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证史》是一部揭示历史真相的重要著作，通过考古发现的金石文献，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作者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解读，重新构建了古代历史的面貌，让读者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金石证史》读后感(篇一)
刘勇先生热爱山西历史，情怀满满，令人肃然起敬。本书从碑石入手，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与古人对话，向今人讲述，释读了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许多信息。多年来，他的足迹踏遍山西.....可以说，他真正是人类文明的传承、传播者，他在为山西能像历史上的山西那样辉煌扬名而默默做事，默默贡献。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谢他，敬佩他。本书语言流畅、情感朴实真挚，信息丰富，把历史说得如此轻松、有趣，感染力强，难能可贵！
《金石证史》读后感(篇二)
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历史知识获得大部分来自中小学课本和电视、电影中的一些演绎，可以说非常浅薄了。作为一名山西人，虽然非常自豪于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但却只知道一些传说故事。直到遇到这本书。作者刘勇——一个北京人，却把山西读得如此仔细，从那些散落在山西各地古旧的碑石中读出这里真实的历史， 从碑志中挖掘出人物生平， 读来让人感慨万千，尤其令我这个山西人汗颜。书中读到了山西历史，学到了史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让我精神接受了一次洗礼，刘勇老师对历史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对理想锲而不舍的追求，让身处浮华的我肃然起敬。让我明白石头也会说话，会向我们细细述说沧桑与变迁。
《金石证史》读后感(篇三)
山西之与我，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或事，是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热土，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山西的一切与文化无关、与历史无缘。
第一次感受不一样的山西，是上大学后中国古代史课上。讲隋唐史的老师挨个问同学的姓名和籍贯。轮到我，老师说：嗯，山西人，应该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我一时愕然。再一次就是跟随刘勇老师晋东南访古，深切体会了“地下看陕西，地上看山西”。
大学毕业以后，自认对少数民族比较了解，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应该也比一般的历史学专业学生了解得多，但是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了解的不是太多，而是知道的太少。现在的中学教材因为学段、篇幅的限制，对很多事情写的都很简略。我也读过一些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专著比如《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北魏的平城时代》、讲谈社的《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等，但是这些专著多是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社会的变化，其中提到的人物也多是服从于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与分析。刘勇老师的《金石证史》却是细节的考证，某个历史人物、寺庙，尤其是从碑志中挖掘出人物生平以及体现的民族交融，仔细读来，弥补了我知识的不足。
其中印象比较深的是大同北朝艺术博物馆馆藏墓志与访碑刻——回到历史的现场两部分。河东大族柳氏与鲜卑乙弗氏之间的联姻充实了我对魏晋时期民族交融的认识，而定居后一些少数民族后裔的情况，则是我以前完全没有了解过的。我之前了解的只是简单的少数民族内迁，之后呢？这些人内迁之后的生活如何？他们的后代又如何……在我的知识中是空白。要弥补自己知识的漏洞、改变一些固有的偏见，除了多读书，还要多行路，用刘勇老师的话说就是“万卷书、万里路不可偏废”。
《金石证史》读后感(篇四)
本人曾经在山西插队、上学、工作二十年，自觉对山西很了解，自从拜读了刘勇老师《发现最美古中国“山西秘境”》、《金石证史》两书之后，才发现并未真正认识山西。近日因欲参加刘老师组织的访古活动，其中有涉及西晋胡奋将军记功碑的内容，就将《金石证史》这部分内容又仔细拜读了一番，发现了关于此碑有很有意思的故事。
首先此碑在外形上十分独特，一般摩崖石刻在岩石的正立面雕刻，而此碑是刻在一座小石山的侧立面，如一只仰首的雄狮，碑下是定襄通往盂县千年磴道的山梁拐弯处；
其次西晋胡奋将军记功碑的确认可谓一波三折。碑刻最早是定襄待阳村乡绅牛诚修先生于1923年发现的，认为是北魏正光四年 （公元523年）北魏尔朱荣所刻，主要依据“考尔朱荣传，正光中，蠕蠕主阿那瑰寇据北鄙，诏假荣节冠军将军别将，隶都督李崇北征。荣率其新部四千人追击度碛，不及而还。事在正光四年。” 大约在2008年左右，对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理解较深的殷宪，到忻州文管处看了摩崖碑拓片，当即指出，此碑书风是魏晋的，而不是北朝的，并进一步撰文提出：“对该碑所及史实与年代、性质、立碑人和可资证史、补史等项作了一点力所能及的考证。初步的结论是，它并不是公元523年的元魏之物，而应为公元233年的曹魏之物，碑主亦非北魏末肆州秀容县人尔朱荣，而可能是三国时新兴郡云中县人秦朗。” 此为第二种说法。但此结论一直不能令人完全信服。2016年浙大文化遗产研究院、山西大学和山西博物院的学者们将被高保真三维扫描处理后的碑文图像在屏幕上放大显示，进行识读工作，“破解”了此碑文最关键的信息。学者们锁定了碑文年代即为西晋，继而识读出碑文中“奋字玄威”等内容，确定了碑主就是胡奋，且能与《晋书》等史料相印证。经确认，碑主是西晋使持节监并州诸军事冠军将军胡奋，这块碑是在他平定并州胡乱获胜后的登高纪功碑，为迄今山西省境内发现的第一块西晋碑。
刘勇老师在《登临西晋纪功碑—发现1740年前的历史》一文中，用大量的史料高度评价了西晋纪功碑在史学中的价值，提出了新鲜的观点。认为纪功碑对于“胡奋事迹可补正史阙如”，在《晋书·胡奋传》中仅有不多记载，而西晋纪功碑补充了正史记载；认为纪功碑“鲜卑内附，增添民族关系新证”，刘老师认为碑文对西晋政府鲜卑内附政策提供了实证；认为纪功碑“立碑传世，彪炳晋北纷纭史册”，在该部分论述中，刘老师很有意思地提出，“在胡奋纪功碑上，西晋政府、南匈奴为一方，鲜卑为敌对一方”，后来又翻转过来，所以刘老师叙述道：“胡奋纪功碑的发现为研究北方民族史，特别是魏晋十六国晋北民族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第一手金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