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年论稿》是一篇深入探讨西周王年制度的文章。作者分析了这一制度的起源、演变及其对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作者揭示了王年制度在西周时期的统治合法性和道德约束力。这篇文章具有深入研究和思考的价值，对于了解古代王权制度有着重要的贡献。
《西周王年论稿》读后感(篇一)
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张闻玉先生的论文集，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理论和方法，在这一个部分中我们能够看到张闻玉先生在研究西周王年时运用的是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张闻玉采取的是三证合一的方法，他提出要以地下材料（出土文物）、纸上材料（典籍记载）、天上材料（实际天象）三者结合的形式对西周王年进行研究，以往都是以出土文物和典籍记载即两证的方式进行佐证。这一方法张闻玉也没有说是自己的主创，说都是从他老师张汝舟那里学过来的。
第二个部分则是西周王年考，在这一个部分我们能很直观的感受到张闻玉是如何运用三证合一的方式去推断西周王年的，三个方面都达成一致才能去说西周王年的确切时间。西周王年的确定对于历史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周前面还有夏和商，而如果周的时间不确定那么夏和商的时间就更不用说了。在西方学者看来中华文明的形成是3000年前左右，而我们国内学者一般都认为是5000年前左右毕竟经常说中华上下五千年，而西周王年的确定对于我们国家的历史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将国家历史再至少往前推几百甚至上千年。
西周王年其中最重要的时间点就是武王克商，也就是商朝灭亡的时间，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国内之前对于武王克商的说法有三十多种，年度的差别也是很大，张闻玉推断的公园前1106年可以说为我国历史的确定提出了一种比较有力的说法。毕竟是3000年前的历史，各种这样那样的事误差还是会有的，所以不可能真的下定论。看这一部分的推论还是挺废脑子的，不仅历史数学要好还得会天象。
第三个部分就是西周王年概览，也就是张闻玉具体提供的西周王年，都是结合了出土文物、典籍材料和实际天象而提出的。
这本书的再版对于西周王年研究感兴趣的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光是本书的序就有三个，读后感也有四个，可以说是排面满满了，读后感里面的评价也很中肯，没有很吹捧就是实事求是的评价张闻玉的研究成果。一部分论文的发表也有很多年了，随着各种新的文物以及新的研究方法出现西周王年的年份也会越来越确定越来越清晰。
《西周王年论稿》读后感(篇二)
在《天象与历法》（评《铜器历日研究》）一文里，我们谈到了张闻玉的历日研究何以可能：古人观象授时，今人推象定历。
这一做法的现代模式发端于清末民国，西方文化大肆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可靠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崭新的、系统的观念思路和研究方法，使中国学者对金文甲骨、天文历法的认识取得了显著突破。当时号称“甲骨四堂”的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既受传统私塾、家学里的经典教育，又了解西方学术的要略和进展，方能令不成体系金石学面目一新。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王国维提出结合纸上文献材料与地下考古材料的二重证据法。
张闻玉师从张汝舟，进一步把天文历法所提供的时序信息拿进来，变成三重证据法。这一步是可取的，因为华夏先民历来重视自然规律的周期次序，始终把祭祀、历日、编史视为要事，通过金文、甲骨、史传、墓葬等等渠道为我们了解天象与对应的时间和事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线索。同时，天象规律在数千年内也非常稳定，足以为我们依据这些线索推定时序建立稳固的基础。最突出的就是周人在铭刻金文歌功颂德、赞扬祖先时，也一定要记下那些事件发生时的月相（历日时间）和场所（地点）。这使得通过“铜器历日”追究史实特别有用。
不过，今人的天文观测和推理水平远超古人，又有追究严苛的同行检验，犯错的可能性极小。古人，尤其是上古时期的先民们，还在摸索发现天文规律的阶段，在历法上本就容易犯错。再加上中国历史十分漫长，中间无法避免地出现了许多佚失、疏漏、错误。刘歆生活在两汉之交，公元元年附近，西周的建立却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前。二者无论如何也相隔千年之远，无论制度、风俗、语言、历法、礼仪，还是房屋、农桑、动物、器物、墓穴，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又失去了成体系的文献遗存，刘歆在精细问题的处理上自然就会失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也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因此，近一百年来，如何正确地解读文献、考古和天象材料成为了主要问题。尤其是当它们彼此冲突、难以协调的时候，就必须搞清楚是谁出了错，是写文献的人认知错误、写作错误还是文献传播过程中被错误修改了，又或者是编订历法的人认知水平不足，导致当年出现了不合常理的临时调整？
《西周王年论稿》所呈现的几个案例，也就是明确武王克商的年代、西周中期共孝懿夷四王的次序、金文对号法的相关问题，以及整个西周的纪年等等，共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魅力：在天象历法推步正确的前提下，逐一理清古人制定历法时可能的错误、古人对更古之人制定历法的误解、文献的源流与篡误、散落的线索渐渐编织为网络……应当说，这些趣味是所有从历史中探索发掘的人多少有所体会的。只不过它在渺茫幽微的上古史里比较明显，而在添加了天象与历法这些特别精细严谨的推定之后更是别有风味——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西周王年论稿》读后感(篇三)
张闻玉：“只要我们承认重要，承认历日所反映的历朔干支之间的内在联系，那就得以历日为断代的主要手段（当然不是唯一手段），而不必曲从形制、纹饰之类。考古专家在这个问题上应与天文学家携手合作，切忌偏执。因为铜器历日不是今人的臆造，而是周人的自铸，绝不可视而不见。”
之前阅读过张闻玉《铜器历日研究》，了解到张老师所采用的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
张老师在本书中延续了此法，将其运用于“王国维《生霸死霸考》志误”等文章，力证此法比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更具说服力，同时也指出王国维“月相四分说”的疏漏之处等。
天文历法里的“霸”是指阴历月貌，泛指月球受光及背光之态势而非月相；月球受光面，即农历十五叫“生霸”，既望为农历十六，即“既生霸”、农历十七叫“既旁生霸”；月球背光面叫“死霸”；朔为“既死霸”。
张老师认为，王国维多引各家之说，对霸、朏不得其解，将二者混而为一，又将生霸死霸的区别混淆，是王氏最为明显的两次错误。
张老师灵活运用铜品历日与实际天象勘合的历术，来推演武王克商的具体年代及年月日，从而诠释《武成》所记月相，复其原著者之本义，在根本上解决王国维之误。
张老师在本书中，以方法论的方式整理出西周诸王年表、事略——
本书比《铜器历日研究》易读N多，阅读难度不大，尤其适合西周年代学研究爱好者。
《穆天子西游》的封面设计采用汉画像砖拓片、青铜器铭文等“西周元素”，契合书籍内容，非常不错！
《西周王年论稿》读后感(篇四)
历史，不外是史时与史事的结合。《西周王年论稿》论述的就是关于史时的研究。
西周王年，就是要断定西周从周武王到周幽王的帝王之间的在位时间。这其中还涉及到夏商周的断代问题。而三代纪年的研究中，最大的疑年就是武王克商。这也是本书作者的研究重点。
周文化可以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起点去看，道家的始祖老子在周朝做过管理藏书的官员，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更是传播周文化并发扬光大。西周可谓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三代纪年的研究对于中华文化追本溯源和增强文化自信至关重要。1996年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是我国第一个由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大型科学研究项目。《西周王年论稿》1996年出过一版，这次作者又增加了若干相关文章，内容更为详实和准确。
其实，关于西周王年的研究自古有之，因为代代相传的善本史书越来越少，不同的史学家在记录上也有出入，故而疑点较多，王年说法不一，年份模糊。本书的作者采用文献、天象、铜器铭文“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即结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和天文学的综合研究方法，厘清了西周纪年问题，为纷乱的西周王年排序定位。
关于武王克商的年份，面对30多种不同的说法，作者主张是在公元前1106年，除了大量资料佐证外，出土了大量商代文物的殷墟博物苑也给了充分肯定。作者对于铜器的研究也非常深入，几乎所有的铜器他都有自己的考辩，也铜器的年代确定再次印证王年。
除武王克商的年份外，本书中的另外2个重要学术贡献是：昭王在位35年；否定王国维的四分之一月说。这个四分之一月说，属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在本书中，作者也做了详细的
在这项研究中，西周文献和青铜器铭文是研究重点。本书中也做了大量的注释和详解，铜器的年代，史书文献的记载，近代学者的调查研究都是作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读完此书除了感受到西周王年学术研究的重大意义外，就是对作者的学术研究精神非常敬佩。当今很多人考研上岸，但其实真正要静下心来做学术的人可能少之又少，而又能真的研究出新意和结论，对学术界做出贡献的就更要少了。
西周王年的研究，其实是一个跨学科很多的研究，对研究人员的要求很高。古代的历法、天文、纪年、文物研究甚至是四书五经的研读都要熟稔于心。
大多数人都看过《封神演义》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研究了武王克商的年份，为中华文明追本溯源贡献力量。
《西周王年论稿》读后感(篇五)
这是一本很严肃的、研究西周年代学考证的学术专著，严肃到要把西周的王年明确，拒绝模棱两可、拒绝模糊化，比如武王克商就是发生在公元前1106年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其他年份；学术到讲究理论与方法相结合，历史文献不是唯一确定历史时间的参考资料，比如“二重证据法”“三证合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
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精确考证夏商周三代的纪年，经过两千多年的时间之后，再想考证三代的具体王年似乎更有难度。从时间上来说，距离夏商周的时代越久远探寻到真相就越难；但从科学上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被发现，再加上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距离真相也就越来越近。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这一时期的历史课题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的。
三证结合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研究历史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利用出土器物结合历史资料相互取证，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20世纪60年代，作者张闻玉的老师张汝舟先生提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再加一条天象“三证合一”，即出土文物加文字资料加天象结合起来，研究夏商周的年代更准确。这本书就是作者在其老师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证夏商周的王年，尤其是武王克商的准确年份。
天象推演
说实话，这一段我有点没看懂，总感觉有点玄学的东西在里面，但书里讲这其实是一种很科学的推演方式。
简单来说，就是日食、月食等特殊天象的出现时间，根据现在的科学是可以推演出来的，结合历史上留下的文字资料或者出土的祭祀器物上面的纪录，就可以确定当时的准确年份。复杂点来说，结合《中国先秦史历表》，历朔干支、合朔时分都能一一标明，通过干支纪年的方式就能推演出武王克商的年代。
历史研究是严谨的，武王克商的年代只能有一个，但古今中午就有四十多种不同的说法，研究人员必须通过科学、严谨的方法明确西周十三王的在位年数，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但对于普通爱好者来说，可能具体年份不那么重要，只要能把大的历史框架串起来就行。
总结来说，这本书专业性太强，适合历史专业的学生或研究人员，对普通爱好者没那么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