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通过对疾病的比喻，探讨了人类面对疾病时的心态和行为。文章指出，疾病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不适，更是精神上的困扰。作者认为，正确的态度和积极的心态能够帮助人们战胜疾病，重拾健康和快乐的生活。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一篇
“浪漫” 的肺结核：结核使生命热烈燃烧因而加速了生命的进程，就像流星划过天际。想到李宗盛的 “恋爱就像是一场高烧，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咳”。还想到《红楼梦》里林黛玉被怀疑是肺结核（一种猜测），很多人认为这对于林妹妹而言过于 “不” 浪漫。但根据本书的观点，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下，这其实是一个很 “林妹妹” 的病：柔弱，苍白，精神性，过早结束的生命。 不过说回书本身，疾病到底是纯然生理性的还是有一定精神性存在，这一点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往往过于强调疾病的精神属性，患者作为受害者受到了不恰当的谴责：因为你意志不够坚强，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所以疾病才找上你并无法痊愈。但这只是由于人们的认知不够产生的臆想。 作者将癌细胞无限扩张与人类增长模式和环境问题类比，并将此作为大众对癌症厌恶的一个原因，这个观点也蛮有意思的。书里提到，作者本人在越战爆发时写下 “白人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肿瘤” 。这句话在我看来应该是 “人类就是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大的肿瘤”。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二篇
桑塔格对于结核病、癌症、艾滋病（穿插着梅毒、瘟疫等）的讨论，是“反对阐释”一书所涉观点的一种应用。
首先「秩序是政治哲学最早关切的东西」，因此疾病——尤其是那些前工业社会的毁容疾病和现代医学诞生后的疑难杂病——成为了异乡、他者、原始、工业等一切带有新生“阐释”色彩的非黑即白概念的隐喻载体，这些实体是被建构的，是新的，却不是凭空产生的：皆为（或被恐惧为和被怀疑为）破坏秩序的潜在力量。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
虽然现代医学让很多过去的恐惧消失了，但同时创造了更多琐碎和密集的新恐惧，致命与否完全不重要，作为患者的个人和作为集体对面的个人之间的交集在于共享这种新恐惧。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三篇
结核病：激情与消耗激情，与爱情和相思相关，与贵族和身份相关
癌症：激情的缺乏。后与殖民、增殖、入侵有关。
一类隐喻关乎自身，借舒自身情感。一类关乎社会，诊断社会病症。
‘十八世纪发生的社会和地理流动使财富和地位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有待确认的东西。确认的方式使凭借有关服装的观念和对待疾病的新态度。服装（身体的外部装饰）和疾病（身体的内部装饰）双双变为比喻，来喻示对自我的新态度。’
政治哲学：疾病源于失衡。治疗的目的是恢复正常平衡，以政治学术语说是恢复正常的等级制。
如果真的没有流动，就可以安于现在的地位了。所以使人痛苦的是更好的可能性，使人快乐的也是可能性。可能性的大小决定了是痛苦还是快乐。
篇二 艾滋病及其隐喻
在疾病被赋予的某些道德判断下，潜藏着关于美与丑，洁与不洁，熟悉与陌生或怪异的判断（事实上美与丑、洁与不洁等判断形成要早于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发生分裂并似乎最终走向对立的时刻）
目前艾滋病并未被心理化，是向麻风病、梅毒这样前现代疾病形式的一个倒退。
在以前，疾病是群体灾难，是对共同体的审判。
对瘟疫的描述：瘟疫来自他处。外在于自身（社会）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四篇
作为论文，使大脑要转动的更多，才可以看到作者所有想表达的。而我自己第一遍的观点: 1.道德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文字的力量可以把一件事描述的色彩斑斓，一道食物香气扑鼻。但也可以把事物夸张话放大化 2.社会的风潮是一小步一小步推动的，利用历史，形成潮流t推动想法是个完全可以借鉴的好方法，像维密卖内衣而举办维密秀，米其林为卖轮胎，而评估米其林餐厅。一顿时期的西方以病态苍白瘦，早死为美好，而健康却被排斥，庸俗话，而现在又稍稍崇尚健康。现在的中国社会大趋势以瘦，骨感为美，在潜意识之下想到美人一定要瘦，无论多么苗条的人都念叨减肥，为了瘦跑步减肥，节食，甚至一天都不怎么吃饭的大有人在，像流行结核病盛行而西方社会以结核病为自身升华，优雅的美的时候。在现在看来就不能理解，病弱缠绵，生命还没有开始就凋零的美是病态的。不禁思考那现在一心追求的瘦是什么？是自己觉得美？还是大环境之下，自己大脑被侵袭觉得美？环境里面的因素会在悄无声息中侵袭，一点一点的蚕食。如果当今的美不过是未来某一时刻的又一不理解，以生命甚至苦痛来换取身体素质的下降，生活质量的下降，是否有必要！不是推崇放任自己的身材，而是按照自己最舒服，最健康的状态去做。 想起《人类简史》里说到一个观点，社会的体系是人们想象构造的，所有的道德审美我们遵守的作为原则的，都并非原本存在，是为了维系自然体系，人类社会而来束缚人类的，对疾病加诸的隐喻，将其他的事物套在另一个事物上，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将某样东西神秘化，这是自古即有，社会难以改变，但可以改变自己的看法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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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腹部隆起的人孕育着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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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对疾病的思考，大多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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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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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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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生育的女人会得癌症，退休的男人亦难幸免，好像一定要有个出口，好释放受阻的创造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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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癌患中，普遍存在着一类人格构成以及一种为癌症患者所共有的在癌症恶化前就已确立的世界观。他把癌症患者的基本情感模式划分为3种：童年期或青少年期，其标志是疏离感；成人期，其标志是有意义的关系的缺失；最后是认定生活毫无意义。勒山写道，癌症患者几乎无一例外地瞧不起自己，瞧不起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癌症患者没有情感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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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的主要病因：长久的伏案研究工作或者案头职业，公共生活的动荡和焦虑，患得患失的野心，动辄发怒以及过度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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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关疾病的猜疑、怀疑和忧惧而提前苦恼或过度苦恼之时，是在我们能够说自己患病之前；我们不能肯定我们是否患病；我们一只手去号另一只手的脉，我们的眼睛审视着我们的尿液，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因疾病而饱受焦虑之苦，在疾病真正到来前，我们就已撑不住了……
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避之唯恐不及时，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的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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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花去的时间可能长达几星期：对那些认为自己是在等待死刑判决或开释判决的病人来说，这是极度折磨人的拖延。许多人因恐惧化验结果，恐惧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使自己日后陷入受歧视或更糟糕境遇的另册，或出于宿命论（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呢？），而不愿去做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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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众多的疾病，或者甚至是大多数的疾病，并非真正的“身体”疾病，而是心理疾病（比较保守地说，是“身心失调”） (that many or even most diseases are not “really” physical but mental (more conservatively, “psycho-somatic”))，这种看法，再加上其对病因和意义的过多的解释，以一种新的样式使瘴气说的形式永恒化了，在二十世纪获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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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使癌症变得平淡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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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癌症一直是最适合这种世俗文化的需要（既通过疾病意向来进行谴责，惩罚和审查）的一种疾病。癌症是个体的一种疾病，它不被认为是某种行为导致的后果，而是行为失败（如不节制，不能适当自控，不能适当发泄）导致的后果。在20世纪，要对流行病进行道德解释，已变得几无可能了—但那些性传播疾病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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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再意味着性伙伴们脱离社会的行为，不能被看作仅仅两个人之间的交媾;它还是一根与过去项链的传播链条；“因此，务必记住，当一个人发生性行为时，他不仅是在和当下的那一个性伙伴发生性行为，而是在和那个性伙伴在过去10年间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每一个人发生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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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的一套话语是。消费，增长，做你想做得，享受你自己。在富裕国家，自由越来越被等同于 个人实现—独自享有或者实践的自由。身体被再度想象成一个工具，越来越被用于执行各种各样自我改善和力量提升的计划。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六篇
本书由两篇长文组成：作为隐喻的疾病，艾滋病及其隐喻。
篇一：作为隐喻的疾病
P17“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P17“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结核病和癌症。
P23-29：结核病和癌症的对比。结核病是肺部的，症状对比极为突出的，使身体透明，能带来情绪高涨、胃口大增、性欲旺盛，分解性的，发热性的和流失性的，是一种时间病，被想象成一种贫困匮乏的病，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来获得康复，被认为相对来说不那么痛苦。
癌症是全身的，增生性的，被认为不可见的，是减退性欲的，蜕化性的，空间性的疾病，是一种与富裕、奢华想联系的病，不可能通过环境改变逆转，是苦不堪言的。
P32“浪漫派以一种新的方式通过结核病导致的死亡来赋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认为这样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变得空灵，使人大彻大悟。通过有关结核病的幻象，同样也可以美化死亡。……没有人以思考结核病的方式思考癌症——把它想象成一种裹着一层光辉的、通常具有抒情诗色彩的死亡。对诗歌来说，癌症是一个罕见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体面的题材；要美化这种疾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P77：“就结核病的情形而言，患者是在消弭自己，使自己变得优雅，回归到核心，即那个真实的自我。就癌症的情形而言，那些非智性的（即‘原始的’、‘幼稚的’、‘隔代遗传的’）细胞大量增生，患者于是被那个非我所取代。免疫学家把身体的癌细胞归类为‘非我’。”
篇二：艾滋病及其隐喻
“隐喻”——亚里士多德“是指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P102：“较之把社会比作家庭，把社会比作身体更能使社会的权威秩序显得不可避免、无可更易。”
P104：“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
P105：“不过，在公共健康教育中，更粗略一些的隐喻却保存下来了，疾病常常被描述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
P107：“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P145：“几百年来流行的那种欧洲作为优越文化体的观念，包含着这么一种看法，即欧洲是一个被来自其他地区的致命疾病所殖民化的地区。欧洲自身被想当然地认为是理当免于疾病的。”
P146：“把疾病与穷人——即从社会特权阶层的角度看，社会中的异类——在想象中联系起来的这一事实，也强化了疾病与外国，即与异域、通常是原始地区之间想象性的关联。”
《作为隐喻的疾病》连载于1978年，《艾滋病及其隐喻》于1989年出版。两篇长文虽然相隔十多年，其主题和研究方法是相似的。《作为隐喻的疾病》主要对比了结核病和癌症。《艾滋病及其隐喻》则主要考察艾滋病的隐喻建构，同时穿插了对于癌症、梅毒、瘟疫等疾病的考察。桑塔格的目的应该是始终如一的：因为“隐喻性的夸饰扭曲了患癌的体验，给患者带来了确确实实的后果：它们妨碍了患者尽早地去寻求治疗，或妨碍了患者作更大努力以求获得有效治疗”，所以她要剥离疾病的道德、政治意义和隐喻，使疾病回归疾病“本身”——“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P184）
但对于桑塔格“使词重新返回物，使现象重新返回本质（译者言P10）”的努力来说，文学和文学批评的任务似乎恰恰相反——文学制造、演绎疾病的意义和隐喻，文学批评阐释、但非剥离疾病的隐喻。对文学活动来说，桑塔格研究把原本在潜意识中的疾病隐喻提到了更易被察觉的意识层面。但对于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来说，运用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理论还需要注意：1桑塔格所考察的疾病都是具体有指的疾病，但是中国古典诗歌中诗人们尤其是女性诗人们所吟咏的疾病往往不可确指。诗人们在吟咏疾病之初就给它加上了一层甚至多层的隐喻和意义：道德的、政治的、理想的、爱情的、生活的；2桑塔格的目的是使疾病回归疾病本身，她在阐释疾病的隐喻时多少有一种倾向性，即认为疾病的隐喻和意义是让疾病更加痛苦的。她或许没有关注到疾病的隐喻所带来的某种专门赋予患者和弱者的权利。而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对于通过吟咏疾病以表述志意、获得被倾听被赞许的权利这一手段似乎早已熟练。
疾病的隐喻读后感第七篇
刚好前几天看完国内上映的《波西米亚狂想曲》，于是我便由这件事想起来了这本一年前看过的书。
在这个同性恋已经被日渐认同的社会，与之关联的艾滋病病耻现象好像还很少被讨论。而桑塔格的这本书就是了解病耻现象的一本很好的书籍。
《波西米亚狂想曲》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有趣的地方只在于影片中同性恋与艾滋病的情节在国内全部被剪掉了。同性恋在中国被权威歧视的例子已经是数不胜数了，也许并不值得专门去再回顾一次。但是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删减内容还包括主角对自己病情的坦白。在影片接近结束的时候，主角Freddie向其他乐队成员坦白了自己得了AIDS。而在国内的公映版本，AIDS这个单词专门做了消音处理。Freddie到底得了什么病，观众自己去猜。
在中国的环境下，对同性恋的避而不谈还在人的理解范围之内，而对艾滋病的消音处理还是让人匪夷所思。而在我看来，这个出现在2018年的消音处理给本书中所讨论的病耻现象做出了极好的例子。
简单地说，病耻现象是指，当一个疾病被关联到某个被污名化的行为之上时，这个疾病本身也变成可耻的了。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个艾滋病人的时候，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他是由滥交、同性性行为而感染的。于是在没有进一步了解的情况下，我们会不自觉地给此人打上一个肮脏的标签，对其加以歧视。如本书所表达的那样，疾病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再仅仅是疾病本身，而是成为了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疾病与疾病之间不再是仅仅有病理上的区别，反而部分地成为了道德评价的标准。
有人认为这样的歧视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在他们看来，艾滋病人自己施行了高危行为，自然应该承担与之相应的后果，这些“活该”生病的人受到歧视是理所当然的。从承担责任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然而通过阅读作者对病耻现象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象中包含着更多不能被这种浅层逻辑所解释的人类心理。我认为这些心理总结起来，即可作为作者所述的“疾病隐喻”之隐喻的的一方面解释。
一、艾滋病之所以能够成为滥交的隐喻，原因并不全在于滥交行为本身导致艾滋病。在隐喻的形成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艾滋病的绝症身份。性行为可以导致的疾病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引发病耻心理。
绝症与一般的疾病相比，让人更容易能联想到“报应”的因素。绝症在医学上的神秘性给其增添了一层“神罚”的意味。神通过疾病来惩罚罪人的桥段，在文学作品中一直都有出现。在现代的作品当中，神常常不再以实体出现，但是绝症作为报应的传统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比如在《骆驼祥子》里，祥子最后得了花柳病，就属于这一类的处理。作为报应的体现，主角得的病必须是治不好的。越治不好，主角越后悔；后悔得越深，越能凸显之前行为的错误性，表明这种行为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
这种神罚桥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病耻现象成因中的一种不公平因素：病耻现象部分来自于人对于不可抗力的畏惧心理，以及与之相关的对“亵渎生命”的一种解读。当一种病成为绝症的时候，它就作为神对于人的惩罚，也就是报应而出现。它在隐喻中体现了患者对生命的亵渎行为。而事实上所谓的亵渎行为与疾病本身并不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滥交者不一定会感染艾滋病，而这些幸运的人因为没有受到所谓的“报应”，就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原谅。相反的，在人们的眼中，相对于前者，染病的滥交者则更有必要反思自己的生命，纠正自己以往的错误。
绝症的这种”神罚“隐喻，是病耻现象成因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病耻心理并不仅存在于有”可耻行为“的群体。在疾病被污名化之后，这种歧视是针对所有患者的，即使他不是一个滥交者或者同性恋，这种歧视也会不可避免地落到一个病人身上。
这种心理可能来自于人类划分群体的本能。当人们认为一个群体在道德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时候，便会自然地与之划清界限。一个人一旦患了被打上耻辱标签的绝症，便不再属于”我们“中的一员。即使这些病人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高危行为。在这样的隐喻环境下，任何途径感染艾滋病都被认为是可耻的。
《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消音镜头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对疾病本身的污名化。在电影中，同性恋的镜头已经被删减干净，但是删减人员还是认为艾滋病本身对主角的人格造成损害，属于不可说的内容。这种对疾病本身的污名化不止影响那些已经在受到道德谴责的”高危人群“，而是泛化到了整个感染群体，而无所谓其感染途径。
关于这方面的隐喻，我这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前几个月学校附近的卫生所在校医院办了一个免费艾滋病检测的项目。我在班群里说了这件事情，一个同学说“怪不得看到一群外国人。生活比较开放”。我觉得这个玩笑倒不过分，但却是对艾滋病污名化的一个极好的说明。
疾病的隐喻对所有病人都是一种伤害。不仅是本来已经备受歧视的“高危人群”，而且还有由于偶然原因患病的人。这种隐喻使得对他们的道德谴责有了看似充分的理由。另一方面，疾病的耻辱也使得病人自己陷入自责与无谓的反思，或是出于羞耻、恐惧而不敢去医院检查自己的病情。这无疑是对病人的双重伤害。
也许对于所谓的“滥交”与同性恋的歧视行为并不会在我可以看到的未来中消失。但是我希望，至少疾病本身能够得到正视，而不再像国内版《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这样，被遮盖，被掩饰，被认为是肮脏的东西。艾滋病不是神罚，也不是报应，尽管它是绝症，但它也不代表任何”上天的旨意“。它像其他所有的病一样，需要的只是积极的治疗。
我认为学校卫生所的艾滋检测项目就是在艾滋病去病耻化方面的一项努力。这样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大家：艾滋病只是万千种疾病中的一种，检测与治疗艾滋病无损于我们的人格。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收到这条信息，尤其是删减国内版《波西米亚狂想曲》的这些人。
让疾病只代表疾病本身——这就是这本书想要表达的思考。尽管很符合理性，却是比消除任何具体的歧视更难做到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