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角度》是一篇关于读书与思考的文章，作者认为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思考能力和拓宽视野。作者提醒读者在阅读时要具备一定的思考角度和方法，同时也要注意避免过度陷入自己的思考中。阅读不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更是提升自己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
《必要的角度》读后感(一)
按照习惯先技术的看本书，字数：292000字，32开，该书没有配图都是文字，并且需要有阅读量，不然都不知道作者写的谁，所以应该是一本很好的书，我关注的技术类比较多，所以看起来挺吃力。字不大但是行距可以阅读也比较舒服。
黄灿然先生的《必要的角度》（增订版）无疑是一座璀璨的灯塔，为诗歌与翻译爱好者照亮了前行的道路。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精心出版，不仅是对旧版的全面升级，更是对现代文学与诗歌翻译的一次深刻探索与致敬。
黄灿然，作为当代知名的诗歌翻译家、批评家、诗人，其译作与评论作品早已在文学界享有盛誉。《必要的角度》（增订版）收录了他多年来撰写的多篇诗歌介绍及评论文章，共计47篇，涵盖了从国外诗歌大师如谢默斯·希尼、约瑟夫·布罗茨基、德里克·沃尔科特、W.H.奥登，到国内名家如多多、穆旦、袁可嘉、王佐良等，为读者绘制了一幅详尽而丰富的20世纪世界诗坛的宏伟画卷
第一辑，黄灿然以深邃的笔触和真挚的情感，介绍了这些诗歌大师的生平与创作。他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介绍，而是深入挖掘每位诗人的创作背景、艺术特色及思想内涵，使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这些诗歌巨匠的成就与贡献。例如，在《希尼的创作》一文中，黄灿然详细剖析了希尼诗歌中的技艺与情感，让读者仿佛置身于希尼的诗歌世界之中，感受那份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辑则聚焦于翻译问题，黄灿然以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对翻译中的诸多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提出的“译诗中的现代敏感”、“译诗中的非个性化与个性化”等观点，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对实际翻译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这些文章不仅展示了黄灿然在翻译领域的深厚造诣，也为我们理解翻译的本质与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三辑则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状况。黄灿然通过对多多、穆旦等诗人的评论，展现了中国诗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与成就。他既肯定了中国诗人在语言创新方面的努力，也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为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此外，本次增订版在旧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升级和调整。黄灿然不仅对所有文章进行了润色和修改，还删除了若干旧文并增补了若干未发表过的新文，使得全书内容更加丰富、更加贴合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这种精益求精的态度，无疑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与负责。（没看过先前版本不做太多评论
《必要的角度》（增订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文学评论集。它不仅是了解20世纪世界诗坛名家名作的绝佳读本，更是诗歌与翻译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黄灿然以其深厚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真诚的态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诗歌与翻译世界的大门。
《必要的角度》读后感(二)
玩联盟多年，最喜欢的是联盟那些惊艳的翻译，英雄联盟大部分角色的技能原名，其实都是比较直接的命名。以最近的一个举例--莉莉娅，莉莉娅的技能组也不例外，技能名称都是比较口语化的词语，而国服的遣词用语则是更有东方韵味，生动还原了技能的细节，但又带来了字面上的美感。
举个简单的例子，莉莉娅，一套完整的三字技能组可以很好地符合她本身的轻盈灵巧。Q技能“Blooming Blow”直译是“开花击打”，而一开始的思路是“飞花一击”。然而从字面上来看，这个说法给人的感觉是捻花为镖的手法，虽然意象上也很漂亮，但似乎更符合一个泰隆般形象的刺客。经过思索后，译者老师在保留“飞花”这个词的前提下，选择了以“挞”字来体现这个技能的动态和力量，并且在用字方面也比较独特，记忆点更鲜明。
再比如，在电影《怦然心动》中有这样一句话：Some of us get dipped in flat, some in satin, some in gloss.... But every once in a while you find someone who's iridescent, and when you do, nothing will ever compare.电影翻译的是：世上有千百种人，有金玉其外，有败絮其中的，当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如彩虹般绚丽的人，当你遇到后会觉得其他人都只是浮云而已~~~而韩寒的翻译是：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而他的翻译体现了中国人阅读的思维，更含蓄，更贴近国人的表达方式。
之所以称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不止于一门学科或技术，是因为翻译是一个过程，过程中含有创作的因素。以文学翻译为例，文学是一种书面的思想，是作者文字化的灵魂片段，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将蕴含在优秀文学作品中的思想和文化广泛传播，影响更多人。如果只是文通字顺地按字面意义转译，却不管字里行间蕴含的精神主旨，那么文学翻译的目的是无法真正实现的。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再创作。在深入了解作品内涵后，运用译出语进行最合适的语言符号组合，也许不一定与译入语的组合完全相等，但却能够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等的文学效果。有时前者往往不相等，后者才能相等，这就是对译者“再创作”能力的考验了。
当我们谈论翻译，发现只这两个字也可以深入探究一番，发现这也不同于打字一般会做就可以，还要会想，会创作，这便是因为翻译，是一门艺术。
《必要的角度》读后感(三)
一、本书根据《必要的角度》旧版（素叶出版社，香港，一九九九；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 二○○一）增订。
二、对文章中的引诗、引文，尤其是我自己翻译的，我都找来原文核对、润色和修改。一些书名、人名、篇名等，也都重新核对，改为现时较通用的译名。
三、大部分文章都做了或多或少的润色和修改。有些文章做了较大的增删，例如评布罗茨基中译本《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一文，既有删节，也有补充；再如《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一文，增加了奥登为布罗茨基诗选所写的序的译文、根据最新资料重写了布罗茨基“与中国的关系”一节并新译了《明代书信》。
四、我发现书中有两三篇短文，是从我一九九八年写的《诗人日记》中摘选的。这次我从电脑旧文档里找出这部几万字的日记，整理出三篇新文章《希尼论技术与技艺》、《洛威尔和他的当代性》和《理查德·威尔伯谈诗》，放在第一辑里。另外把日记中一些或长或短的篇什略加整理，冠名《札记二十五篇》，放在第三辑里，作为本书的结尾。《札记》里一些稍长的篇什没有摘选出来作为独立的文章，是因为它们要么结构松散，要么内容驳杂，要么所谈论的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私人色彩，用“札记”来包容它们，似乎较为合适。
五、删去若干篇文章。另外我校对第二遍时才发现素叶版有一篇谈汪曾祺的文章，辽教版里没有收录。这次补上。
六、《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中引用的三首诗的片段，均改为全诗引用；《怀疑和天真》新增一首辛波斯卡的译诗；《一个时代的终结》新增一首金斯堡的译诗；《本土与传统》新增一首阿尔·珀迪的译诗，引用的布雷滕巴赫一首诗的片段，亦改为全诗引用；《“死亡没有形容词”》引用的霍卢布一首诗的片段，改为全诗引用；《玛丽安·摩尔》新增两首摩尔的译诗；《纽约诗派和奥哈拉》引用的奥哈拉一首诗的片段，改为全诗引用；《入无人之境》新增两篇淮远的散文。这些新增和全译，是为了方便读者对文章所谈论的对象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
七、在《人间送小温》和《翻译与中华文化》这两篇短文里，我都提到八十年代是读书的“黄金时代”，这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但我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头几年，对仍然热情读书且经常需要买书的人来说，整个出版界是非常荒凉的。我记得我从广州到厦门、泉州，每次逛书店都感到这种荒凉，几乎无书可买。而且偶尔见到值得一买的书，包括中华书局的书，则都装帧丑陋，书脊歪斜弯曲、凹凸不平。从这个角度回忆八十年代，确实让人感到八十年代是黄金时代。但进入二○○○年代之后，再把八十年代当作读书的黄金时代就是无视现实了：书籍的数量、品种之多，足以把八十年代白银化甚至铜铁化的。新一代可以买到的书，是我这代人在青年时代无法想象的。
八、第一辑主要是介绍外国作家的文章，有些只是译介性、综述性的，还够不上称为评论，请读者明鉴。在所介绍的作家已比较充分地被翻译成中文的今天，这些文章如果还有些许保存下来的价值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我当年介绍外国文学的努力的一个侧面，而就我自己而言，我这项努力要等到稍后甚或很久之后才有机会进一步深化，也即翻译其中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如布罗茨基的评论集和一些诗、希尼的诗选和文选、卡尔维诺的评论。
九、重温第二辑评论翻译的文章，我深感“无知者无畏”。换作是现在，我会因为“见怪不怪”而放弃写任何这类具体评论某个译本的文章。大概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译本都是错漏颇多的，如果去操心它们，则我完全可以成为翻译评论的专业户，可这对于提高整体翻译质量不会有任何帮助，因为译文优劣的比例几乎永远不变，就像作家或诗人的优劣比例永远不变。所幸，当时写这些文章，背后都有我现在依然坚守的翻译原则和信念支撑着，而不是出于某种纯粹想挑别人译本错误的动机。但在评析别人的译本时我所使用的措词，往往缺乏分寸和考虑不够周到。我在修订时尽量删去这类措词，但难免还会留下一些痕迹，也请读者明鉴。
十、用《必要的角度》做书名，是因为九十年代中期我在香港公共图书馆英文书架上第一眼看到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评论集The Necessary Angel(《必要的天使》)时，把“Angel”（天使）看成“Angle”（角度）。虽然我即刻就反应过来了，但被我即刻翻译过来的“必要的角度”，依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曾在素叶版的序中说：“如果说我这本书没有见解、没有价值，那是自欺；而如果我说这本书引导我发现自己才疏学浅、修养不足，则不是自谦。”这句话现在看来依然有效。如果我要稍作修订的话，我会说，对前半句我没那么确信了，而对后半句则愈发确信。
在辽教版的序中说：“我原是一个很主观的人，写文章使我逐渐剔除主观情绪，不知不觉惠及我写诗，使我把自己磨炼成一个对自己还算清醒的诗人。”这句话是大实话。
然而使我真正清醒的，却是我对写评论的警惕。就在写完这本评论集的前后，我发现自己变得能说会道。这意味着：我可以就任何事情发表看法而且显得有见解和有价值。而我当时看到，后来看到更多的是，写评论的人都有不仅能说会道而且把能说会道发挥到极致的倾向。这些还仅仅涉及道德守则，多少会在评论者心中掠过些许的不安，从而使他的不安散发在文章里，读者自能隐隐感到作者所隐隐感到的心虚，更敏锐的读者立即就能判断出作者的不诚实。但在一些相对模糊的领域，例如文学领域，评论者在把能说会道深化为胡说八道的时候也依然显得有见解和有价值，且不觉得自己胡说八道，更不会觉得有任何道德守则问题；同样在一些相对不确定的事情上，例如某种文学现象或文化现象，某个社会问题或环境问题，评论者并未曾关注过，也没有深思过，但他却可以在应邀发表评论时能说会道并且显得有见解和有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类倾向在不同程度上是没守则的、堕落的、邪恶的。不言而喻，评论者的下一步当然是把其身份转化为某种可以交易的权力关系。
有了这个警惕，我便立下若干写评论的原则，包括诚实，尤其是只写自己长期积累、深有体会、发自内心的东西。同时我也怀疑评论的终极价值，并逐渐减少写评论，而宁愿多翻译些好评论。在相当但不是完全的程度上，我的第二本评论集时隔二十多年，迟迟没拿出来，也与此有关，尽管我这二十多年来写的文章，数量已经超过一本评论集。同样在相当但不是完全的程度上，这也是《必要的角度》迟迟没有再版的原因。
二○二三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