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做人之道》，深感作者对待生活、人际关系、处事态度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建议。文章指出做人要有底线、有原则，要懂得尊重他人、善待他人，要学会容忍和宽容。只有这样，才能走上做人的正确之道，获得内心的平静与满足。
做人之道读后感篇一
作者调查很深入，将人的面子观展现得淋漓尽致。与其他研究面子的不同之处是将农村的社会基础展开，并从社会结构这个层面去谈面子，而不像心理学研究一样就个体来谈面子和为人之道。可以说对研究农村的面子与人际交往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强力推荐！
做人之道读后感篇二
读后，觉得本书有三个亮点：
一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研究中国人的“做人”、“面子”，以往的“面子”、“国民性”研究大多从典籍、文学作品而来，少了一点地气。
二是对中国农村进行了区域差异比较，团结型的宗族村庄、分裂型的小亲族村庄、分散型的原子化村庄，从深层的社会结构角度展示了中国农村非均衡。
三是透过社会交往解析了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圣俗合一，即凡而圣。
做人之道读后感篇三
一、
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大变局中，农村变化尤其剧烈。世纪之交，一直相对稳定和封闭的中国村庄同时在三个层面处在巨变中，一是国家取消了延续2000年的农业税，彻底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二是随着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村庄边界开放，一直构成农村社会秩序基础的基本结构（血缘地缘组织）迅速解体；三是农民价值发生变化，活着的意义正在重新定义中。这三个层面的巨变，构成我们所谓“治理之变”、“基础结构之变”和“价值之变”。
华中村治研究是从1990年代村民自治开始进入农村研究的。由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再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华中村治研究很快就意识到，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差异巨大，甚至村治基本结构也存在区域差异。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不同地区实践的过程、机制与结果都可能有巨大差异，华中村治研究因此由政治学转向社会学的研究，由制度研究转向社会基础结构与基本秩序的研究。大约到了2006年，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制度研究还是社会基本结构的研究，都是要涉及到构成制度与社会基础结构运行前提的人，要涉及到有血有肉的芸芸众生。而在世纪之交，农村剧烈变迁，恰好将一般只是隐藏在行动背后的价值重要性凸显出来了。人们关于生命意义与价值定义的变动，对社会基本秩序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样，华中村治研究就从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进一步进入到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的研究中来了，所涉及的学科也从政治学扩大到社会学、人类学、农业经济学等等，研究内容自然早就超出了“村治研究”的范畴。
学术推进的过程同时也是学术积累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学术推进”往往是不自觉的，是长期浸泡在经验中——即“饱和经验法”——而被实践逻辑推动的结果。“学术积累”则一直是我们的自觉。我们既在不断地开掘新井，也在接力式地深挖老井，我们发现其实有一脉深层地下水将这些井贯通了起来。死水井其实都是活泉眼，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认识深层的中国农村，甚至是整个的中国。所谓深层水脉便是具有全息性的经验本身。正因为有了这深层水脉的贯通，我们对每一口井的认识都有了更具总体性的关照。
最近几年，我一直有意识地做这样的要求：让博士生将他们的毕业论文作为团队学术积累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们在具体的选题上享有非常充分的自由度，这在他们呈现出来的作品上已经得到证明。实践表明，这种学术积累既有效地推进了自身研究的发展，也有助于同既有研究传统对话——我们一直对这种对话持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二、
王德福的《做人之道：熟人社会中的自我实现》便是这种学术积累和对话的一次体现。
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当初选题的时候，我曾根据他以往的研究兴趣建议他做农民的面子观念及区域差异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文献阅读和田野调查之后，他觉得面子只是理解农民行为逻辑和乡土社会运行的一个切面，他希望从更为总体性的层面理解农民做人的内涵及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并借此形成华中村治学人的经验研究与新儒家和本土心理学的对话，拓展本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我很同意德福的计划，也因此就有了这部书稿。
这些年，华中村治研究在乡村社会性质及其区域差异、农民行为逻辑及价值意义世界的研究方面形成了不少的积累。杨华对农村妇女人生意义和生命归属的研究、宋丽娜关于农村人情社会基础的研究、刘燕舞等对于农民自杀问题的研究等都是这方面的成果。我本人这些年提出“认同与行动单位”、“区域差异”、“半熟人社会”“农民价值类型”等概念，就是在提炼若干中层理论，推动学界对本土社会的认识。这项工作显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德福希望在这方面做些努力自然是很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同学界的相关研究展开对话，取长补短。德福在他的研究中借鉴了新儒家和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资源，但他并不是要做社会心理学或是儒学研究，而是从事一项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我们一直坚持，理论资源要活学活用，要以对经验的厚重认知为基础，最终落脚于恰切地理解经验。当前学界的一大痼疾就是处理不好理论与经验之间的关系，要么生搬硬套理论来切割经验，要么陷入理论的抽象演绎。应该说，德福是清醒的，他较好地处理了二者的关系。
“做人”是中国人的日常用语。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特点是“此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不解释还略知一二，解释起来反倒有可能越说越糊涂。这是德福将日常用语转化为学术概念面临的考验。他从人本心理学那里借用了“自我实现”的概念，并发现儒学中的“成人”思想关照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人何以为人。这样一来，他就触及到了中西方文化对“人”之规定性的重要差异。德福的研究当然不是为了进行简单的中西对比，他进一步将“做人”操作化为“双重定位三层目标”的价值体系，将“熟人社会”操作化为“结构-文化网络”，从而揭示了熟人社会对做人逻辑的影响，展现了农民做人实践的区域差异及变迁。
我觉得这部书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区域差异”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提升。区域差异是华中村治研究近年来最重要的学术发现之一，它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揭示了南方、北方和中部农村的重要区别，为理解中国农村的诸多政治社会现象提供了中层理论框架。德福用“个人”——“自我扩大化”——“自己人结构/公私价值规范”——“社会结构类型的区域分布”这样一个逻辑框架，从理论上说明了个人与区域差异之间的内在关系，揭示了区域差异对个人心理、行动乃至价值观念的影响，证明了“区域差异”的学术意义。二是尝试打通儒学大传统——社会小传统——个人的关系。在我看来，新儒家似乎只关注儒学大传统，把儒学玄学化和贵族化了，缺乏对巨变社会和普通人日用伦常的体察，而这本该是儒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本土心理学则忽视了社会小传统这个中间环节，要么陷入对人的碎片化认识，要么直接套用大传统，德福的研究表明，社会层面的差异对个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我认为，从认识和解释“差异”开始，逐步提升到“一般”要比直接探讨“一般”更有助于形成具有本土契合性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德福打通三者关系的尝试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他的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由于学力有限，他的尝试还不能说非常理想，这也督促他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厚积薄发，奋力前行。
德福还表达了他——也是我们这个学术群体共有的——对社会变迁的体察和人文关怀。社会巨变，价值重构，一切都在激荡流动之中，正所谓“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怅无所归”。德福揭示了社会变迁在农民做人价值和实践上的表现，并呼吁重建个人与社会的本体性关联。不管读者是否同意他的设想，但这种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中国人生存境遇的情怀和做法是值得肯定的。相信读者能从这本书中，感受到这位年轻作者在人文情怀与科学理性之间达到的非常难得的平衡。
三、
华中村治学人自农村研究起家，而且在将来一段时期，仍会继续将主要力量投向农村研究，同时，我们也始终热忱地关怀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民族的骨血里蕴藏着求变图强的基因。值此巨变时代，欲为民族开新命，只靠哲学层面的对话和论辩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直接进入民众的生活实践。“礼失求诸野”，在田野中或许比在文本古籍中更能发现礼乐制度悄然萌发的新生命，知识生产者太需要重新直面生活实践者了。
我欣喜地看到，我们这个学术团队中的年轻学人正在沿着这条道路成长着。我对他们的明天抱有热切的期待。是为序。
5月19日
于华中科技大学东七楼附五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