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本书》是一本引人深思的书籍。作者通过生动的描写和细腻的情感描写，让读者深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幸福的真谛。书中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现实，引发了对内心的反思和启发。读完这本书，让人感慨万千，深受启发。
第二本书读后感篇一
本以为第二本书可以是作者自己故事的叙述，结果依然是曼德施塔姆的自传。不过较上一本好点的是：只有大约一半曼德施塔姆的故事，剩下的1/3是共同友人的故事，1/3是作者自己的故事，1/3是作者对社会，诗歌，朋友的看法。 基本上，作者人生的全部是曼德施塔姆，而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都是他。她生活在一个曼德施塔姆星球，纵使他不停的爱上别人，不断的贬低她，并阻止她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们的关系就是俄国版的波伏娃和萨特，但娜杰日达却无法同波伏娃同日而语。波伏娃除去与萨特的爱情，她依然有众多自己独特的标签，而且她也并没有完全与萨特连为一体。在萨特与他人展开浪漫关系的同时，她也有不少的情人。他们两者并没有从属关系，在一起时齐头并进，分开时你追我赶（无论是专业领域还是浪漫关系）。两位女性的共同点是都视关系中的男方为崇拜对象，只是娜杰日达完全失去了自我，沦为曼德施塔姆众多背景中的一抺稍有色彩的背景，而这背景的色彩只是因为她是他合法的妻子。 带着崇拜的滤镜来描写一个人，会有太多的美化，也会与事实有太多的不符。对曼德施塔姆的很多描写由于她的滤镜让读者无法信服。 抛开这些，作者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性，她的很多观点置于当下，也极具借鉴意义。
第二本书读后感篇二
俄文版序一
米•波利瓦诺夫
米哈伊尔•波利瓦诺夫（1930—1992），理论物理学家，从事俄罗斯文学史及哲学方面写作。本文为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90年版序言。
一九二二年，曼德施塔姆在《词的本质》一文中写道：“对于俄罗斯，脱离历史、背离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远离自由和目的论，这一切就等同于脱离语言。两三代人的‘失语’有可能给俄罗斯带来历史性灭亡。对我们来说，脱离语言等同于脱离历史。因此完全可以说俄罗斯历史走在边缘上，走在岸边，走在悬崖上，它随时可能跌进虚无主义，即脱离语言。”
曼德施塔姆写作此文时，有人正企图搞一场骇人听闻的“失语”试验。一些作家组织纷纷登场，承担起监控文学的功能，它们不光像审查机构那样监控作品，而且还干涉文学进程本身，干涉勃洛克谓之为诗人首要使命的内容，它们剥夺了诗人的创作意志——隐蔽的自由，它们阻挠诗歌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
推荐给下一代人的读物已经是绥拉菲莫维奇、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布本诺夫、苏尔科夫和别泽缅斯基的作品了，它们被当作当代文学的典范。高年级中学生们试图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可是在这些名字和俄罗斯文化传统之间却看不到任何联系。无论如何钻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他们都毫无帮助。人们认真地去尝试“脱离语言”和“历史传承性的王国”。思想道德价值，一些永恒的问题以及对它们的思考，这些内容构成了大俄罗斯文学和整个俄罗斯文化，虽然一小部分新语言已实际建立起来，然而在官方文学想让我们掌握的形象结构和思维体系中，并没有那些思想价值和永恒问题的位置。
奥威尔深刻地发现，《人权宣言》不能翻译成“新语言”，由此只能得出它是“虚假的思想”的结论，并且这几乎得到了证实。《1984》付梓十年后，那些领头的苏维埃作家在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滔滔不绝地咒骂《日瓦戈医生》，提出神圣的见解，说这是“异己”思想，尤里•日瓦戈根本不敢评判革命，除此之外，他们找不到任何词汇。
但是，由于“新语言”还没有创造出来，也不是所有的老书都遭到销毁或禁止，所以当年的中学生为自己找到了办法。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不去读官方推荐的文学。他们为自己在当代文学中找到了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布尔加科夫，这是受本能的指引，就像羊群因为本能会离开被踩坏的牧场，迁徙到生长着鲜美青草的草原。
我们早在这些文学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之前就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这些作家的数量并不少。继共同的文学品位之后，又发现了共同的文学兴趣和精神禀赋。这些名字和诗行变成了人们可以彼此应答的暗号。人们团结一致，重新建立起与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联系。多亏这些诗人，我们回到了家园，用曼德施塔姆在《谈论但丁》中的形象说法，我们重新开始“共同把握时间”，回到了“历史必然性和传承性的王国”。
这个过程必然漫长而又艰巨，而且还一直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是自由之路上两个重要的路标，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强有力的倒退运动，要退回到从前意识形态化的、与自我意识成长相左的趋势。有一些人的作品想说出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真相，它们或者遭到直截了当的中止，或者由编辑或作者本人隐去部分内容，故意进行歪曲，变成令人恼怒，有时甚至有害的谎言。
但是在六十年代及之后的岁月，一种公开的对抗已经显露出来。“地下出版物”大量出现。几千人没得到任何通知，主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葬礼上，那些人当中除了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卡维林，没有一个著名作家，但却有西尼亚夫斯基、丹尼埃尔、科尔扎文、奥库扎瓦和博戈特廖夫，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作家协会的那些准则和自己没关系，对“领导们”毫不畏惧，他们是刚开始解放自己的知识分子。阿赫马托娃去世时，她的遗体被匆忙地偷运到列宁格勒，怕广大群众去和她告别，这种做法和当年把普希金运到圣山如出一辄，但却有几千人奔赴阿赫马托娃在尼古拉海军教堂的安魂弥撒。作协书记米哈尔科夫亲自跟随灵柩，而时为党员和作协成员的科佩廖夫因“在莫斯科耽搁阿赫马托娃遗体”受到警告处分（他希望所有愿意来送别的人都能在斯克里弗斯基医院的太平间见到阿赫马托娃）。甚至有人谈论起了“平行文化”或“第二种文化”，因为每个人都渐渐明白，这两种文化水火不容。
就在这一时期，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施塔姆的两本书出现了。第一本《回忆录》写于六十年代初。（一九六二年二月，我读到了该书的打字稿。）一九六五年左右，这本书成为畅销的“地下出版物”。《回忆录》在国外出版，一九七〇年才经由“外国出版物”回到自己的故土。《第二本书》写于一九七〇年，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立刻让所有人去读，两年后书在巴黎出版。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是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遗孀，她的一生艰难而又意义重大。一九一九年，她成为曼德施塔姆的妻子。一九三四年曼德施塔姆被捕时，她和他一道去了切尔登和沃罗涅日。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到二日的午夜，曼德施塔姆再次被捕。那一晚是他们的永别。半年后，曼德施塔姆死于符拉迪沃斯托克郊外的中转集中营。
此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惟一的生活目的就是保留曼德施塔姆的作品，保留他的诗作，他生与死的历史。她不放心自己的秘密保管，反复吟诵曼德施塔姆的诗作和散文，还有一些诗，比如写斯大林的以及其他的诗，她甚至不敢写下来。
五十年代末的莫斯科，打字机打印的曼德施塔姆三十年代诗歌集《沃罗涅日笔记本》流传开来。就在这时，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才下决心出版这些诗。当时已经出现的“地下出版”立刻接手了这件事。五年后，《回忆录》也问世了。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说，她这些年把保存曼德施塔姆的诗当作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她“竭力摆脱困境，想尽各种办法活命”。她还说：“阿赫马托娃是我这番事业的盟友。”阿赫马托娃是曼德施塔姆夫妇一生的朋友，战争期间她救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让她到塔什干跟自己一起住。在这些年间，她们旧日的情谊变得尤为亲密。阿赫马托娃曾经对她说：“您就是奥夏给我们留下的一切。”
众所周知，文学史，生平细节，与朋友和同时代人的关系，一切与此相关的都让阿赫马托娃充满热情。尽管一生中多次遭遇诋毁，她对人类记忆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奇特品质依然感到惊讶。她并不担心自己会被遗忘，她担心的是被诽谤。她不仅仅为自己担忧，也为自己的朋友，尤其是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曼德施塔姆担忧，因为她与他们共同承受最终的文学命运（对于阿赫马托娃来说，阿克梅主义永远是一个鲜活的重要概念）。因此在自己一生的岁月中，她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回忆一些事件、一些交往和一些人，这是她眼中构成时代面孔的内容。她在日记中时不时地速写一些场景，描述很久之前的见面，罗列一些回忆内容。阿赫马托娃把一些片段和随笔（《阿梅迪奥•莫迪里亚尼》、《日记散页》）读给朋友们听，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一成不变的形式讲述出来的（即她称作“唱片”的形式），但她几乎什么都没来得及出版和完成。我想这也许是某种纯真品质的结果。她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希望讲述这一切的是别人而非她自己。
但是她一生都关注“别人”讲得是否正确、完整。她带领卢克尼茨基做古米廖夫回忆录的工作，给他讲了很多往事；她对侨民回忆录的不负责任痛心疾首，不惜余力地对他们进行口头（或日记中的）驳斥；她亲手校订斯列兹涅夫斯卡娅写她的文字；她期望维连金、戈尔施泰因、尼•司徒卢威、奈曼等朋友会记住她讲述的历史并记录下来。毫无疑问，她也猜到楚科夫斯卡娅做了笔记。
她知道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会写一部回忆录，所以她参与了进去。在塔什干共同度过的那些年间，毫无疑问，她们共同回忆曼德施塔姆，把一切细节都弄清楚了。以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个性，她不会像斯列兹涅夫斯卡娅那样接受任何直接的修改。但据奈曼说，阿赫马托娃有过类似的承认：“我有这样一个办法，我把自己的想法摆在一个人面前，但不让他发现。过一段时间后，他就会真心相信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想阿赫马托娃对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经常使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两本回忆录中的直接引语以及这些引语与此时出版的阿赫马托娃日记的比较，都能让我们确信这一点。而且，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对年长一些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更接近于阿赫马托娃的看法，而不是曼德施塔姆的，因为后者谈及他们时态度更加宽容。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多年酝酿、思考她的第一本回忆录，在此期间，她潜心阅读曼德施塔姆写过的所有作品，回忆他所有的见解、生活事件和做法。她重新阅读了对曼德施塔姆产生影响的所有书籍——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谢•特鲁别茨科伊、别尔嘉耶夫、弗洛连斯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柏格森等等。她尽可能地去体会他的思想结构，他对思想和文学的偏好及特异反应。她也效仿曼德施塔姆散文创作独特的修辞手法——结构略嫌松散，近邻的段落和论述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是这种由潜在的关联引发的比较却能让人产生联想，做出结论。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的两本书均已成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全部创作和生平材料的注解，是无价之宝。曼德施塔姆的诗包含深刻而又独特的世界观，意义丰富（他时常吟诵：“我们是热爱意义的人”），拥有广阔的“能
指键盘”，这些诗需要人阐释。和阿赫马托娃的诗一样，他的诗成就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丰富而又凝练的文化之中，还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他也从第二本诗集开始获得厚重的全人类意义，这种声响让他们在二十世纪历史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解释曼德施塔姆的诗作时，将之与其他诗作和散文进行比较，依据曼德施塔姆本人的解释和他生活中的具体事例来讲解，她多数情况下采纳的是内心的方式，而这也是最令人信服的方式。
阿赫马托娃去世后，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动笔写作第二本回忆录。这本应是一本写阿赫马托娃的书。她似乎在完成女友的遗愿。该书第一版的篇幅比现在的版本小四五倍，是以阿赫马托娃给她的赠书上的题词作为开始的：“给好友娜佳娜佳是作者娜杰日达的小名。，希望你再次回忆起我们的过往。”但后来发生了她意料之外的事：“思考安娜•阿赫马托娃时，我不知为什么总是回忆起自己的生活，而在我写奥•曼时，我却从未想到过这些。”
加入全新的内容和思考后，这本书的篇幅变大了，它渐渐获得了新的面孔。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在谈话中开始将它称作写自己的书。但更为正确的说法也许是，这是一本关于时代、关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五十年的书，毫无疑问，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以及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自己的命运显然推动了关于这一时期的思考。这三个卓尔不群的人的命运和道路在很多方面恰好十分寻常，他们和大多数人共命运。逮捕，集中营里的死亡，儿子和父亲被逮捕，赤贫，面对秘密组织和跟踪时的全然无助，这一切都是平常现象。只有一点让这些显得独特而又瞩目，那就是遭受这一切的是这份充满哀伤的回忆录的主人公，他们心灵纯洁，为人正派，是高尚精神文化的代表，拥有敏锐而又正确的荣誉感，生动而又滚烫的良心，此外还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两位诗人。
有一次在恐怖年代，曼德施塔姆在列宁格勒的一个公开演讲上回答了一个挑衅性的问题（显然是有关古米廖夫的），他说：“我是我那些朋友的朋友。无论他们是死是活，我都不离不弃。我是阿赫马托娃的同时代人。”在另一个地方，曼德施塔姆说阿克梅主义的初衷是评判诗歌。在他的世界观中，诗歌是创造历史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历史之中包含着诗歌的独特责任。无论谁都不会像阿赫马托娃和曼德施塔姆那样，如此频繁地在诗中使用“良心”一词。于是，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为我们所做的与其说是描述这个时代，不如说是对其进行评判，这完全符合她所接受的“阿克梅式的”教育。她谴责她的时代，毫无保留，义正词严。
她谴责的不仅是暴力、残忍和非人道的制度，还有所有不加解释就轻易接受并赞成这些新法则的人。她从谴责自己开始。她指出，她自己“也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滥用自由的人”。在整本书中她不断提出问题，问社会和人民所经历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她想刨根问底。她想了解为什么人们会在某一时刻开始自愿地拒绝自己，拒绝发表个人见解的权利。这一切迅速导致所有共同价值的瓦解，导致道德沦丧和倒退。有些人许诺要造福全人类，为此去毁灭“过去的所有偏见”，即道德遗训，同时还要毁灭承载这些遗训的人，她发现，那些人现在只学会“错误”这一个词。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写道：“幸运的是，这不是错误，甚至也不是上百万的错误，而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只要不刨根问底找出根源就无法停止的连锁反应。”整本回忆录中她都在探究这种“根源”。她认为这是“为所欲为”和“疯狂而又致命的自由”。十九世纪善良的实证主义生发出了无宗教根基的人道主义，后者又演变成了类似“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的“公理”，这就是为所欲为的最初根源。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主张：“应该讲同一件事，直到每一份苦难、每一滴眼泪都涌出来，直到把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件的原因探究清楚。”但是，“不幸在于我们继续隐瞒自己的经验，如果不付出努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她说，她在老一代人面前至今一言不发，因为不想听到他们赞叹二十年代的艺术繁荣。对于她来说，如何看待二十年代的态度是一块特殊的试金石，让她气恼的是，老一代人仍然认为二十年代是某种被忽略的文化复兴。她那段时间更经常接触的年轻人，则乐意和她一起批判二十年代。
她认为，“只有一个时刻可以思考所发生的一切，那就是趁热打铁，趁鲜血还在流淌的时候。”《第二本书》的体裁是“桌边的交谈”（普希金的table talks）。这的确是她在切廖姆什基的小厨房里，手捧一杯茶，围坐桌边的交谈。她的谈话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中的谈话者，总是兴致勃勃。她的讲述永远充盈着“一个当代女性的爱与仇”，犹如一阵清风，她让人感到我们一起参与了真实而又不间断的历史，虽然这种历史并非是我们开创的，也不是人类的双手织就的。就这样，迪奥吉玛这个侧面酷似库迈的西比拉的女祭司迪奥吉玛（Diotima），古希腊曼提尼亚地区的女祭司，曾出现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会饮》，其思想据说是所谓“柏拉图式爱情”之源头；库迈的西比拉（Sibylla Cumana），古希腊库迈阿波罗神庙的女祭司，古希腊最著名的女先知之一。，校正了世纪的脱臼，把中断了的文化传统联系了起来。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还为自己的交谈者和读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当时的一个进步评论家是“解冻”的忠心拥护者，有一次他指出，审查制度并不妨碍他，因为他能说出他的思考，不和审查制度发生冲突。当时确实所有人都学会了使用伊索式的语言和精巧的典故，善于阅读字里行间的潜在含义，“戴着镣铐飞奔”。但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所写所说的一切，在当时会与任何一种审查相对立。“他们什么都看不明白，但在他们古怪的头脑中终究会留下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老妪无所畏惧，蔑视权力。就让他们哪怕了解这一点也就足够了。这个想法较之于他们的配给食品、袋装食品和用来教育干部的文学而言，几乎微不足道。在那些干部的眼中，一切都一文不值，无论生命、人、大地，还是即将被他们吹灭的明灯。”这就是她关于自己的回忆录写下的一番话。
她用自己的几本书教会了人们如何直接思考并开诚布公地表达。当时所有人都忘记了该如何做。当作家的地位由作协书记处决定，允不允许出版取决于行为是否端正，她便在自己的书中，如同桌边的交谈那样，对一切进行谴责，敢作敢为。而对那些觉得她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人，她提醒他们说：“我可是曼德施塔姆的遗孀，直到现在还有人憎恨我的丈夫，恨得如此强烈，就仿佛他还活着，还在街上踱步。”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年。不止一代人背会了至今尚未真正出版的曼德施塔姆的诗，这些人已经走向社会。人们明白了，这个“被抛弃的人，不被承认的兄弟”依然是正确的，他吟诵那些写罗马和莫斯科的晦涩诗句，写打字机里的鱼刺和闪烁的良知，写小鸽子欧律狄刻，彼得罗波里和基辅维伊等濒死的城市。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那年，曼德施塔姆遭受逮捕，那时，千年王国轰然开始，现如今，它仿如阳光照耀下的四月的雪堆，正在渐渐融化。
那么，或许勃洛克是对的，“不该将非艺术的一切冠以艺术之名”。
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将自己的回忆录比作遭遇海难的人投向大海的漂流瓶。如今，一排巨浪终于把这只漂流瓶推上了我们的海岸。
正像曼德施塔姆所期待的那样，人，毕竟比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坚强，正是有赖于此，我们才在历史中站稳了脚跟，始终没有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语言分离。
第二本书读后感篇三
凌越撰文
《第二本书》是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三部回忆录只是一些零散文章的结集，还包括对曼德施塔姆部分诗作所作的批注，重要性远逊前两部）。第一部《回忆录》尽管在叙述时间上有闪回有追溯，但总体而言是描述曼德施塔姆生命晚期两次被捕之间（1934年至1938年）他们夫妻俩的遭遇。如果说第一部《回忆录》主要聚焦于曼德施塔姆的晚年，聚焦于这位诗人生涯中最苦难也最光辉的岁月的话，《第二本书》则将观察的视角降低，呈现出来的海平面随之下降，海水退得更远，沙滩变得愈益辽阔，而远处那些曾经隐藏于海水里的珊瑚和礁石也逐渐裸露出来——一个更广袤的时代文化场景在《第二本书》中登场。《第二本书》虽然没有第一部《回忆录》那种凝重的苦难、那种重击读者心灵的瞬间力度，但是前者的视野无疑更开阔一些，它开始更多地关注到和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那些诗人和作家，尽管这种关注也是以曼德施塔姆为中心发散出去的。
同时，娜杰日达的主体意识在《第二本书》中开始苏醒，在书的第一节带有序言性质的《我》中，她说得明白：“写第一本书时，我把自己抛在了一旁，当时这是十分自然的，没有任何预先的构思，因为我当时根本不存在。······创痛此刻如此巨大，我准备去写自己，写自己并且只写自己，但这完全不意味着我会去讲述自己。现在我思考的并非是自己，而是我这一生积攒起来的零零碎碎的经验。”不过通览全书，你会发现曼德施塔姆仍旧处在全书的核心位置，只是这核心位置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有关曼德施塔姆点点滴滴的回忆贯穿全书始终，这一点使两部回忆录融为一个整体，娜杰日达也以其无私的品格在复苏曼德施塔姆诗歌命运的同时，成就了自己作为杰出散文作家的地位。
自从1919年5月1日，娜杰日达在基辅一家咖啡馆结识曼德施塔姆，直到1938年的五月之夜曼德施塔姆被契卡的秘密警察带走，夫妇俩几乎是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了十九年。他们的关系从世俗的角度看并不平衡，娜杰日达是崇拜者，而曼德施塔姆居于夫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夫妇生活的核心就是作为丈夫的曼德施塔姆的文学创作。他们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很多时候只能以微博的翻译稿酬为生，尽管如此，曼德施塔姆也不希望娜杰日达出外工作。他一直不惜余力地压制娜杰日达建设家庭的热望，压抑她身上那种觊觎他人成就的愿望。
在婚后，曼德施塔姆的创作方式主要是口授，妻子娜杰日达则是记录者，甚至有时负有为丈夫稍显凌乱的口授做整理的任务。“口授时，曼德施塔姆总是发牢骚，说我不能一下记住整首诗。他是一个要求很高的雇主，而且毫不感恩。”这种方式自然使娜杰日达对丈夫的作品非常熟悉，在书中娜杰日达随口即可引用曼德施塔姆的诗句和散文片段，这一方面是因为娜杰日达有意凭记忆记下丈夫的作品以逃避审查，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创作方式本身使得娜杰日达能够将愿望予以实现。在写作回忆录之前，娜杰日达经过多年酝酿，思考如何去写她的回忆录，在此期间，她又潜心阅读丈夫的所有作品，回忆他所有的见解和生活细节，她甚至重新阅读了对曼德施塔姆产生影响的那些书籍——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伊万诺夫、弗洛伦斯基、伯格森等等。
对丈夫的崇拜使娜杰日达完全接受了他的文学和诗学观念，那些杰出的诗句渐渐潜入娜杰日达的内心深处，和她自己的意识和个性混合在一起，形成具有鲜明自身风格的文风。这种文风将对语言的敏感和娜杰日达自身的直率个性融为一炉，它造就了两本杰出的散文，但又和曼德施塔姆偏于复杂、缠绕美感的文风并不雷同。对此，布罗茨基在为娜杰日达所做的悼文中有过论述：“无论就内容还是风格而言，她的书实质上都只是一种崇高的语言形式之附言，这种崇高的语言形式就是诗歌，仰仗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使这种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娜杰日达的回忆录之所以重要，除了它所揭示的极权统治下诗人的悲惨命运，除了它作为一份时代证词的作用之外，那来源于优秀诗歌滋养的干练又迷人的文风则确保它自己独立地成为杰作。
作为二十世纪上叶俄罗斯文化生活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娜杰日达在《第二本书》中提供了许多珍贵的一手材料，涉及多位和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因为娜杰日达坦诚直率的个性，这些描述和分析——和第一本《回忆录》一样，《第二本书》中的分析和评论也占据相当篇幅，且常有洞见——具有相当大的可信度和深度。比如在《三诗人》这一节中，娜杰日达论述了同属于阿克梅派的三位诗人——曼德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娜杰日达特别提到：“阿赫玛托娃在她生命的最后岁月一直回忆阿克梅派的青年时代，她总是忧心忡忡，怕未来的文学理论家们把阿克梅派列入‘年青象征派’，或是把曼德施塔姆从中分离出来跟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随着第一部回忆录在纽约的出版，以及曼德施塔姆诗歌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娜杰日达最担心的曼德施塔姆完全被遗忘的命运应该说已经可以避免。
因此在《第二本书》中，娜杰日达可以较为从容地讨论更精细的文学史问题，探讨阿克梅派和象征派、未来派的关系。在苏联主流文学史中，主要因为未来派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意识形态采取接受和拥抱的态度，人们普遍更重视未来派，把它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革新流派，阿克梅派则被当作象征派的复制品，是一棵粗壮大树上的小枝丫。但在娜杰日达看来这种看法显然小觑了阿克梅派，她敏锐地指出“阿克梅派并不是一个纯文学的结盟，而主要是一个世界观联盟”。在对待基督教问题上，阿克梅派也迥异于象征派通常对于基督教的反叛立场，“古米廖夫和阿赫玛托娃笔下的是传统的教会基督教，而曼德施塔姆的基督教是他理解世界的基础，与其说他的基督教具有日常性质，不如说那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基督教。”这些见解都颇具深度，而且更多来自于娜杰日达自己的观察和判断。
在随后的章节中，娜杰日达还论及纳尔布特和津克维奇等较次要的阿克梅派的诗人，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曼德施塔姆和另外几位白银时代重要诗人的关系显然更加吸引眼球。赫列勃尼科夫是白银时代公认的大诗人，可是因为过早离世以及作品本身的实验性，他大概是唯一没有被中文世界充分重视的白银时代大诗人，迄今还没有一本中文译诗集。甚至因为其特立独行的个性，白银时代诸多作家的回忆录中也鲜少见到他的身影。在《第二本书》中我们欣喜地发现有一个章节正是关于赫列勃尼科夫的，虽然娜杰日达见到他时已经是这位诗人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娜杰日达无缘得见两位大诗人早年交往的经过，她是在1922年曼德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在莫斯科街头邂逅之后，才认识了后者。作为浪迹天涯的诗人赫列勃尼科夫抱怨他在莫斯科无所适从，无以果腹——显然，他已陷入绝境。这个时候，曼德施塔姆显出令人感动的善良天性，“对他照顾有加，远比对女人们要好，他对女人们总是戏谑而又稍显粗鲁的样子。”曼德施塔姆夫妇当时拿的是二等配给，也就是每月一次，“有人给我们的小口袋里装上粮食、面粉和白糖，慷慨地分给我们一块黄油和一只冻猪头。”尽管如此，他们邀请赫列勃尼科夫每天中午来他们的住处一起共进午餐。
赫列勃尼科夫当时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糟糕，与他交流变得异常困难。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虽然嘴唇在不停地蠕动。赫列勃尼科夫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根本听不见任何问题，只是对十分具体的诸如“再吃一点吗”的问题以点头作答。娜杰日达比较了曼德施塔姆和赫列勃尼科夫迥异的性格：“前者动感十足，消瘦，快乐，爱说话，对每一缕微风都会做出反应，而后者内敛，封闭，沉默，以点头代替说话，不停地在脑中摆弄富有韵律的诗句。”但这并不妨碍曼德施塔姆对赫列勃尼科夫的激赏，在娜杰日达看来她的丈夫对任何人都不像对赫列勃尼科夫那么爱护和关心。为了给赫列勃尼科夫找到一个栖身之所，曼德施塔姆拉着他去找当时的作协主席别尔嘉耶夫，用尽犹太人个性中全部力量对这位官员发起猛攻，要求他分给赫列勃尼科夫一个房间，理由是：赫列勃尼科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整个世界诗歌在他面前都显得黯然无光，因此他配得到一个房间，哪怕只有六平方米。也许为了现实诉求的实现，曼德施塔姆有点夸大了，但是他对赫列勃尼科夫诗歌的欣赏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和大多数文艺官僚一样，他们总能犀利地将杰出作家拒之门外，曼德施塔姆倾尽全力的最后努力没有成功，赫列勃尼科夫直接从莫斯科被抛入最后的旅途。过了不久，赫列勃尼科夫在一个荒凉地方去世的消息传开了，死前他没有得到过任何专业医疗救助。也许是受到丈夫的影响，也许是赫列勃尼科夫本身的悲剧性命运感动了娜杰日达，这整个一章的调子是哀婉和怜惜的，“这怜惜如此强烈，以至于它给了我活下去的力量。”
在论及白银时代另外两位大诗人——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时，娜杰日达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应该说也暴露出她的某种局限性，甚至于这局限性使整本书的品格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布罗茨基为娜杰日达撰写的悼文末尾也委婉提及这一点，说她如果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她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不愿妥协的，毫不宽容的。有时，她的观点是不尽完善的，或是以传闻为基础。” 阿赫玛托娃是曼德施塔姆夫妇的密友，或者按娜杰日达自己的话说，正是因为娜杰日达的出现使他俩的友谊恢复了活力。在曼德施塔姆被捕后，阿赫玛托娃是最早来探望娜杰日达的人，并在被夜间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里安慰她。而在二战时，也是阿赫玛托娃想尽办法将娜杰日达带到后方塔什干，并用自己的一份口粮养活了两个人，否则很难想象娜杰日达可以度过艰难的战争对月。在《初识》这一章节，娜杰日达自己也坦承：“在塔什干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是靠阿赫玛托娃活下来的。我们分开的时候，她总是从自己的餐桌上给我省下一块面包或者一小把通心粉，之后我们搬到一起，我们就靠她的配给过日子。”在这个意义上，阿赫玛托娃可以称得上是娜杰日达的救命恩人。
在第一部《回忆录》中，涉及到阿赫玛托娃的部分多半是充满温情的，符合友谊的命名。可是事隔十年之后，阿赫玛托娃离世也已四年，当娜杰日达开始写作《第二本书》时，她提及阿赫玛托娃的笔触却变得明显苛刻。比如她说阿赫玛托娃日后势必会结集的译文集中，后者自己翻译的内容不超过十行，其余都是随便什么人帮忙翻译的，而稿费对半分。娜杰日达自己也说恐怕不会有人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可是她为什么要写在自己的书里呢？阿赫玛托娃真的出于生计考虑以自己的名义领取较高的翻译稿酬，然后再把活转包给他人吗？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事。至少这种揭露本身不像是朋友干的。
在提及阿赫玛托娃的散文作品《日记散页》时，娜杰日达特别在旁边的括弧里补充说明：“顺便说一句，根本没有过什么日记。”在另一处，娜杰日达又借他人之口，说阿赫玛托娃疏于妆扮，不会穿衣服，不会好好梳头，一句话，她只不过是个粗俗不堪的女人。娜杰日达也将这种攻击直斥为“狂躁的憎恨”，可是有必要将这种莫须有的攻击列举出来吗？这种苛刻中显然混有某种醋意，娜杰日达甚至直率地问过阿赫玛托娃，曼德施塔姆有没有求她和自己睡觉，或者曼德施塔姆在她身上花了多少钱？当她听曼德施塔姆讽刺阿赫玛托娃觉得所有人都爱恋自己时，娜杰日达笔触中显然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快意。但是谁能否认曼德尔施塔姆这样说不是为了取悦甚至安抚自己妻子呢？通读全书，很难想象最初这是一本以完成女友的遗愿着意写阿赫玛托娃的书。不仅仅是因为娜杰日达在写作过程中不断回忆起自己的生活，不断回忆起和曼德施塔姆在一起的时光——偏离最初动机的写作其实并不罕见。问题是提及阿赫玛托娃时那种苛刻的带有怨气的语调，我们不清楚在写作两本回忆录之间，娜杰日达和阿赫玛托娃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书中似乎也很难找到那种令友谊退化的决定性事件，但是娜杰日达对阿赫玛托娃的态度在写作两本回忆录之间的岁月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茨维塔耶娃，娜杰日达反倒显得宽容公允一些。在《老友》一章中，娜杰日达回忆了和茨维塔耶娃的初次见面。那是1922年夏天的莫斯科，娜杰日达随曼德施塔姆去拜访住在厨师街一个小胡同里的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开门见到曼德施塔姆时惊呼了一声，但和娜杰日达握手时却很勉强，眼睛也只顾看着曼德施塔姆。随后，茨维塔耶娃邀请曼德施塔姆去看女儿阿利娅，却对娜杰日达说：“那您在这等等吧，阿利娅受不了陌生人。”通过这样的描述，不难感受到茨维塔耶娃对娜杰日达的轻视甚或敌意，作为丈夫的曼德施塔姆自然尴尬非常，很快就带着娜杰日达离开了。和阿赫玛托娃不同，曼德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发生过短暂却炽热的恋情，他们彼此之间互赠过多首热烈又美妙的爱情诗，茨维塔耶娃写给曼德施塔姆的有《疯狂——也就是理智》、《哪里来的这般温柔》、《你把头向后仰起》，曼德施塔姆写给茨维塔耶娃的则有《在堆满麦秸的无座雪橇上》、《在不协调的少女合唱声中……》、《不相信复活的奇迹》。而作为《醋意的尝试》的作者，茨维塔耶娃对故友以及他们的妻子们显然持一种蔑视的态度，这些作为一种前提都被娜杰日达接受了下来，这使她对茨维塔耶娃明显的轻慢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那是她们唯一的见面，娜杰日达对茨维塔耶娃的印象并不坏：“她绝对天然，不加雕琢，她的任性让人震惊。我记住了她的短发，几乎像男孩子一样轻松的步态，还有她如诗一般的声音。她个性十足，但这不仅是她的性格特征，更是她的生活宗旨。”娜杰日达甚至坦言很遗憾没有和茨维塔耶娃交上朋友，也许从她那里可以“让我学到那种义无反顾和奋不顾身”。在这一章末尾，娜杰日达提起阿赫玛托娃讲过的和茨维塔耶娃在塔什干的唯一一次见面。当时的茨维塔耶娃已经心力交瘁，丈夫埃夫隆和女儿阿利娅都在狱中生死未卜，儿子也正在青春期根本不听她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正交战正酣，生灵正遭受涂炭。茨维塔耶娃向阿赫玛托娃抱怨自己的命运，满怀悲戚，突然她说去看过童年时代的房屋，院子里的椴树还和从前一样茁壮成长。她请求阿赫玛托娃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个秘密，否则“他们知道了就会砍掉它”。娜杰日达之后的评论饱含同情：“我不知道还有谁的命运比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更加可怕。”
虽然《第二本书》不少篇幅纠缠于复杂的人际关系，被人和人之间的恩怨分散了批判的锋芒，总的质量要稍逊于第一部回忆录，但在描写和曼德施塔姆同时代的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赫列勃尼科夫、茨维塔耶娃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娜杰日达到底以辛辣又同情的笔触勾勒出苏联极权统治下诗人们的悲惨命运。在此意义上，《第二本书》和第一部回忆录一样，当得起布罗茨基的赞誉:“在人间对她所处的世纪和她所处的文学作出的最后的审判”。
占据《第二本书》核心位置的仍然是娜杰日达的“奥夏”，是她的曼德施塔姆。她一说起曼德施塔姆就滔滔不绝，似乎有语言的千军万马席卷着她裹挟着她。娜杰日达回忆和曼德施塔姆共同生活的十九年里点点滴滴的细节，回忆曼德施塔姆说过的话，记述曼德施塔姆每一个微妙的思想，在整部书中娜杰日达信手拈来地引用曼德施塔姆大量诗文，对其熟悉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又令人感动。这一切都符合爱情那让人绝望的特征——可望而不可求。是曼德施塔姆因极权迫害过早离世客观上造就了这种情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极权对于娜杰日达的穷追不舍（作为所谓人民公敌的妻子，她被勒令只能居住在离莫斯科100俄里以外的偏僻小镇），使她除了丈夫的诗句和对丈夫的记忆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在1938年曼德施塔姆在远东的劳改营被迫害死亡以后，在随后的四十多年的余生中，娜杰日达完全活在对曼德施塔姆的追忆之中，她立志要让曼德施塔姆那些美妙的随时处于被覆没状态的诗句得以留存得以永生，同时这追忆也给她自己的生命提供了动力之源。这是一位多么柔弱的女人，可这又是一位多么勇敢、坚强和倔强的女人啊。
正因为这坚强的记忆，当娜杰日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着手写作她的回忆录时，往日的印象、记忆和诗文犹如脱缰的野马奔腾而出，这语言里有喜悦有哀伤有愤懑有精彩的分析论证，一句话，这语言里包含了这个女人的一切——她全部的肉体和精神。如果说当她写作白银时代其他诗人时，是出于一种为时代立言的外部动机，而当她写到曼德施塔姆时，那就是一种本能，仿佛是在书写她自己的生命，因为她和曼德施塔姆是一体的。她写到1919年5月1日和曼德施塔姆在基辅“废物”咖啡馆的首次相遇，“我们就这样轻而易举、不假思索地走到了一起。”在那个欢快地聚集着画家、诗人、演员和音乐家的咖啡馆，娜杰日达如何知道怎样一个可怖的命运在远处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两人的结合并非深思熟虑的产物，娜杰日达自己也认为能和曼德施塔姆相处两周就不错了，只要“不伤心”就好。两人的朋友对他们的关系也多半并不看好，有人认为娜杰日达太过年轻，而爱伦堡则认为曼德施塔姆作为伴侣并不靠谱。在经过最初的热恋之后，毫不奇怪地和所有的爱侣一样两人也时常发生争吵，因为一些无谓之事。曼德施塔姆有一种控制欲，“想让我跟他争吵，为他争风吃醋，跟他大吵大嚷，大声喊叫。”
有那么一回，娜杰日达愤怒已极，说出那句神圣的“是我还是她”，曼德施塔姆突然激动万分：“终于，你终于变成一个真正的女人了！”这里的她是指奥尔迦·瓦克谢里，曼德施塔姆生命里另一个重要的女人，也是他在婚姻内最严重的一次出轨。在奥尔迦还是小姑娘时，曼德施塔姆就认识她，1925年一月中旬，他们在街头邂逅，自此奥尔迦每天都到曼德施塔姆夫妇的家，一边无所顾忌地亲吻娜杰日达，一边把曼德施塔姆带走。夫妇俩的婚姻关系岌岌可危，只是在最后当娜杰日达决意和另一个男人出走时，曼德施塔姆才幡然醒悟，结束了这段火热的关系。这些都真实地记录在《临界状态》这一章中，在见到很多老头逃离自己年老的妻子之后，有一次娜杰日达问阿赫玛托娃，如果曼德施塔姆健在会抛弃她吗？阿赫玛托娃肯定地说：“毫无疑问。”娜杰日达和曼德施塔姆之间无疑有着伟大的爱情，但娜杰日达自己其实很清楚，这伟大的爱情部分是随着她苦难的孀居生活，随着她执着的回忆愈益繁茂起来的。她用两本杰出的回忆录，用文字那结实的绳索将曼德施塔姆和自己紧紧的捆绑在一起，他们的关系如此牢固，足以抵挡时间之河永恒的冲刷。而周围的生存环境愈是险恶，也愈是映衬出这爱情的伟大（“我们在一起十分美好，这也许就是因为生活永远都处在死亡和终结的门口”），反过来这伟大的爱情也映衬出极权之恶的疯狂。因此，布罗茨基才会在那篇著名的悼文里意味深长地写道：“她是文化的遗孀。我认为，她在生命的最终比刚结婚时更爱自己的丈夫。”
对娜杰日达来说，在险恶的时代自己的首要任务是保存曼德施塔姆写下的那些诗歌的珍宝，而她的回忆录则是在诗歌之外复活一个诗人的生命和灵魂，在这种复活里综合地体现着对善的追求和对恶的鞭笞。她深知“恶的惯性无比强大，相比之下，善的力量无助而又被动”，因此她用全部的生命来为这柔弱的善做后援，她主要刻画了曼德施塔姆悲剧性的命运，同时兼及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赫列勃尼科夫等一众白银时代杰出诗人所经受的煎熬和苦难。除此以外,在《第二本书》里娜杰日达也有意识将笔触从诗人圈延伸到社会，当然诗人的生活不是孤岛，只要忠实描写这些诗人的生活，这种触及也是迟早的事。在全书靠前的《灾害》一章，娜杰日达和曼德施塔姆刚认识不久，当时的基辅正是红军、白军绞杀的前线，他们通过窗子看到整整一马车衣冠不整的尸体，那是布尔什维克撤离前在最后一刻射杀的人质，“那些尸体上敷衍地遮着草席，死者的四肢从四面八方垂下来”。而当白军进驻基辅之后，曼德施塔姆夫妇又从另一扇面朝市杜马的窗户，看到一群白军抓住几个红褐色头发的妇女，把她们几乎扯成了碎片，人群大声吼叫，说那些妇女是肃反分子罗莎。街上到处是尸体，那是兽性大发的苏联国内战争，而白银时代诸诗人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惨烈的时代背景衬托着诗人个体的悲剧，竟是如此耀眼。
在《浪子》一章里，娜杰日达又记下了乌克兰人民的悲惨生活。1930年5月到11月曼德施塔姆夫妇在亚美尼亚和梯弗里斯生活，就在那里曼德施塔姆在长久的诗歌创作枯竭期之后重新找到灵感，组诗《亚美尼亚》即是此行的产物。布罗茨基说得没错，作为诗人曼德施塔姆仅动用了他全部经验的十分之一，其他的十分之九则要由娜杰日达来填补。在回忆录里，娜杰日达记下小城梯弗里斯的状况：遍布乌克兰的逃亡者和流浪汉，三十年代初，乌克兰因没收富农财产运动和集体化发生不可思议的农民饥荒，其规模和可怕程度堪比二十年代初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饥荒。而在城市周边则出现一些地窖，里面寄居着被迫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儿女们。其惨状令人不忍目睹，在回忆录里娜杰日达记下自己亲眼所见的这些惨状，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这部分内容虽然只占据全书较小的篇幅，但是无疑加大了对极权控诉的力度。极权之恶摧毁了俄罗斯几代人的命运（“好几代人的水都给搅浑了，已经无法开辟出通向纯净源头的小路了”），而诗人们只是沧海一粟，只是作为种族的触手（庞德语），他们的诗句和命运被托举出人群，成为控诉极权的有力证词。
在《浪子》这一章的第八节《局外人》中，娜杰日达尝试分析了造成曼德施塔姆悲剧命运的原因：一种和革命时代逆向而行的单纯的天性，在时代暴戾力量碾压之下的必然陨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曼德施塔姆首次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疏离感一方面来自于文学圈，曼德施塔姆在很多圈子里都是一个异类，阿克梅派原本就是那个年代苏联文坛上形形色色的文学流派里的异类，曼德施塔姆欣赏并感到亲近的人并不多，除了古米廖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之外，大概可以算上未来主义里的赫列勃尼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另一方面，曼德施塔姆天性单纯，信任人，尊敬所有人，除了“词语的敌人”，善于享受生活给予的一切，而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革命年代如同自然灾害一般突然降临，它首先强化了当下感，每个人都做好了意外死去的准备。”街头血流成河，每个人都看到过死人和马路、人行道上被射杀的人。暴戾的时代气氛养育了杀手和野兽，一种貌似正统却凶残的观念被戮力灌输——为了人类幸福的远景，不仅可以杀人，而且必须杀人。而一个诗人如果固守自己善良单纯的天性，固守缪斯的重托，他和整个时代的碰撞就是迟早的事，而谁会是利维坦的对手呢？因此，曼德施塔姆作为诗人的悲剧命运甚至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他越是忠实于词语忠实于缪斯，就越是和那个疯狂的年代格格不入，“他不愿意在观众面前起劲表演，更不想认识他们。他特立独行，诗里写的是他控制不住、喷薄而出的那些内容——也就是他真正想说的未经虚饰的话。”
对于这本回忆录的意义之所在，娜杰日达有着自己的阐释，在《第二本书》的尾声《沉默的岁月》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读来令人动容：
我此刻即将完成的这本书可能会消失。没有什么比毁掉一本书更容易的了，只要它没在地下出版社传播开来，没在印刷厂印出来，就像在俄罗斯历史的古滕堡时期那样。但即使一本书粉身碎骨了，它也不会彻底消失。那些销毁手稿、词语和思想的专家把书投进炉子之前会读到它。他们什么都不明白，但在他们古怪的头脑中终究会留下一个印象，他们知道有一个不正常的老妪无所畏惧、蔑视权力。就让他们哪怕了解这一点，这也足够了。
悲怆的语调里有一种从容和坦然。对于娜杰日达来说，第一部回忆录显然更为重要，曼德施塔姆诗歌的留存，作为诗人避免覆没的命运始终是她心之所系。当她写作《第二本书》时，第一部回忆录已经于1970年由纽约契诃夫出版社首版，并迅速被译成欧美多种语言，不断再版。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曼德施塔姆重新赢得世人的重视，娜杰日达一直悬在心头的担忧总算是放了下来。在娜杰日达看来，只要曼德施塔姆避免被扼杀被覆没的命运，他的作品就会成长为文学史里的参天大树，正如娜杰日达自己在《第二本书》开首所说：“自曼德施塔姆最后一部作品问世以来，已经四十多年过去了，九部作品集的总印数不超过三万册，可是比起作品湮没图书市场的那些畅销书作者而言，他的存在完全处在更高层次上。”
而对聚焦相对模糊的《第二本书》，娜杰日达坦然得多，也就是说她其实完全不在乎自己作为作家的地位，这是一种令人感动的无私，在为她赢得可以想象的尊重的同时，也提升了她的回忆录的品质。众所周知，在文学作品中，“无我”是极高的近乎难以企及的状态和品格，它可以使作家完全沉浸在对客观物的观察中，不被自我的幻象所干扰（客观地说，这一点第一部回忆录做得更好）。那么，这种无私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爱。因此我们也可以笼统地说，娜杰日达的这两部回忆录是有关爱的杰作，这爱由对曼德施塔姆的个人之爱升华而来，并浸润了整个人世和世界，获得了一种更为恢弘的气度，在那里美妙的词语和善达成了紧密的联盟，曾经充斥人世的恶则无地自容、无所遁逃。
《第二本书》以《最后一封信》这一章作结，这是一封未曾送达收信人的信，它写在两张破烂不堪的纸上，写信时间是1938年十月，那个时刻距曼德施塔姆第二次被捕有五个月时间，又过了两个月，娜杰日达得到曼德施塔姆的死讯。信被扔进装满纸片的箱子里，在里面安静地呆了三十年，在某次整理曼德施塔姆遗稿时被娜杰日达重新发现。这是一封感人至深的情书，我不记得是否看过比这更感人的信，作为这部爱之书的结尾，我以为这封信是这本书最完美的句号。在此我引用这封信的开头和结尾的部分作为我这篇文章的结尾，其余的请读者你们自己去书中寻找，我以为只有读完全书，才配看这封短短的信:
亲爱的奥夏，我遥远的朋友！我心爱的人，我不知该写些什么，你或许永远都读不到这封信。我把它写给空间。也许你会回来，而那时我已经不在了。那么这就是我最后的记忆。奥休沙，我们孩子般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我们的争执和吵闹，我们一起玩的游戏和我们的爱情。我现在甚至不抬头看天了。如果我看到一朵乌云，我该把它指给谁看呢？
睡醒后我告诉舒拉，说奥夏已经死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活着，但从那天起我就失去了你的踪迹。我不知道你在何方。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是否知道我的爱。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直到现在也难以启齿。我只会说：你，你……你永远陪伴着我，而我这个野性而又刻薄的人，从来都不会哭的人，现在却不停地流泪，流泪，流泪。
我是娜佳。你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