们对语言的从属：它并不真的与限度有关，而是与可能化有关。语言不是限制了理解，而是使得理解得到训练和得以展开。此外对伽达默尔来说，语言的特征表现为它本质性的敞开：它向所有能被言说的东西开放。一切可被理解的都可以被言说。语言因而能够向所有陌异的内容敞开怀抱，因为所有能够被理解的东西都能够被翻译。事实上，理解已经是翻译。因此翻译原则上总是可能的。这可能同样是一种乐观主义，然而它属于我们理解处境的一部分：我们是理解的存在者，这一理解寻找语言，并且这一语言能够欢迎所有可被理解的东西。
366 通过强调语言的敞开，伽达默尔最终承认语言具有本体论的意义。正是语言让我们能够说出一个东西是什么。的确如此，语言在伽达默尔那里与其说是思想或一定文化的表达，不如说是这些东西本身。可以说，存在本身呈现为语言。语言不是阻止我们言说存在的障碍，相反乃是在其中存在始终得到表达的要素。
367 海德格尔曾在伽达默尔之前提出，人是理解、历史和语言的存在，致力于理解存在，但所有这些思想在他的弟子那里获得了一个新的转向。是的，人是理解的存在，总是受到意义筹划的引导，只是伽达默尔强调的不是恰当的理解奠基在直面他的有死性时自身本真性的坚定抉择，而是强调这些筹划总是能够通过与被阐释的事物的对话而不断得到纠正。……它不仅仅是自身生存的独白，而是与他者的遭遇和对话，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我们能超越自身的历史性。历史不是被标记为存在的遗忘或巨大的误入歧途，在那里“形而上学”是罪魁祸首，历史乃是培育我们的意识、帮助我们在生存中确定方向的沃土。这一意识因为意识到它的局限性而必定是对话的意识。语言因此从对话的观念出发被理解，然而其方式如此偏离中心，显得不像是主体性的表达，而是像存在本身的呈现。存在以语言的方式给出，而语言永不停止地为我们给出存在，就如让—吕克—马里翁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