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一文讨论了当代中国诗歌在精神与金钱冲突下的现状。作者认为，现代诗歌应该注重表达人类情感和思想，而不是为了商业利益而迎合市场。文章呼吁诗人们坚守自己的创作初衷，不受金钱的诱惑，保持独立的精神。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读后感(篇一)
首先标题就换了，原标题Mayhem这个单词没翻译出来，原因不言而喻。此外，写“流亡诗歌”（北岛、杨炼）的一章被抽掉了，据说柯雷本人对此略有不满，然而木有办法，这就是天朝国情。写韩东、于坚、海子、西川的部分之前以论文方式发表过，知网上可以找到。目前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其余了等拿到书之后再评论。P.S.柯雷的汉字书法比我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读后感(篇二)
终于啃完✓
依然是出于写学年论文的极其功利的目的读完的书，感谢朋友推荐。作者作为海外汉学家，作为中国诗坛的旁观者，不同于带有明确诗观的汉语诗歌写作者，能感觉到其对于诗歌的描述语言已经极尽客观与理性。但诗歌这件事情，尤其是新诗，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中国新诗，其本身的创作和批评永远无法通过纯粹的理性和客观视角来介入。而作者为数不多感性认识的流露甚至在我眼里成了整本书的锋芒和高光部分，如在孙文波的一章里对“形式偏见”的强调（或许他真的受过新批评影响）等等。
全书开头对文本、语境和元文本的切入角度很独特，一整章内容涵盖了中国诗歌创作与接受语境的历史传统，中国诗歌的现状以及各个主体在诗歌发展历史过程中的认识以及对诗歌评论“向第二声部致敬”的态度我都很喜欢。其后对于几位诗人作品及诗观的分析也各有特色，如海子的死亡传记与神化（这一点欧阳江河也曾提及）、从内部研究视角对孙文波诗歌的解读以及西川风格的转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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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让我生理不适的部分，在于后文对于坚韩东等诗人诗观的阐释和对20世纪末知识分子阵营和民间诗人论争的事无巨细的重现。节奏过于拖沓冗长，五十页的章节以及后面罗列的参考文献着实让我产生一种无力感（当然也足见那个时代的诗人们有多硬核），以及把颜峻作为结尾虽无明显不妥之处，但作为读者，我还是更期待一个系统性的总结与收束。用书里这一章自己的标题问一嘴：为何这般折腾？？？
“重要的是诗歌创造的感情 ，不是创造诗歌时的感情。”
“只要说起先锋诗歌，它就会继续发展。”
“向第二声部致敬。”
以上。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读后感(篇三)
众所周知，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逐渐进入了一个市场经济时代，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金钱”对精神生活的进入。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当代诗歌似乎被“边缘化”了，但“边缘”也是一种立场，经历了80年代末政治事件的诗人们逐渐意识到，如果在90年代继续进行写作，就不得不考虑到社会语境的作用。社会语境的改变使得诗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写作，80年代一度流行的以崇高为特质的“纯诗”开始变得“不纯”，叙事、反讽等因素开始加入，“崇高”与“世俗”的二元对立显得不那么分明。在诗歌形式方面，诗人们也进行了更为有效的探索，散文化的长句式、标点、空格的使用不仅是语言问题，也是潜在的诗歌精神问题。以上这些方面，构成了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
柯雷称这部著作对8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诗歌观察主要集中在“文本·语境·元文本”三大块。“文本”自然是指诗歌文本，而“语境”是指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精神·动荡·金钱”三重语境。“元文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柯雷在此书是指诗人的诗论文章（具有随笔与诗话性质的，并不是严格的诗学论文），并举西川、韩东、于坚等人为例来阐述。作为一个域外的“旁观者”，柯雷在对当代著名诗人的作品进行分析解读时并没有沿用流行的观念，而是从文本细读出发，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柯雷对海子自杀的“死亡神话”提出质疑，认为用“死亡”这一先入观念去解读海子的诗歌，把海子诗歌理解为其“死亡传记”的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在柯雷看来，海子的一些诗歌充满豪言壮语，存在因循老套的自大狂倾向，缺乏节制，这体现了柯雷对海子诗歌的独到见解。因为从海子许多诗歌的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来看，明显带有“毛文体”“毛抒情”的影响，即直接宣告、当众抒情、惯用宏大意象、格言警句化、富有崇高色彩等。此外，柯雷还对孙文波诗歌的叙事性进行了独到的解读，他从《节目单》一诗的文本细读入手，引用叙事学相关理论，指出孙文波诗歌的叙事性不仅在于内容，而且在于外在形式。柯雷把文本细读与叙事学理论相结合的方法，为诗歌叙事学批评提供了一种途径：叙事学研究不仅是小说文本的专利，对诗歌也可以进行形式上的分析。柯雷对“下半身”派作品的解读也别具特色，他并没有以完全否定的目光去审视“下半身”，而是结合其成员具体作品，挖掘出“下半身”与中国当代社会语境相契合的部分。
柯雷的这一著作毕竟也有遗憾之处。其对诗歌文本的研读较为到位，对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也较为全面，但从全书来看，文本分析与语境阐释的结合还不够充分，并且因为某种缘故，写北岛、杨炼等“流亡诗人”的一章被抽掉，没有反映出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动荡”的一面。对“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争论，材料多于分析，显得还不够深入。尽管如此，作为一名汉学家，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这本著作无疑为研究1980-1990年代诗歌转型提供了有效的方法与资源，并使普通读者从新的角度了解到朦胧诗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读后感(篇四)
荷兰汉学家柯雷的著作《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与其说是一部诗歌研究，不如说更是一部诗歌史研究。它的历史意识非常自觉和鲜明，从标题中“精神与金钱时代”的对诗歌写作语境的概括就可见出。此书研究19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先锋诗”，从头到尾都是把诗歌现象放在以精神、动荡、金钱为主题的中国当代史三个时期中来观察的，诗歌风貌的形成很大程度也依赖时代精神而得到解释。诗歌史研究的过程，在柯雷看来毋庸讳言地是一个有选择性的经典化过程，但是他同样诚实地表白，这也是一件很个人的事，因为“不管是先入为主还是后见之明，经典化都很少是客观的或系统的，它充其量是主体间性的，通常是个体或集体层面上的主观，具有偶然性和任意性。”（P51）所以此书不是文学史教科书式的广采博收、四平八稳，而是精选出十来个诗人个案，用作者的理论设计进行分析实践，以求勾勒出一个视野宽广、动态灵活的当代先锋诗歌轮廓。
柯雷采取的研究方法，可说是田野调查和文本细读相结合。他80年代曾留学于中国的北京大学，和中国先锋诗的诗歌圈子、诗歌学术都有很多接触，所以虽然作者自谦为一个“外国人、外语人、局外人、旁观者”（P2），但事实上他和中国当代诗坛的往来是相当深入的，研究中也有很多和当代诗人们聊天的所获，更不用提他勤恳而开阔地搜集诗歌资料的能力，把印刷诗歌以外的图像、声音、现场表演等资料也一并纳入研究视野，比如对于颜峻的诗朗诵的研究。柯雷这样做，既是基于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修养，即是说诗歌不只是铅字印刷品而更是一种动态形成中的人类活动，必须通过田野调查和某种“深描”而得到呈现；也是因为他对于诗歌发展前景的看法：当代诗是一种开放的诗歌，向着互联网时代各种各样新兴的艺术媒介开放，向着一种在视听说各方面的艺术可能性开放，变成一种综合的艺术，并因此获得经久不息的生命力。但是柯雷在田野调查的同时并不放弃诗歌文本细读的努力。他的细读工作包括诗歌意象、内容、情节，也包括形式尤其是语音层面，这很有意思。因为柯雷说到底是一个外国人，当然这里并不想借机谈论后殖民问题，但是想说外国人的语感和本土诗人、读者肯定是有差异的。比如对孙文波《节目单》一诗的语音形式分析，或许就是一个以拼音文字为母语的学者独有的敏感。柯雷这样对于非母语语言艺术的研究努力是可敬的，同时他的汉语当代诗翻译家身份更让他执着于语言问题，这在他的研究分析中时时可见。这样的研究，给与了中国当代诗陌生化地重新观照自身语言艺术的一种可能。
柯雷在书的第一章里就鲜明地亮出了他的研究角度：文本、语境与元文本。“文本，在这里指诗歌文本，包括书面文本和口头诵读文本。语境（context），指诗歌存在于其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元文本（metatext），指关于诗歌的话语。”（P1）语境可说就是微观和宏观的整个当代史，在原书标题中被概括为从“精神”经历“动荡”到转入“金钱”时代（注：中译本删去了研究“动荡”阶段的一些内容，对书名也进行了修改）。这段时期诗歌文本层面的变化则被概括为从“崇高”到“世俗”，从“什么”到“怎么”。这个变异具体的由西川和韩东、于坚的差异对峙体现出来，也部分地由更后来的“民间”与“知识分子”诗歌论战体现出来。这些具体分析涉及的其实已经不只诗歌文本，还有诸多元文本，即诗人们的诗观、论争文字、诗歌读者和研究者的反馈和塑造，等等。比如书中第三章讲海子。海子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柯雷另辟蹊径，从海子死后众多塑造其诗人形象的传记角度审视他，清楚明白地阐明了海子神话的建构过程和拆解努力，让我们更有可能迈过“死亡传记”的光荣与噱头，推进对于海子的理解。从这个个案研究我们也可以看到语境和元文本研究对于推进诗歌研究来说，已经成为重要的视野和启发。柯雷的诗歌研究，在文本细读功夫之外还囊括了语境和元文本，可以把从前逼仄的诗歌研究问题空间打开，在更广阔的当代文化领域内观察研究对象。当代诗其实一直被常识性地想象为一个边缘而内向的文学领域，是所谓“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艺术，但其实放宏观了看，它也是当代文化消费的对象，也有它时代天地里的位置、作用、担当，无论海子还是颜峻等人，其实都离不开这些。指出这一点，是柯雷研究的长处。
这本著作绝大部分是诗人个案分析，但第十一章《为何这般折腾？》显得比较独特。这一章详细梳理了九十年代诗歌界那场“民间”与“知识分子”的论争。这样的章节安排其实是有深意的，不仅仅是因为这是经历了前面诸多的个案分析而终于迎来了对话的众声喧哗，更是因为这场论争本身不只是诗歌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折射出了变动的时代语境带来的问题。“崇高”与“世俗”、“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当代诗二元命题被拿出来反复争论，是对之前十几二十年当代先锋诗发展的回望和试图总结，也表达了市场经济时代人们的困惑。具体到对诗人们来说，就是两千年中国诗歌的伟大传统和诗人的地位与尊严在新时期里如何安放、由谁继承？这其实是当代诗很大的焦虑。经过对此问题详细的梳理和讨论，此书终于以一个新鲜轻快的个案颜峻而曲终奏雅，如说之前的大争论是此书研究中厚重热烈的最高潮，那么尾声在清逸活泼中指向未来。中国当代诗的身世和去路，都有此被勾勒出了某种方向感。
作者：康宇辰
曾发表于“论文衡史”公众号。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读后感(篇五)
《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是荷兰汉学家、莱顿大学教授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著作 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2008）的汉译版，2017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北大“新诗研究丛书”。由于政治敏感，原题中Mayhem（动荡）一词没有译出，写“流亡诗歌”（北岛、杨炼）的一章也未能幸免。
本书的优长在于，这是一次对中国“先锋诗歌”较为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分析，弥补了过去人们对第三代和口语诗人的某种忽视。柯雷灵活调动“文本、语境、元文本”三重因素，资料的收集较为全面，对诗歌的研读相当细致深入，特别是对中国当代诗坛的人物、论争、派系，有着难得的清醒、敏锐的认知，基于对语境的洞察，他对诗人的评点也往往能推陈出新，观点新颖独到，使人几乎忘记在读一本汉学著作。
今年四月的时候，我听过一场柯雷教授的讲座，为其熟练地道的汉语表达震惊不已，后来得知，他从1986年在北大进修，几十年来时常往返中荷两国，从事当代中国诗歌的研究和翻译工作。柯雷相当清楚自己身为汉学家饱受争议的处境，为弥补差异，除钻研文本外，他还积极投身中国诗坛，接触当代诗人，如其在《中文版序》中阐述的：“了解诗坛只有一个办法，也是相当愉快的办法，就是呆在中国国内，寻找诗歌文本，寻找关于诗歌的话语”。
在方法论上，柯雷将文本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调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阅读、话语分析、参与性观察、采访等），从文本（诗歌作品）、语境（诗歌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和元文本（关于诗歌的各种话语）三方面，深入考察自以来早期朦胧诗之后的先锋诗歌。其中，他对元文本的处理和应用值得借鉴。元文本，是关于诗歌的话语，包罗万象，从创作理论之争，针对诗人个人形象的抨击，到网络上关于诗歌现状的调查报道，都构成了关于当代诗歌的元文本。柯雷将元文本分为诗歌形象和诗人形象两部分，既包括外界公众对诗歌的接受和看法，也包括诗人自己的诗观、诗论，以及书籍封面、照片、手稿等等周边文本。
具体分析文本时，他调动文学、文化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根据不同研究材料，借鉴不同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加以论述，比如约翰·葛拉德（John Glad）关于流亡的观点，玛乔瑞·帕洛夫关于不确定性的观点...柯雷明白，研究知识分子诗人和民间诗人不可能采用同一套理论。他的研究视野宽广，触类旁通，既从资料到问题，也从问题到资料，极力开拓先锋诗歌与他者的关系。本书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既勾勒了80年代至新世纪初当代诗的整体发展脉络，又进行细致的个案研究（韩东、海子、西川、于坚、孙文波、尹丽川、沈浩波、颜峻）。
在阐释某一首诗的时候，柯雷重视形式与内容的协同作用，他认为，“诗歌首先是艺术，诗歌可能具备的社会记录或普遍性再现功能是次要的，诗歌形式对其内容的实现必不可少，应警惕内容偏见的陷阱，以及文学信息化。”这样的看法颇有针对性，长期以来，国内诗歌教育过分注重解读语义信息，而忽视诗歌的语言节奏、形式特征等难以言传的部分，也就是“写什么”比“怎么写”更重要——这已经成为当代诗歌的一大误区。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书名所显示的，柯雷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语境，语境分析贯穿全书，80、90年代之交中国当代社会经历急剧转型，社会氛围从理想主义蓬勃向上变为市场经济下的商品化、人民精神生活的物质化。在这样的语境中，进入90年代后，诗歌被“边缘化”了，诗歌文本呈现两个走向：从“崇高”到“世俗”，从“写什么”到“怎么写”。
此书的编写严谨、有条理、遵循学术规范。作者对每一个新提法、重要概念都加以详细的解释说明，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说法，他善于质疑，譬如对于“边缘”,他一连提出三个疑问“谁的边缘？是什么使古典诗歌范式、社会经济发展或权力关系成了中心？谁的中心？”对于前人的研究，这位汉学家也了如指掌，对重要的著作还做了文献综述。在诗歌的引用上，除个别长诗限于篇幅，都引用了全文。书后的引用文献多达40页。
与国内诗歌史相比，柯雷对诗人的评价没有因循主流观念，而是在了解国内研究现状的前提下，从文本细读出发，针对以往研究的缺失，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是对国内现有研究的补充和超越。
柯雷发现，国内对先锋诗歌的评价经常从反面定义，指出其与正统的背离、对过去的反叛，这样的定义实际上只捕捉到了主体特征的一部分，从正面来评价，我们才能获得更加多元、全面、深刻的认识。例如，韩东的诗歌常常由于对朦胧诗的否弃而被从反面定义，然而作者通过文本细读，从正面来看，发现了不同以往的新的东西，韩东的写作“字斟句酌，聚焦清晰，收敛克制”“他的诗歌有一种宁静的信心和恒心”，以及他的遣词造句与形式上的自由体短行相匹配。
又如，国内的海子研究倾向于把他神话化，将命运和诗歌混为一谈，让海子的自杀主宰对其诗歌的评价。柯雷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于是他充分调动元文本，广泛搜集各界对海子自杀的看法，在研究的前半部分探讨上述现象的成因，海子的生活怎样被看作其作品的一部分，又是如何被神话化。此后，他尽可能地抛开外部因素，审视海子作品的内在文本特质，揭示那些淹没在作者命运喧哗中的诗歌声音。
再如，以往的评论家论及孙文波、肖开愚等人作品的叙事性时，几乎只关注其内容，而忽视了对语言特质的考察。尽管柯雷对这种现象表示理解——“按照狭隘的、常识性的理解，所谓叙事，即为构造故事或讲故事”，但他认为仍有问题值得深究：“除了‘可释义’的内容之外，这些诗歌的叙事性是否有可能通过其他方面体现出来？这些诗歌具有什么样的叙事性？”他经过对孙文波《节目单》一诗细致的文本细读，结合叙事学相关理论，分析诗歌的分行、叙事声音（节奏、重音..)等，指出诗歌的叙事性不仅在于内容，也包含形式上的叙事性。这一观点突破了我们对于叙事学的认识，叙事学研究不仅应用于小说分析，也可应用于分析诗歌，并且我们要警惕内容偏见，着力发掘诗歌叙事性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
柯雷很好地示范了如何运用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阐释一首诗。他在书中表示，作者意图、诗歌的本事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与中国古典文学大相径庭），我们无须努力证实诗歌唤起的经验的历史真实性，或将言说者与作者的形象等同，我们应极力挖掘诗歌的声音，而不是将诗歌淹没在作者的生平事迹中。于是，他在解读诗歌时，更关注作品是“怎么写”的，而不是“写了什么”。
对于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柯雷充分调动了元文本，参考诗人自己的诗论和他们的评述，使自己的观点与前人对话，而对于不那么知名的文本，则采取文本细读的方式，挖掘文本的特质。譬如，他采取文本细读法分析海子《抱着白虎走过海洋》一诗，首先抓住诗歌音节、韵律、结构等形式特征，“八个汉字音节，没有任何标点”，“每一诗节的第二行最后一个音节押韵..”；接着，他着力分析母亲“抱着白虎走过海洋”这一谜语般的中心场景，逐字逐词解读其中的内蕴，道出诗中未直接呈现的画面，“母亲骑在老虎背上，双手搂着老虎脖子...老虎从水面趟过或跑过”，关于这个场景，作者提供了多种解读方式，也可以理解为，“母亲像抱着孩子一样抱着白虎”，“海子”与“孩子”同音，暗示诗人或言说者与白虎之间的同一性。这启示我，要充分关注诗意的不确定性和难以言传的模糊性，透过错综复杂的修辞，揭开作者意图遮蔽的部分。此外，作者还结合了海子的常用的意象系统分析了“太阳”“故乡”在本诗中的具体指向；言说者的观察路径，言说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诗歌声音、语调也是作者关注的要素。
然而，本书的缺憾也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最大问题在于全书的题目《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过于宽泛，与内容不甚相符。事实上，文中所讨论的对象仅是“先锋诗歌”，且不说他对“先锋”如何定义，文中所举的个案明显无法代表这三十年来中国诗歌的创作实绩。
柯雷着眼的“先锋诗歌”，大致指的是在美学上与体制内的主流诗歌相对抗的带有实验、探索色彩的诗歌。也就是说，他所意指的“先锋”，并非从文本的创新性考虑，而偏重的仍是那些在他看来更加反体制、非主流、甚至是富于争议性的诗人，而对于那些较为成功地被经典化的先锋诗人，如欧阳江河、多多、张枣，他并没有予以关注。这不得不说带有些汉学家猎奇的视角了。
另外，尽管在个案分析时作者把诗人放在时代语境中阐述，但是“精神与金钱的冲突”没能很好地通过个案呈现，文本分析与语境阐释的结合还不够充分。尽管作者在下定义的时候已经表现得相当审慎，仍不免过于决断，将某些概念二元对立化，如美学与体制，非主流与主流，似乎主流和体制内的诗歌就意味着美学品质的低下，而先锋一定是得非体制的，在作者未对主流诗坛的内部状况加以阐述和界定的情况下，这样的划分有些欠妥。
总体说来，《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为研究80、90年代诗歌转型提供了新颖、有效的方法和资源，其中个案分析的参考价值较大，对于时代与诗歌整体面貌的把控还有欠缺，但仍不失为一本规范而有见地的诗歌研究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