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一篇探讨国际政治中的认知与误解现象的文章。作者通过分析实例和理论，指出人们在认知信息时往往受到主观偏见和错误知觉的影响。文章呼吁人们应当保持客观理性，避免被偏见误导，以更好地理解和应对国际政治环境中的挑战。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读后感篇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学开始脱离历史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主要标志就是国际政治学不再试图解释某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努力发现国际政治的规律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直接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利益。但是，‘观念’造就的‘对世界的认识’却往往像扳道工一样起到确定方向的作用，使被利益驱动的行动沿着这个方向行进”37。 缺乏远见的谈判人员会死死盯住自己的目标，认为只有一条途径可以实现目标。有经验的谈判人员则能发现新的途径和他的目标之间的联系，虽然这样的联系可能错综复杂。 螺旋理论强调，如果一方认为对方怀有敌意，那么，即使有许多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印象仍然能够得以维持。 有四个变量可以决定一个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对后来的知觉倾向产生影响。这四个变量是：是否是亲身经历；是否是在成年生活或事业生涯早期的经历；是否是对自己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自己是否谙熟许多国际事件、因之能够多方位认识问题。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读后感篇二
文/黄西蒙
在跨学科思维影响在学术研究的当下，国际关系学中也出现了不少具备多重学科思维的研究著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就是其中的典范之作。这本由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撰写的著作，将心理学与历史文化等要素置入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心，成为公认的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开山之作。尤其是这本书经过学者秦亚青的翻译，进入国内知识界后，对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乃至历史学的研究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过去，不少人认为国家决策与国际博弈基本都是“权力的游戏”，是硬实力决定一切，但在罗伯特·杰维斯看来，不同的思维方式乃至情感、态度都会直接影响决策，甚至会造成历史走向的改变。这种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因素体现在政治行为中，就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几种常见的“错误知觉”，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与“错误理解下属行为”产生的错误判断。
从历史上看，这两种“错误知觉”其实经常出现，甚至会在关键时刻造成局势的重大变化。先说说“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这条。古人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决策者未必能清晰获取自我认知，也不能清晰判断自己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有其容易自我夸大。比如，十六国时期的前秦统治者苻坚，一度统一了中国北方，认为自己的实力已经可以轻松灭掉位于南方的东晋政权。但实际上，当时前秦内部矛盾重重，各种势力暗潮涌动，很多大臣包括著名谋臣王猛，也反对苻坚攻打东晋。但是，苻坚低估了东晋的实力，却高估了自己对局势的影响力，最终兵败淝水。倘若苻坚在决策中能克服上述“错误知觉”，意识到谬误思维的问题，或许其命运与中国历史的走向都会大不相同。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错误知觉”是“错误理解下属行为”，这也是决策者经常忽视的问题。按照罗伯特·杰维斯的说法，这里的“下属”不只包括自身的下属，也包括对方的下属。在战争中，正确理解对手的行为，不能只看决策者的态度，还要看其下属的执行情况。比如，在著名的蒙古西征花拉子模的战争前夕，两国本来有可能避免展开生死之战，但却因为某种“错误知觉”而导致战争爆发。当时驻守边关的花拉子模的守将海尔汗，将成吉思汗派出的五百人商队几乎全部杀掉，但花拉子模的统治者摩诃末却错误理解这个下属的行为，认为这只是小事一桩，根本无足挂齿。然而，这个错误的外交行为，成为成吉思汗征讨花拉子模的理由。这个发生在讹答剌城的悲剧，若在合理的斡旋与谈判下，有可能会让矛盾化解，但最终却成为蒙古西征的导火索，进而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都被改变了。
事实上，“错误知觉”不只出现在历史上的战争与政治决策中，在现实中的“商战”乃至日常生活中的社交关系中，也时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要避免上述错误的思维方式，还要在观念上提高重视程度，先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决策思路，只有根据形势变化而产生的的合理应对方案。
不论是决策中的心理博弈，还是实施中的思路调整，都离不开上述知觉问题的影响。《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对我们的启发，不仅是在具体问题解决措施层面上的帮助，更在于提供一种合理的思维方式。既然决策与实施行为都离不开人的思考，那么心理因素中的主观性与不确定性，就应该被考虑在内。获取一种良好的决策思维，对博弈中规避风险、提升执行能力都大有裨益。
（本文首发于《科技日报》）
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读后感篇三
一、内容概述
本书为国际冲突研究个体层次分析的奠基之作，旨在探究两国在对彼此均无冲突意图情境下发生冲突的原因。作者杰维斯基于认知心理学提出主要论点：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国家决策者容易产生错误知觉，而他们的错误知觉可能加剧国家间冲突行为。
在第三章中，杰维斯引出了本文的核心概念——错误知觉。他重点介绍了前人及自身对威慑理论与螺旋模式（以安全困境为典型）的理解，指出学界没有意识到两个理论成立的关键在于一国（决策者）存在对他国的错误知觉。决策者的错误知觉具体体现在：若该国将侵略国误认为维持现状的国家从而选择让步以防矛盾螺旋上升，那么侵略国会因此低估该国的防卫决心而得寸进尺，导致国际冲突更难以解决；相反，若该国将维持现状的国家误认为侵略国从而采取威慑他国的政策，该国对对方敌意的高估将可能导致对方可能高估己方敌意，从而形成冲突升级的螺旋。可见，对他国意向或知觉的误断是冲突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四章起，杰维斯更广泛地对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常见表现与解决办法进行了论述。
首先，他介绍并辨析了三种主要的错误知觉生成机制：认知相符指决策者为保持对他国的原有认识（pre-existing beliefs），忽视或曲解对方行为与意向；历史包袱切入决策者原有认识的形成过程，指出决策者对历史事件的学习在此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然而，决策者的历史学习容易过分通则化，即将特定情境下的历史事件误认为具有一般性质的事件，导致其根据历史对现实的粗糙归因与错误认知；诱发定势则更为强调即时性认知，决策者在接受信息的当下根据当时自身关注的问题解读信息，由于双方关注点不同，双方对同一信息的知觉差异与相互的错误知觉就可能产生。
其次，杰维斯列举了决策者错误认知的四种常见表现——决策者可能会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且具战略谋划的对手，可能高估自身的影响力与被影响的程度，亦可能陷入愿望思维或认知失调的陷阱之中。为减少错误知觉，作者在末章强调决策者要主动发现与自身认识不符的对方行为，做出明确判断，同时避免仅凭知觉进行决策。
二、批判性思考
笔者的批判主要针对本著作采用的理性主义研究路径。杰维斯在坚持“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试图调和决策者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阐述理性行为体由于心理机制和认知过程而难以避免的非理性决策。然而，笔者认为调和效果不佳，主要在于以下三点：
1、理性行为体的“非理性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理性的？一方面，理性行为体的“错误知觉”与“过度反应”若归因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似乎可被合理理解；另一方面，理性行为体的错误知觉除源于内部自身心理机制与认知过程的非理性因素外，也可以源于不确定国际条件下的不完全信息，因而是有限理性的体现。
2、国家决策者一些错误知觉的表现是否是有意为之？例如，他对外表现的错误知觉，可以是为掩盖某些事实以获得他国谈判者或本国公众支持的理性行为，而这时理性选择分析方法中双层博弈理论可能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本质上，笔者的这个批判仍是针对错误知觉中理性成分的探讨。
有关国际冲突的理性主义解释，费伦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对前两个问题即兴探讨。
对于第一个问题，他认为完全可以从理性角度，利用他在文献中的效用模型来解释理性行为体的“非理性决策”。具体而言，他认为战争通常是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性误判（rational miscalculation）的结果。误判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一国决策者难以获得对方军事实力的准确信息（且常低估对方实力），决策者通常会提升己方取胜的概率期望，而当两国均高估自身取胜概率致使概率和大于1时，它们便难以通过谈判来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分配格局，容易诉诸于战争解决；另一方面，由于一国决策者难以获得对方战争意愿的准确信息（且常低估对方战争意愿），决策者可能错误地认为对方不会就某些利益而开战，因而无意侵犯了对方的这些利益，造成实际战争。[1]
然而，费伦进一步指出，决策者除具有避免战争成本的动机外还有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后者可能会激励决策者夸大其军事实力或战争意愿，目标在于遏制对方未来的战争挑战或说服对方做出让步。同时，决策者亦有隐藏其军事实力或战争意愿的动机，这是因为如果这些信息暴露，他的国家将不仅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上处于脆弱地位，其先发制人打击的成功率可能也会更低，另外也有被视为侵略国的风险。这里的论证贴合了本文提出的第二点疑问，拓展了学界对错误知觉的理解，尽管没有考虑到决策者利用错误知觉的国内因素。
此外，笔者认为即使在上述理性与“非理性”因素都得到考虑的情况下，理性主义研究路径仍不能完全说明国际冲突发生与错误知觉背后更为根本的建构性因素，而观念主义研究路径与建构主义范式可以填补这一空缺：
3、作者采用理性主义研究路径本身就导致了解释上的局限性，忽略了错误知觉与知觉差异背后更为根本的国家间文化与社会差异。作者通过研究同一文化中的、不太受到个人性格影响的错误知觉规律以控制文化和社会环境变量，却只能探究双方国家决策者知觉差异的程度，而无法讨论双方知觉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想要做到后面一点，就需跳出理性主义框架，研究文化和社会环境对作为“社会人”的决策者身份与知觉的建构作用。
参考文献
[美] 罗伯特·杰维斯 著、秦亚青 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Fearon, J. D.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379-414.
[1] Fearon, J. D. (1995).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 390-3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