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苏珊·桑塔格全传》，感受到她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的坚韧与勇气，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热情和执着。书中详细描绘了她的一生经历和创作历程，让人深刻了解到她在文学界的影响力和地位。这本传记让我更加欣赏和敬佩这位伟大的作家。
苏珊·桑塔格全传读后感第一篇
先读一个人的作品，还是先读其传记？按一般的顺序，是先读作品，被作品的某些品质所吸引，然后对作家生平发生好奇，想了解更多的背景和真相——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偷窥者，所以去搜索其传记，从作家的生平搜寻蛛丝马迹，并与作品互为参照印证，然后得到莫名其妙的满足。这是独属于读书人的快乐之一种。
对苏珊·桑塔格，我却走了一条反向的路，事先读了《苏珊·桑塔格全传》，是在读完传记后，又动兴去了解她平生重要的几部作品，如《恩主》《死亡匣子》《火山情人》《反对阐释》《论摄影》等。写传的是卡尔·罗利森夫妇。在阅读这本传记的过程中，与其说桑塔格传奇化的生平引起我的兴趣，毋宁说围绕这本书前前后后的那些纠葛让我觉得趣味盎然，那些典型美国式的纠葛，跟我们寻常印象里的传主跟传记作者的关系全不相同。甚至可以说，该书的产生就是各种纠葛互相推进的产物，这些纠葛从出版前，甚至从卡尔·罗利森夫妇动笔前就已经开始了。
罗利森和诺顿公司签约后，开始筹备写作这本书，并联系桑塔格本人，希望能够采访，结果不出意料地他们遭到了冷落和拒绝，甚至各种阻挠，比如不让罗利森夫妇接触到桑塔格担任国际笔会中心美国分会主席期间的任何议事录（本书涉及该部分，是夫妇二人后来从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馆自己意外查阅到的）。尤其是，桑塔格表示自己“不喜欢八卦，或把我知道的朋友或认识的人的私事弄得人尽皆知。”桑塔格还给与罗利森签约的诺顿公司施加压力，索要书稿，当遭到拒绝，又通过著名律师加伯斯继续索要，并给罗利森夫妇的经纪人施加压力。诺顿公司的编辑劳伦斯，是桑塔格多年合作的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签约小说家，因为没有配合斯特劳斯的无理要求，劳伦斯自己的一本即将在斯特劳斯出版的新小说也从表单删除。
但罗利森夫妇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做事方法，“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写作，而桑塔格则对我们的工作进展非常愤怒。”这种传记作者和传主激烈对抗的局面，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其他对应关系中是否出现过。而这里出现对抗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桑塔格还活着。十年以前，我在谈张爱玲的一个文章中曾经说过：“人终究要有一死，身后事便只能由别人来做决定，张爱玲一生选择一种主动的自由，为此宁愿作种种的牺牲，死后却永远丧失了自作决定的自由、主动选择的可能，生命毕竟是有限期的，想及这一切，惟令人一生浩叹。”而《桑塔格全传》的前身，也即初本《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是1999年面世，这离传主桑塔格去世还有五年之久。当然以桑塔格的明辨，基于她巨大的影响力，她肯定明确自己终将会成为某部以及很多部传记的主角，她的隐私和不完美也终将面向世人打开，但那时候已不在她能力范围之内了，而如今她还活着，还需要不断“创造桑塔格”，如果这些被拿上桌面，她向所掩盖的策略下获得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面临危险，她肯定难以接受——恐怕任何一个人都难于接受。连一直维护母亲形象的桑塔格的儿子后来也承认，“至少在她晚年，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个袒露自我的人。”
而罗利森坚持在桑塔格生前即为她写传的理由则是，“希望也不妨说给她一个冒险性的机会，来评论我们的作品。”在桑塔格死后，当罗利森夫妇曾经“采访过桑塔格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已纷纷离世，“其他传记作家永远都不可能再采访到他们了。”罗利森真的有理由自信地认为，“不管在她去世后又多少种传记出来，这一本都会是引人注目的”。作为传记作家，以抢救时间的态度尽可能多的打捞出一些事关传主的真相，这的确可以视为履行一项光荣的使命，尽管这一点对桑塔格来说可能恰恰相反。
不仅在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存在对抗，在传记作者卡尔·罗利森夫妇跟本书的中文翻译姚君伟教授之间，也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姚君伟拿到出版社对本书的翻译委托，很快全心投入到翻译之中，并联系原作者罗利森夫妇提供一个中文版的序，但罗利森回邮件说，序是可以写的，但是需要付费。姚教授当即觉得不快，心里想到，把你的书译介到中国，不说谢谢我，还开口要价。于是回复的电子邮件中写到：我翻译过桑塔格本人的书，也请她亲自写了中文版的序，人家都没有提钱的事，更何况出版社不会出这个费用的，要出也是我个人自掏腰包。于是乎罗利森表示不再收费，而且双方“不打不成交”，此后邮件往复，圣诞节还互寄礼物，更不用说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有益的交流与释疑。而这个周折的缘起，也即中文版的序，实在更是本书从第一眼起就吸引了我的一个首要原因。不仅是序，也即前言，就连书后的跋，也即姚君伟的译后记《打造偶像，还是打破偶像？——<苏珊·桑塔格全传>内外》，看了也是大快朵颐。我上面提到的各种纠葛与对抗，印象大多来自这两篇有意思的序、跋之中。
传记作者的责任，不仅是向读者捧出一个偶像级人物的阶梯化成长，巨人般的事业创造，还要还原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更立体的多面性。这无可指摘，只要写传的人对所采用的资料都确保真实，且取用中不偏不私。而关于本书的主体，也即桑塔格的一生（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写下来，都是一本内容丰厚的书），但桑塔格生平履历还是自带光环。她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百年来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是美国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多部小说获得诺贝尔奖之外的各种文学大奖，不仅如此，她曾经跟总统叫板，是一个双性恋者，两次癌症患者（前后相隔近20年，也就是说她战胜了第一次癌症），电影和戏剧导演（在萨拉热窝导演过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各种奇特的标签共同构成其丰富的一生。
事实上随着桑塔格的离世，她的一些日记和信件逐渐被公开，很多桑塔格生前担心的已经都不必再担心。尤其桑塔格生前面对舆论究竟要不要将同性恋身份“出柜”的纠结，现在看都已是过眼烟云。事实上，从1999年《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面世，到现在的《桑塔格全传》的全新亮相，这两本书之间不仅有重叠，在传主去世之后，传记作者又对照新出土的传主的日记和信件对某些章节予以优化，且将初版至桑塔格辞世这五年间的主要经历都补充完整。如果真的想了解一个真实完整的桑塔格，可能这真的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
苏珊·桑塔格全传读后感第二篇
在阅读这本传记的过程中，与其说桑塔格传奇化的生平引起我的兴趣，毋宁说围绕这本书前前后后的那些纠葛让我觉得趣味盎然，那些典型美国式的纠葛，跟我们寻常印象里的传主跟传记作者的关系全不相同，该书的产生就是各种纠葛互相推进的产物，这些纠葛从出版前，甚至从卡尔·罗利森夫妇动笔前就开始了。
先读一个人的作品，还是先读其传记？按一般的顺序，是先读作品，被作品的某些品质所吸引，然后对作家生平发生好奇，想了解更多的背景和真相——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偷窥者，所以去搜索其传记，从作家的生平搜寻蛛丝马迹，并与作品互为参照印证，然后得到莫名其妙的满足。这是独属于读书人的快乐之一种。
对苏珊·桑塔格，我却走了一条反向的路，事先读了《苏珊·桑塔格全传》，是在读完传记后，又动兴去了解她平生重要的几部作品，如《恩主》《死亡匣子》《火山情人》《反对阐释》《论摄影》等。写传的是卡尔·罗利森夫妇。在阅读这本传记的过程中，与其说桑塔格传奇化的生平引起我的兴趣，毋宁说围绕这本书前前后后的那些纠葛让我觉得趣味盎然，那些典型美国式的纠葛，跟我们寻常印象里的传主跟传记作者的关系全不相同。甚至可以说，该书的产生就是各种纠葛互相推进的产物，这些纠葛从出版前，甚至从卡尔·罗利森夫妇动笔前就已经开始了。
罗利森和诺顿公司签约后，开始筹备写作这本书，并联系桑塔格本人，希望能够采访，结果不出意料地他们遭到了冷落和拒绝，甚至各种阻挠，比如不让罗利森夫妇接触到桑塔格担任国际笔会中心美国分会主席期间的任何议事录（本书涉及该部分，是夫妇二人后来从普林斯顿大学的档案馆自己意外查阅到的）。尤其是，桑塔格表示自己“不喜欢八卦，或把我知道的朋友或认识的人的私事弄得人尽皆知。”桑塔格还给与罗利森签约的诺顿公司施加压力，索要书稿，当遭到拒绝，又通过著名律师加伯斯继续索要，并给罗利森夫妇的经纪人施加压力。诺顿公司的编辑劳伦斯，是桑塔格多年合作的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签约小说家，因为没有配合斯特劳斯的无理要求，劳伦斯自己的一本即将在斯特劳斯出版的新小说也从表单删除。
但罗利森夫妇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做事方法，“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写作，而桑塔格则对我们的工作进展非常愤怒。”这种传记作者和传主激烈对抗的局面，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在其他对应关系中是否出现过。而这里出现对抗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桑塔格还活着。十年以前，我在谈张爱玲的一个文章中曾经说过：“人终究要有一死，身后事便只能由别人来做决定，张爱玲一生选择一种主动的自由，为此宁愿作种种的牺牲，死后却永远丧失了自作决定的自由、主动选择的可能，生命毕竟是有限期的，想及这一切，惟令人一生浩叹。”而《桑塔格全传》的前身，也即初本《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是1999年面世，这离传主桑塔格去世还有五年之久。当然以桑塔格的明辨，基于她巨大的影响力，她肯定明确自己终将会成为某部以及很多部传记的主角，她的隐私和不完美也终将面向世人打开，但那时候已不在她能力范围之内了，而如今她还活着，还需要不断“创造桑塔格”，如果这些被拿上桌面，她向所掩盖的策略下获得的正面效应可能会面临危险，她肯定难以接受——恐怕任何一个人都难于接受。连一直维护母亲形象的桑塔格的儿子后来也承认，“至少在她晚年，我母亲根本就不是个袒露自我的人。”
而罗利森坚持在桑塔格生前即为她写传的理由则是，“希望也不妨说给她一个冒险性的机会，来评论我们的作品。”在桑塔格死后，当罗利森夫妇曾经“采访过桑塔格生活中的关键人物”已纷纷离世，“其他传记作家永远都不可能再采访到他们了。”罗利森真的有理由自信地认为，“不管在她去世后又多少种传记出来，这一本都会是引人注目的”。作为传记作家，以抢救时间的态度尽可能多的打捞出一些事关传主的真相，这的确可以视为履行一项光荣的使命，尽管这一点对桑塔格来说可能恰恰相反。
不仅在传主和传记作者之间存在对抗，在传记作者卡尔·罗利森夫妇跟本书的中文翻译姚君伟教授之间，也发生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当姚君伟拿到出版社对本书的翻译委托，很快全心投入到翻译之中，并联系原作者罗利森夫妇提供一个中文版的序，但罗利森回邮件说，序是可以写的，但是需要付费。姚教授当即觉得不快，心里想到，把你的书译介到中国，不说谢谢我，还开口要价。于是回复的电子邮件中写到：我翻译过桑塔格本人的书，也请她亲自写了中文版的序，人家都没有提钱的事，更何况出版社不会出这个费用的，要出也是我个人自掏腰包。于是乎罗利森表示不再收费，而且双方“不打不成交”，此后邮件往复，圣诞节还互寄礼物，更不用说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有益的交流与释疑。而这个周折的缘起，也即中文版的序，实在更是本书从第一眼起就吸引了我的一个首要原因。不仅是序，也即前言，就连书后的跋，也即姚君伟的译后记《打造偶像，还是打破偶像？——<苏珊·桑塔格全传>内外》，看了也是大快朵颐。我上面提到的各种纠葛与对抗，印象大多来自这两篇有意思的序、跋之中。
传记作者的责任，不仅是向读者捧出一个偶像级人物的阶梯化成长，巨人般的事业创造，还要还原她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更立体的多面性。这无可指摘，只要写传的人对所采用的资料都确保真实，且取用中不偏不私。而关于本书的主体，也即桑塔格的一生（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写下来，都是一本内容丰厚的书），但桑塔格生平履历还是自带光环。她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百年来最重要的女性知识分子，是美国目光最敏锐的论文家，多部小说获得诺贝尔奖之外的各种文学大奖，不仅如此，她曾经跟总统叫板，是一个双性恋者，两次癌症患者（前后相隔近20年，也就是说她战胜了第一次癌症），电影和戏剧导演（在萨拉热窝导演过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各种奇特的标签共同构成其丰富的一生。
事实上随着桑塔格的离世，她的一些日记和信件逐渐被公开，很多桑塔格生前担心的已经都不必再担心。尤其桑塔格生前面对舆论究竟要不要将同性恋身份“出柜”的纠结，现在看都已是过眼烟云。事实上，从1999年《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面世，到现在的《桑塔格全传》的全新亮相，这两本书之间不仅有重叠，在传主去世之后，传记作者又对照新出土的传主的日记和信件对某些章节予以优化，且将初版至桑塔格辞世这五年间的主要经历都补充完整。如果真的想了解一个真实完整的桑塔格，可能这真的是目前最好的选择了。
苏珊·桑塔格全传读后感第三篇
苏珊·桑塔格（1933.1.16 - 2004.12.28）
摘自《重生--苏珊·桑塔格日记与笔记 （1947-1963）》
重生（全布面精装）
8.0
（美）苏珊·桑塔格 / 2018 / 上海译文出版社
以下摘自《苏珊·桑塔格全传》 文｜卡尔·罗利森 莉萨·帕多克 译｜姚君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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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如果有什么人能够决定不死，那一定是苏珊·桑塔格……简直不能想象她会死；很长时间以来她就是那个长生不死的人。”
美国女作家凯蒂·罗芙（Katie Roiphe）在她的那本讲述六位名作家之死的 The Violet Hour：Great Writers at the End 里如是说。
桑塔格知道她的白血病是她得了子宫癌后接受化疗造成的后果。在情绪最低沉、最坦率的时候，她承认：“这次，这辈子第一次，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她屈服于无端恐惧症，晚上醒来、发出尖叫。桑塔格的管家苏克希·钦克汉坐在床边，一边搂着她，一边祈祷。
她最后的情人女摄影师安妮·莱博维茨安排了私人飞机把桑塔格送到西雅图接受骨髓移植，并“向她保证她身边一定会有她熟悉的人陪着她，还保证我们建立起来的支援系统在起作用了”。
桑塔格依然相信她这次能活下来，而且她还希望儿子支持她这一信念。虽然他明白，跟她讲她爱听的，他是在激起她渴望的想法，但他安慰自己，认为“她有她死的权利”。那就意味着遭受折磨人的苦难，她的免疫系统因为骨髓移植遭到破坏。其后果就是无法改变的极度痛苦状态。她躺在床上没人帮忙连翻身都无法做到。溃烂让她浑身每一处都痛。口腔溃疡令她无法吞咽食物，有时甚至都不能开口说话。必然破坏其免疫系统的放射让她容易一场病接一场病地生，一次又一次地感染，而免疫系统通过移植才可能重新建立。她出现大小便失禁、神志不清、浑身疮疤。
安妮·莱博维茨拍摄了一个已经萎缩的桑塔格躺在棺材架上的一张张令人痛心的照片，这些照片清清楚楚地显示了她曾遭受的折磨。
谈到桑塔格的疾病和最终的死亡，莱博维茨说：“真是丢脸……你丢了你的性命。她喜欢打扮。我带去了我们一起在威尼斯买的围巾，给她穿上了那件她去剧院时穿的黑色天鹅绒 Yeolee 外套。拍摄她躺在那儿的照片时，我感到一阵恍惚。” （安妮·莱博维茨 摄）
当负责她病情治疗的医疗小组的六位医生聚在她的病房告诉她移植失败时，她尖叫道：“但这就意味着我要死了！”有个医生回应她说：“你也许希望用这段时间想想你的精神价值。”这根本无法安慰桑塔格，她回答道：“我没有精神价值。”医生又试着说：“你也许希望和你的朋友们一起度过这段时光。”甚至连这个建议桑塔格也拒绝，她大叫：“我没有朋友！”
不过，第二天，安妮·莱博维茨从佛罗里达赶了过来，她在那里陪她临终的父亲。她一进桑塔格的病房，根本没有费心按医嘱探望者要戴手套、戴口罩、穿长袍，因为桑塔格易受感染。莱博维茨直接就爬上床，拥抱桑塔格。
莱博维茨安排了一架私人飞机把桑塔格接回斯隆－凯特林。
“Leaving Seattle, November 15, 2004.” 安妮·莱博维茨 摄
那些亲眼目睹过治疗临终病人的医护人员知道总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提供某种手术、治疗步骤或治疗处理——即使幸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病人愿意，就会有专家继续尝试治疗。而对苏珊·桑塔格来说，任何折磨都不算事。实际上，折磨越大，她求生的渴望就越大，她就更加坚信她能活下来。移植失败后，即使她一次次问，但没有一个医生告诉她她活不了了，她儿子认为她不希望听到真实的回答，而且如果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要死了，那她就会悲痛欲绝的。于是，她接受了另一种试验性药物治疗。
1998年7月，桑塔格躺在纽约 Mount Sinai Hospital 的病床上. 安妮·莱博维茨 摄
继续昏睡、继续疼痛。除此之外——阅读、条理清楚的交谈，甚至听，这些事在最后几星期都做不到了。最后，仅仅有让她取得胜利的愿望是不够了。桑塔格最后和她妹妹交谈时说：“你要告诉我，我怎么就得罪你了啊。”朱迪丝承认，因为桑塔格没有去参加她的婚礼而伤害了她，但更重要的是，苏珊从未公开说过她的性取向。“最主要的是，我讨厌她这辈子大多数时候对我都不诚实，”朱迪丝这么说。“不过我认为我真的深深感动了。她承认她错了……她说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是对的。”
临终前不久，桑塔格最后对一位护士说：“我要死了。”她哭泣起来。但是没有任何临终遗言。弥留之际她只开口说了这么一句：“我要告诉你……”在最后那一刻，2004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7:10，她深深地吸了最后一口气，几分钟后，曲终人散。
桑塔格去世时，莱博维茨在佛罗里达陪她父亲，但她设法赶回来，在午时殡仪馆工作人员来运走桑塔格遗体之前，独自一人陪坐在她身边。
恍惚中，莱博维茨为桑塔格拍摄了最后几张照片，桑塔格因为浮肿变形已难以辨认。“真是丢脸……你丢了你的性命。”莱博维茨这样写道，是指桑塔格被严重毁坏的身体。
莱博维茨为桑塔格挑选了入殓的衣服：米兰买的上装、威尼斯的围巾、桑塔格去剧院看戏时喜欢穿的黑天鹅绒的邓姚莉外套。
桑塔格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安葬的遗嘱。戴维·里夫清楚的就是，他母亲害怕火葬。他记得她喜欢拜谒大文豪的墓地，这其中当然包括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于是，他在这个曾是桑塔格第二家园的城市选择了蒙帕纳斯。她在这里加入了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塞缪尔·贝克特、埃米尔·齐奥兰、雷蒙德·阿伦和波德莱尔的队列。这些墓不难找到，公墓入口处有示意图。
（完）
本文整理自
苏珊·桑塔格全传
8.3
[美] 卡尔·罗利森 (Carl Rollyson) [美] 莉萨·帕多克(Lisa Paddock) / 2019 / 上海译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