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籍，通过作者生动的讲述，读者可以了解到书画鉴定的技巧以及艺术史的发展。书中内容详实丰富，深入浅出，让人受益匪浅。阅读后，不仅增加了对书画鉴定和艺术史的了解，还激发了对艺术的热爱和探索欲望。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读后感篇一
傅先生做学术态度很严谨，文章的论据也丰富而细致，许多论文的体例值得学习，虽然很多观点不能认同，治学的精神让人敬佩。不过硬要为乾隆“翻案”，则有些无稽了。乾隆的文化水平其实就是个三流，作为一个皇帝，已是很难得，过分拔高和贬低都无必要，但胆大包天却是一流，其对于传世书画的破坏亦是有公论的。真是端碗面条，先贤的墨宝，该不该都到处一泼，于是“面条体”真正是横行天下了，只能佩服他胆子确实大。但胆子过大不也反证其无所敬畏水平一般吗，越懂的人，其实是越不敢乱来的。至于文中反复提到的写了一万多首诗，非常勤奋云云，是否打油都且不提，好像小蜜蜂也是很勤奋的，嗯。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读后感篇二
傅申教授先后于台湾及美国研究中国书画，深深认识中西艺术史研究方法之不同，同时亦于两地博物馆工作，除得见台北故宫所藏书画名迹，又长期接触美国及世界各地收藏，故其治学既以书画实物为本，又结合中西理论，取其所长，以书画鉴定与书画史研究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数十年以来，傅教授的书画研究成果丰硕，著作等身，其鉴目之准、学问之深、见解之独到，早为学术界一致推崇。本书所收录的十二场演讲中，其中包括了《自叙帖》、《砥柱铭》、《富春山居图》等关于作品本身的真伪论断，亦有关于《书画船》、董其昌与龚贤等画史问题的研究，观点独出机杼而又甚具说服力。对于从事书画鉴定工作与书画史研究来说，都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读后感篇三
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傅申老师的《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书中的内容是由老师在浙大的十二个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书画鉴定，在我印象中，永远是个深奥、难以理解的学问。大概只有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才能做的工作。
在美国，最初学的是中国书画，导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普林斯顿方闻教授的学生。他和另一位研究文艺复兴艺术的意大利老先生，曾反复跟我强调艺术鉴定的重要性。很简单，在分析具体的画作之前，必须确定该作品是否是某个画家的真迹，这时候不管是历史的还是文化的研究才有意义。否则，连年代和画家都不确定，分析又有什么用呢。后来，从美国中部到东海岸，才发觉很多艺术史家关注的都不再是艺术品的真假问题，而对艺术品的赞助、观者感受、文化解读感兴趣。这也造成了新老学者之间学术矛盾之一。鉴定，这个艺术史学科的基础，仿佛逐渐淡出高校学者的视线，而变成了博物馆和拍卖行从业者的任务。
后来转为西方艺术史，并真正开始接触艺术品本身。在伦敦，我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终日盯着成百上千张水彩和速写原稿，仔细观察研究每一个线条笔触和色彩搭配，不知不觉这些视觉符号深深印入的我脑子。自己终于弄懂了什么是艺术风格，而且可以分辨不同画家的笔迹，虽然只是有限的几位。我还开始接触到西方艺术家的“草体”书法，特别是18世纪的书体。那些潦草的的笔迹，像铺满纸张的小虫子似的，第一眼望去，简直如天书一般。我尝试静下心来，辨认每个字母，解读着一个个密码。这其实就类似中国书画的释文过程。导师还教我鉴别不同的纸张和水印，以此来判断水彩的年代。虽然当时没有意识到，但是这些学习的经历都是鉴定必需的基础知识。
完成博士学位后，我又集中精力重读中国书画的经典著作，特别是鉴定方面的书籍。对于当时放弃的中国书画研究，我居然能摆脱一头雾水的状态，对书中的内容重新认识。知识的触类旁通性开始发挥作用。重读贝格利的中国青铜器的分类，我明白了博物学分类方法在其中的作用，这是源于我博士研究期间研究英国18世纪末博物学历史的发生和发展。重读方闻老师的《溪岸图》，我又对他创立的科学分析早期中国绘画的风格和结构，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且那些起初看似云里雾里的视觉研究，也开始在我头脑中有了清晰的轮廓。
回到傅申老师的书，他在前两个讲座中，对如何鉴定做了综合的阐述，主要是围绕着几个关键的问题。后面的讲座包括几个鉴定的重要案例，如《富春卷》和《剩山图》的关系，以及他本人所做的几项重要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乾隆的收藏和鉴赏。
首先总结一下前两章的综述。关于鉴定，我们应该了解到：1. 不同时代画家的艺术风格。每个时代的画家的作品都有一定的特点，我们需通过风格比较，来鉴别是否该画家的作品受到前代的影响。例如该作品如果展现王羲之的风格影响，那么该作品的上限时间不能超过王羲之的年代；2. 同一画家，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可呈现不同的风格。比如黄庭坚的书法，早期和晚期不尽相同。我们要做的是收集分析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以便可以尽可能的掌握作品的风格演变；3. 作品的多胞胎问题。有的是用同一模板做出的“复制品”，有的则是夹宣的上下两层；4. 书法中墨迹和刻拓本之间的关系。因为“书条石”的长度不同，会造成原墨迹和刻帖的石头布局不同。然后剪装本又再一次可能改变书法的布局和字体的大小；5. 材质问题。不同的材质出现在不同的年代，可以根据材质判定书画的大致年代；6. 考鉴和目鉴；7. 代笔与伪作；8. 真伪印章；9. 作品年款。有时画家会在完成作品之后写年款，所以有不确定性。10. 科技检测局限性。碳十四需要大量样品，且误差一两百年。画家用收藏的旧纸作画。紫外线有帮助，如果在光照下，画家或书家签名的墨色不同，则可判断是后人加上去的。
读傅申老师的书，认识到考鉴和目鉴的重要性。考鉴指文字考证，目鉴是笔墨、风格问题。考鉴依赖于我们对文本的解读和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而目鉴则取决于我们对视觉符号和元素的记忆和分析。例如，当看到一幅画作中的山石、树木、溪流的描绘，我们便在大脑的视觉库里搜索可以联系在一起的符号，并将之比较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平时大量观赏书画真迹，理解记住其中的每个视觉元素。例如当你看到画中一块山石，也许可以联想到郭熙的《早春图》，这就成为一条主要的线索，不管是研究该画家是谁，或是受谁影响等等。在鉴定书法方面，也是类似，字体中的一撇一捺一勾都给出线索，来判断该作品是否是书家的真迹。整个鉴定过程有似侦探的工作，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为了能有效的鉴别书画作品的真伪，我们需要多看多思考。特别研究已经认定的真迹，在头脑中存贮大量的视觉符号和元素，以便我们方到用时，能随时信手拈来。当然，如果是画家或是书家，通过临摹作品，也可以更加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分析。这就是我读傅申老师著作的一点点心得和感想。
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读后感篇四
作者：郑小千｜摸鱼司特约作者
本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美术报》第77期
谈及传统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研究的异同，我们往往以鉴伪与论史的二分看待它们的互补关系，鲜少意识到，今日通行的艺术史框架总将图像作为主要的视觉材料，而忽略了书法/书写的视觉意义。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批评家自居的巴克·桑德尔教授就在一次访谈中流露出对中国书法传统的歆慕，他认为“这个传统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介于人人都具备的言语与视觉文化之间的‘中介语汇’……一个语言与视觉艺术可以共存其中的有机统一的思维模式”（《意图的模式》附录）。此敏锐见地值得我们深思。
近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印行的《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以下简称《十二讲》），收录傅申先生在大陆的十二场重要讲演，恰好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具有整体观的“书画鉴定”之于艺术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傅申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师从黄君璧、溥心畬等名家，彼时曾“以书、画、篆刻作为终生的志业”。后因各种机缘转向书画鉴定，先后供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耶鲁大学、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和沙可乐美术馆中国艺术部。这些经历使得他的研究兼具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开阔的世界胸怀。
从编者后记可知，《十二讲》缘起于2015年初春，傅申先生受邀赴杭讲学。在浙江大学为期45天的“中国书画鉴定与艺术史”系列讲演，场场爆满，引为一时美谈。面对热心听众，傅先生倾囊相授；他的幽默谈吐，也令在场学子印象深刻。时隔两年，当年的讲稿终于编订成册，更为难得的是，本书还将傅先生同年往来多地的讲演内容整理成文，展卷温故，而后知新。作为一本讲演实录，本书的文体相较论文专著又多了几分临场的即兴与活泼，翻阅时仿佛置身讲座现场，在傅先生的引导下聆听受教。
全书十二讲所涉主题，除第一、二讲总论“书画鉴定通则”，余十讲皆以研究实例详述傅先生处理具体问题时，对“通则”的活用与慎思。若读者对每一讲涉及的作品略知一二，便会发现编者以个案的时间为序，勾勒出傅先生在不同阶段作出的学术贡献：既涉书史名作《自叙帖》（怀素）、《砥柱铭》（黄庭坚），也有画史公案《富春山居图》（黄公望），关于董其昌、乾隆的几讲更是他发力最深的领域。
作为开篇导言，《我的学研机缘》以自述口吻，追忆良师益友感怀人生际遇，也帮助读者一窥其治学心得与亲历的学术史转向：供职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时，研究契机往往从作品出发，鉴定真伪。赴美求学后，通过策划专题展览，研究对象从围绕作品的风格、画派、鉴藏扩大到了跨语境下的书画收藏，尤其是将书法史的研究视野引向了海外收藏，也间接引发了中国大陆学界对书法史的关注与研讨。若以书法为径，纵观傅申先生所做的研究，我们会发现，有关书写的体悟与书史的研究始终融汇于他的“问题意识”中。化用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话说：书画鉴定像是“寡言的艺术史”，而艺术史则像“多言的书画鉴定”。多寡之别，实则点明各自关心的问题侧重。而在《十二讲》中，傅先生一再强调艺术史与书画鉴定的有机联系。无论是静态的画面分析还是动态的空间迁移，一直贯穿着傅先生对于“考鉴”与“目鉴”的思辨。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往往混杂着“知”与“见”的双重经验，所谓“考鉴”更偏理性的分析与积累，我们既要了解一位艺术家的风格变化，从而判断作品的真伪。同时，还要了解他的创作条件：工具、材质、周遭环境、日常社会。唐代的张彦远曾在画史名著《历代名画记》中发出如下感慨：“有收藏而未能鉴识，鉴识而不善阅玩者，阅玩而不能装褫，装褫而殊亡铨次者，此皆好事者之病也。”可见鉴识与收藏、开卷欣赏、装裱、铨次一科都不能偏废，而在张彦远的时代，它们已然相互分离。只到这一步显然还不够，随着历史的更迭，名迹存世者寥寥，我们研究中国艺术史绕不开的就是大量的“赝品”。于是，了解“做伪”的过程是书画鉴定不可或缺的一环，这就像侦破工作中还原作案现场的逆向思维。至于“目鉴”，既是一种视觉经验，也关乎一个人的学养，所以，在讲演的过程中，傅申先生总是特别强调我们对一件作品的认识是和每个人的阅历息息相关的。在“目鉴”实践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始终将书、画视为整体的对象进行探究。在学科划分日益精细的今天，传统的书画鉴定不仅仅是一种有别于撰史论理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具整合性的感知途径，借由此，我们的历史想象不再是附着其上的碎片化知识，而是折返于当下与往昔之间永不停步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