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传》是一本描写现代哲学大师德里达生平的传记。书中详细展现了德里达的成长历程、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哲学的影响。通过阅读这本传记，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德里达这位思想家的人生轨迹和独特的学术贡献。
德里达传读后感第一篇
割礼忏悔录 Circon fession(瑟尔出版社《雅克·德里达》中的一篇)
明信片 La Carte postale
他者的单语主义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面纱 Voiles
盲者的记忆 Memoires d'aveugle
纸机器 Papier Machine
论文字学 De la grammatologie
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Chaque fois unique,la fin du monde
力量与意义 l'e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暴力与形而上学——论艾玛纽埃尔·列维纳斯的思想
被劫持的语言
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 La structure, le signe et le jeu dans le discours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年)
声音与现象La voix et le phenomene(胡塞尔现象学中符号问题的介绍)
书写与差异
（未完）
德里达传读后感第二篇
一种无与伦比的传记，你在戴高乐，凯末尔，抑或其他“名人”的传记里都看不到的东西：坦诚，是的，坦诚，唯有坦诚。
甚至名人传记的“传统”你在这里也找不到：没有所谓的“欲扬先抑”与“爽文”。
你能看到德里达不怎么传奇的“童年：杰基”；你能看到一个哲学家为学历，考试，就业，人际关系所烦恼；你能看到一个经常说“许多事物的可能性往往离不开它们的不可能性”的人会因为怀疑德勒兹与福柯是一伙的而放弃对话；你能看到一个婚外恋出事后不知所措的德里达；你能看到德里达搞的小团体。
脆弱，孩子气，控制欲，你很难说这些特质与“名人传记”有什么太大的重合度。
因此，比起自己的名字跟其他人相关联，我更愿意我被称为“德里达专家”，这是唯一一个让人如释重负的头衔，戴上它你就不会因为没看完一个哲学家的全集而受到谴责（从而远离一些德勒兹专家），如果你能知道德里达出生于阿尔及利亚，那就再好不过了，仅此而已，就是这样。
但对于我这么一个这么遥远且生死相隔的人来说，德里达意味着什么？
德里达传读后感第三篇
自1962年发表第一部著作胡塞尔的《几何学的起源》导论（Edmund Husserl,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德里达便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发表，他曾以平均每年两本著作的频率在34年出版了67本作品。面对繁重的写作计划和琐碎的社会事务，即使在开车等红灯间隙，德里达都会在笔记上记下想法、回复信件，“它们总是在我站着的时候，做别的事的时候，走路、开车、跑步的时候到来。”[1]德里达精力充沛、频繁往来于各国之间，参加讲座、课堂、研讨会议，有力而活跃地留下相当数量的专著、论文以及信件。这些信件当中许多都是其与朋友保持联络的必要手段。德里达是个特别重视友谊，对朋友忠诚的人物。不管是青年时期的好友米歇尔·莫诺里（Monory Michel），还是其随后尊敬的长者加布里埃尔·布努尔（Gabriel Bounoure）抑或追随其大半生的哲学好友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生性沉默的德里达都主动与朋友保持热络的联系，在与好友的通信往来中阐发思想，联络感情。晚期的德里达往来于美国、英国、德国等各个国家，结识了许多同行及学者，这些人物为德里达及其理论观点在国际上获得知名度、产生影响力具有重要推广作用。英文版《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的译者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便是德里达好友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学生，正是德曼本人促成了这项翻译工作的落地，为德里达在美国迅速打开知名度。
如果问德里达如此高产，写作动力源自何处？不少人认为可以从其倚重的术语“痕迹”（trace）窥见一二。德里达对自己的生平档案（包含来往信件、日记、采访手稿、课程讲义等）尤为看重，声称自己有着“把一切都保存起来，把一切都收集起来的疯狂愿望”[2]。晚年时期他将自己的文字、图像资料档案分别赠予、保存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大学尔湾分校朗松图书馆（the Langson Librar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和法国当代出版协会（IMEC）[3]。在IMEC档案馆中，保存着一份《国家报》在1992年采访德里达时所做的“普鲁斯特问卷”：“对您来说最悲惨的事什么？——丧失我的记忆。您想成为的人？——对我有些记忆的另一个人。”[4]德里达害怕自己消失之后被遗忘，“记忆”一直是其关注的核心主题。如果说生前的德里达是“在场”，那么“作品”（works）就是德里达“缺席”之后留下的“痕迹”。因此，被世人记住是德里达的追求。
不同于习见，伯努瓦·皮特斯（Benoîte Peeters）曾引用德里达本人所言将其写作动机阐述为机会（occasion）诗学，“如果不是外界“机会”的涌入，我几乎从来没有写作。然后,当然,我适合它——纯粹自发的东西,我必须写的“那本书”,唯一的一本书，被无限期地推迟……”[5]在这里，皮特斯想要强调是外界的触发刺激了德里达的写作，而不是德里达内在自为的写作意愿。换言之，德里达的写作是为了回复邀约。即使再后来，德里达也不无承认：
“我从来没有打算写作。 我所写的一切,甚至是我书中最复杂的,都是被一个“偶然”邀约触发的。……为什么要写？我总是有种感觉——既谦虚又自负地认为我无话可说。我觉得我身上没有任何有趣的东西可以授权我说:‘这是我自己计划的书,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6]。
当费拉里斯（Maurizio Ferraris）试图将37岁的德里达的作品成就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相提并论时，德里达十分讶异且谦虚地表示：“你不适当地、慷慨地把我比作在那个年龄写就伟大著作的伟大哲学家。……我写的是文章，不是书；这都是一些小文本的汇集，没有一个本身足以构成一本书。很容易看出，无论是《语法学》、《写作与差异》还是《言语与现象》，这些书中没有一本是书，也没有一本是作为一本书来计划的。”[7]1967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论文合集《书写与差异》（L’E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汇集了德里达1963年刊登见报的大部分文章及研讨会发言稿，这些文章大都是应时而作；1980年即使是为了完成南泰尔教职申请要求的国家论文答辩，德里达也是以早先成文的六篇文章结集成《哲学的印记——文字诠释的研究》（The Inscription of Philosophy:Research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Writing）；1988年结集出版的《有限公司》（Limited Inc）则是对1971年掀起轩然大波的德里达—塞尔论争的研讨会发言稿、报刊文章汇总；2000年伽利略出版社推出的《触感：让-吕克·南希》（Le Toucher. Jean-Luc Nancy）则是向同为哲学家的好友南希致敬之作。此处不一一列举。回顾德里达的出版书目，虽然我们不否认德里达著作内部逻辑的连贯性与一以贯之的“延异”、“边缘”、“签名”与“增补”，但不难发现德里达的著作确实大都是应时应景“境遇”之下的产物。不同于形而上学的主体论，德里达想来关注不在场的“他者”，发明他者，无条件的回应他者也符合德里达的伦理诉求。德里达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回应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里达、约翰·塞尔（Searle John R）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论争[8]：语言可以做事，书写便是回应他者的邀约。
[1] Benoîte Peeters: Derrida:A Biography,polity press,2012,p430.
[2] Jacques Derrida, Maurizio Ferraris: A Taste for the Secret , trans. Giacomo Don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P41.
[3] 位于诺曼底大区圣日尔曼拉-布朗克埃尔布市的法国当代出版纪念协会(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创立于1988年，是当今法国最大的以档案保存、修复、研究为一体的文化出版机构。阿尔都塞、福柯、热内、杜拉斯等人的信件、书稿资料均存于该机构。德里达于2002年1月5日与该机构资料馆馆长奥利维耶·科尔佩（Olivier Corpet）签署档案存放合同，此后，德里达将与法国相关的通信文件存档于此，与美国和国际交流相关的通信、书稿等继续存档于加利福利亚大学尔湾分校。早在1990年6月23日，德里达便与尔湾分校签署赠送“批评理论档案”协议。
[4] Jacques Derrida, unpublished interview, IMEC archives.转引自Benoîte Peeters: Derrida:A Biography,polity press,2012,p417.
[5] Benoîte Peeters: Derrida:A Biography,polity press,2012,p431.
[6] Jacques Derrida:interview with Maurizio Ferraris,转引自Benoîte Peeters: Derrida:A Biography, polity press,2012,p431.
[7] Jacques Derrida, Maurizio Ferraris: A Taste for the Secret , trans. Giacomo Don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1,p29.
[8] 德里达1971年的发言稿《签名，事件，语境》（signature event context）对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的“语境”设定及预言等级的划分不满并进行了拆解；作为奥斯汀的门徒，美国语言分析哲学家塞尔发表文章《重申差异：回复德里达》（‘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 A Reply to Derrida’,1977）从两个方面辩驳德里达：（1）奥斯汀提出的“日常语言”是与“科学语言”相对，包含“文学语言”；（2）奥斯汀未将“文学语言”纳入到“言语述行”的研究范围，是从语言研究的科学角度出发，并没有潜在的语言歧视、等级划分意味。随后，该篇文章与德里达后续回复塞尔论争的文章一同收录汇编成文集《有限公司》于1988年由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出版社发行。1990年，伽利略出版社推出同名著作法文版《有限公司》。
德里达传读后感第四篇
2014年将是雅克•德里达（1930-2004）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世界上第一部全面详尽的《德里达传》于2010年在法国出版，此刻中文版即将问世，这在我们擅长纪念的传统中也许恰逢其时。而对于一位终生被死亡的思想所缠绕，其全部工作又深深植根于语言经验的思想家来说，一部由他人写成的传记，又被翻译成另一种“绝对他者”的语言，在他死亡十年之后，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陌生的文化中出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的读者而言，阅读一名以晦涩著称的法国“后现代”哲学家的厚重传记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况且，关于悼亡，关于记忆，关于续存，关于生命在文字中的呈现与不可现，关于语言的可译与不可译，德里达已在他的80多部著作，散播于世界各处的无数讲演、研讨会、访谈及对话中一再述说。那么，短暂而又漫长的他已不再的十年之后，在他锐利的双眼、耀眼的白发，他的笔迹与声音遗留的痕迹——他无所不在的“幽灵”仍然萦绕着我们静默的哀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打开这本传记，阅读他的生活、生平、生命，仿佛去掀开已盖上的灵柩，窥探他已安息的身体与灵魂？我们为什么想要回到他的文字，聆听他的声音，当他已逝去十年？当他已不在，不再像生前孜孜不倦所做的那样，作出应答，回复我们的探询，我们的疑问和困惑？
德里达于2001年在中国有过一次短暂的逗留；他的作品至今已多有译介，他的名字亦早已为人所知。而除了他的“大名”之外，也许他的文字罕有得到真正的阅读，特别是，很少人有足够的耐心沉入他迷宫般的文字之网，遑论在注定佶屈聱牙的译文中。因此，借着这本传记，我们试图回答一个艰难的问题：为什么阅读德里达？或者，阅读德里达在当今中国的意义。
作为译者，我本无资格亦无能力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评述——这也决不是一种可以概括的思想。在此希冀与读者分享的只是从对他的阅读、倾听、翻译与转换的历险中拾取的些许心得，关乎的或许是面对这个世界和自身时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解读方式，亦即生存方式。
重读与重写
德里达的全部工作似乎可以浓缩于这一表述。他穿越哲学与文学的巨大文本——柏拉图，卢梭，胡塞尔，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列维纳斯，布朗肖，阿尔托，蓬热，热内——，以令人惊叹的耐心与细心追踪其文字的编织、连缀、断裂与涂抹的痕迹，于无人辨识之处让力量与意义在文本中显现。而所谓“解构”，这个遭遇了太多滥用与误解的概念，在他那里却是最严密最关切，丝丝缕缕贴近原文的叩询，已被神化和僵化的经典文本因而被注入新的活的气息，与他的文字应和交缠，敷衍生成汪洋恣肆、溢出所有边界的书写。二元的对立，形而上学的等级，逻各斯的逻辑，结构与体系的完整均衡，一一从最细微的裂纹与皱褶处遭到拆解。德里达的解构不是破坏，不是虚无，而是独一无二的阅读经验，每一次都是重读，每一次也都是新的；这新的当中却有着一而再的反复抹去与重现的层积。阅读因此是多重的和多义的。书写也是如此。正如所有的阅读都是重读，所有的书写也都是重写。其中层层累积着记忆与忘却，时间与空间，隔离与悬置，死亡与生命的经验。他的文字的艰险与晦涩之处也许正在于此，不是让人放心舒适的平铺直叙，而是在边缘，在巅峰，在出人意料处的峰回路转；不是一气呵成的连贯通畅，而是摸索，推敲，字斟句酌的掂量；不是故弄玄虚的语言奇技，而是书写过程本身不断的反躬自问，不断的自我修改和自我抹去，是思想蜿蜒纷歧的险峻路径。在德里达那里，一个字或一个句子的存在不会没有其反面，其另一面或另外许多面，不会不立刻带来对它的怀疑和质询，或者补充和置换。他的文本因而意义纷呈，句法繁复，有许多的“也许”，“大概”，“可能”，许多的条件式和虚拟式，许多的插入语，使意思分散、搁置、延迟，再重新上路，但也许改变了去向。这是思想的要求。要求复杂性，要求一再的质疑，一再审慎的诘问，拒绝简单化和两分法；也要求读者巨大的耐心与勇气，因为这样的文字可能将我们裹挟甚至淹没，我们从前所有的确定与安宁也许就此动摇。借用电影《别处的德里达》的广告词，他前来改变的不是我们思考一切的方式，而是我们思考方式的一切。
介入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德里达1980年代以后的“政治转向”，因为他看起来更加关注时事，思考的主题也远远不止于狭义的哲学：政治，宗教、伦理、法律、美学、精神分析…… 而且，他也曾直接积极参与变革，如维护并呼吁增加高中的哲学课时，参与创建极具革新精神的文森纳大学（现巴黎第八大学前身），创办国际哲学院，等等。但他对现实始终保持冷静的批评的警醒态度，远离匆忙的阵营选择，坚持从理论的高度与角度，用严密的分析捕捉事件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无论是面对战后巴黎知识界对苏联的顶礼膜拜还是68风潮中对的狂热，无论是冷战结束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逆向反思（《马克思的幽灵》）还是对9-11事件的深入思索（《9-11的“概念”》），以及对死刑问题的探究，对伊拉克战争的谴责，对曼德拉的赞赏，等等。在此过程中，他阐发了一系列意味深长的概念：宽恕、好客、赠与、自我免疫，进而用概念的严谨与抽象将具体事件提升到哲学思索的层面。在此意义上，他以别一种方式延续了萨特一代知识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介入传统，虽然他从未自诩精神导师，从未认同萨特意义上的介入写作。
但从根本上，德里达的写作始终是政治的，因为始终是哲学的和诗的：关系，链接，立场，视角；也因为始终是“述行的”，即让事件降临于语言，让书写成为切入世界的行动。这别种政治性的烙印在他的晚年只不过更加凸显。而他所着力的却仍然是超越的思想，或曰思想的“绝境”，即思想尽头的思想，不可能的思想，如“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好客性，“绝对的”宽恕，“未来的”民主。这不可思议的“不可能性”正是思想的力量所在，也唯有在思想的烛照下，这一切才有可能向未来敞开。
阿尔及利亚
阿尔及利亚构成了德里达一个重要的思想动机。这一点是我们面对这位“法国”哲学家时常常容易忽略的。实际上，从殖民到独立（1830-1962），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与法国上百年难解的纠葛，对20世纪法国知识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人生经验与之密切相关者，如加缪、阿尔都塞、布尔迪厄、德里达、利奥塔、西克苏，而其中一些之成为所谓“后现代”的一代大师，与此经历不无关系。德里达生于阿尔及利亚，12岁时因犹太身份被逐出学校，19岁第一次抵达巴黎，不久经历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所带来的巨大困扰与撕裂。与加缪相似，对出生地难割舍的眷恋和对去殖民化现实的清醒认知使德里达陷入痛苦的两难困境。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超验的经验，一块象征与隐喻之地，一个无解的悖论。阿尔及利亚就是疑难和问题本身，就是没有归属感的故国，熟悉的陌生地，绝对的他乡，但也提供了一个域外的视角，一段必要的批评的距离。德里达如同加缪笔下的“异乡人/局外人”，从一个“外面的世界”渡过地中海来到“世界的中心”巴黎，实际上用“外界”消解了“中心”，带着距离和间隔打开了另外的视野，打开了边缘与边界，打开了对他者的审视，对同一性的质疑。他一生不见容于法国大学，游走于体制、大陆、体系、概念的边缘，也许根源即在于此。在德里达的思考中，阿尔及利亚也是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同义词：无论民族、语言，还是信仰、历史。德里达以《他者的单语主义》解读阿尔及利亚，并在不同的语境中将之与解构的概念相联系：如果说解构的一个定义是“多于一种语言”的话，阿尔及利亚就是解构。
语言的经验与汉语的重生
德里达把阿尔及利亚的经验最终转化为语言的经验和自传——自我书写——的经验（《他者的单语主义》和《割礼忏悔录》），那是因为他在移植于异地的法语中出生成长，视之为唯一的语言，却不属于他；法语是他者的语言，如母语一般的外语，是他挚爱的唯一书写源泉，而他必须在其中创造出新的习语。在此经验中有些什么降临于文字：他所有关于他者、延异、痕迹、涂抹、替补的思考原来永远已经（toujours déjà）镌刻于他的书写。
说到这里，不能不联想到汉语；不能不说到作为在汉语语境中成长的读者读到德里达的“文字学”（grammatologie）概念时那种奇异的似曾相识之感，似乎它与汉字有着某种隐秘的微妙的契合。从仓颉造字到甲骨遗迹，从《说文解字》到《文心雕龙》，再到文人的书画传统，汉字的奇异传承在在印证了天地人之间的俯仰感应，也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德里达关于“元文字”的思考。也许重要的不是表音文字或表意文字的区别，西文与中文的比较，而是书写的经验如何构成人类业已湮灭又留存至今的文明的记忆，如何曾经是，并且终将是生命符码恒久的余存。还有，书写，作为实践、姿态、印记、刻画，也作为思想、记忆、时间的凝结、身体与精神的舞蹈，如何在我们“此在”的世界中开启了广阔丰盈、敏感深邃的“另一个”空间。籍此，古老而常新、又饱受摧残的汉语也许会迎来某种运气（chance）或馈赠（don）。也许在对别的语言、文化、思想的慷慨敞开与接纳中，在他者的映照中，以及对自身书写传统的反躬自省与孜孜求索中，汉语才有可能获得重生（re-naissance)，那必定也是一种共生（co-naissance）。列维纳斯说，“语言的本质是好客与友爱”：用德里达的话便是，语言是唯一的不可能的无条件的接纳和赠与的可能性。汉语亦然。
我们永远无法以一些文字还原一个人的一生，以页码和年代串连起一个貌似井然有序的人生经验。而本书作者努力做到了一个传记作家的本分，即怀着忠实和虔敬，谨慎与节制，从千头万绪中捕捉梳理，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无数访谈提炼出活的细节与事实，描述了一个孤独、脆弱而又强韧的人的故事，也刻画了一个一去不返的光辉时代，一个天才辈出的知识人群体，值得我们回顾咀嚼。
翻译是艰险的赌注，如同将译者许多年来穿越不同语言与边界的行走进行转换和结晶的过程，更何况浓缩在书里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跨界的历险。斯人已逝，世界亦随之终结；不单是逝者的世界，也是所有人的世界（德里达悼念亡友的文集题为：《每次独一无二，世界的终结》）。余下的我们都是踽踽独行，向死而生的幸存者。
中译本结稿之时，初夏的北京正笼罩在一片末世的阴霾之中；而追根溯源，西文的“末世”（apocalypsis）也意味着“启示”。于幽暗中看到光，于哀悼中肯定生命，于终结处迎接未来。就像德里达（的幽灵）在给自己撰写的悼词中继续对我们说：“对我微笑吧，就像我会对你们微笑，直到最后。永远热爱生命，不断证实生命的续存…… 我爱你们，对你们微笑，无论我在何处。”这便是他的遗赠：微笑，生命，爱。
（本文作者系该书中文版译者魏柯玲，载于：《上海文化》新批评版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