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一)
纯粹的效应有好有坏，不过年少时结交的兄弟这么一说，还是有一点小感动、小感慨。随手一翻，那些年一群骚人从天南地北汇聚湖湘，同人办报，加班熬夜喝酒K歌，一起累趴在潇湘晨报7楼办公桌上，天发白后，一起看见长沙清晨的环卫工、流浪汉，去报社附近吃上一碗常德米粉&长沙米粉&郴州鱼粉……然后有一天，看到清洁阿姨说7楼人去楼空的朋友圈信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从湖湘到沪上，从官企到民企，恍然明白“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这就是时间的玫瑰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二)
袁复生 摄影/韩国强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三)
这是初始袁复生，若问我这一眼之缘的印象何如？莫不是灵秀清风雅如文人一般的气质，虽不得知其面貌何如，但我想读书甚通之人，一定是怀有大智慧，并有大风度的人。读书人，自是有一番自己的风度的。
若要写得好，必须得时刻留心自己手里溜走的岁月，和心里留下的沧桑，但凡是经历丰厚，又善于观察之人，一定能找到自己一条释放的路，于是有人挥毫泼墨于画纸上风驰电掣，有人委婉抒发于毛笔尖激扬文字，有人婉转流淌于琴声上弹奏人生。每一条，皆是命定中交于你的一条归根之路，这是一条能够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的成长和轨迹的路。 于袁复生，这条路便是文字。
关于他所有的了解，都来自于这一本属于她的轨迹记录——《一本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第一次耳闻这个名字，便觉得有种“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的错觉。这是袁复生的精神成长史，也像是帮我们回忆起过去只言片语的轨迹史。袁将其定位为“外省青年”，何解？外省青年是否有自己无法融入的落寞感，是否有自己特立独行的骄傲一面呢？都是有的吧。
这《一本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就像是他闲暇之余写下的日记一样，是零碎却有趣的，而且是极其贴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篇章就像袁复生的一个阶段，且一段比一段含蓄细致。
袁复生对于文字，驾驭得极好，是别富情调的趣味和清爽。趣味，在于他的个人经历及表达，比如他写自己的“县城文艺复兴计划“的曲折盘旋，写自己十岁生日的那一条”后悔鱼“，写彼得梅尔和沈从文的此起彼伏。清爽，在于他感情和意志抒发的干净利落，不生硬。比如他写由《神衍象》所引发的有关纪录片所表达的思辨，比如他在”逢梦下马“当中记录的多种零散，记录梦境，亦是我曾爱做的事情之一。
这本《精神成长史》当中，表达的是整个的袁复生。第一部分，有他洞口故乡的记忆深处，那是培养他整个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地方，是他整个生命表达形成的基；还有他少年时曾经历过的影响重大的人和青春年少做过的梦。第二部分，是他正当年华时候的潇洒肆意，每一个文字都是铿锵有力的自己观念的表达和探索，在他和每一个湖湘文人的交流当中，更加深化了自己内心中的湖湘的根基，这是他引以为傲的血脉。第三部分，是他所认识到的故事的总结，那是属于袁复生理解当中的故事。他擅长并喜爱着历史，这从他所表达的内容可以一眼忘穿。这部分是最具有深度的思考，也是最能体现一个作者的思辨能力的解读。
《一本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的一路走来，从洞口的文艺畅想到文字的谨慎思辨，不辜负他这“精神成长史”的总结回放。我从中看到的是，不论走多远，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骨子里头湖湘的骄傲，没有忘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归根之所。我的归根，在湖湘洞口的 小县城。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四)
谁能记录日常生活中的不正常？
照片是一种仪式。
这是许多年之前的事情——孩子出生需要照相， 孩子上学毕业需要照相，年轻情侣外出旅游抵达天安 门、长城、韶山冲需要照相，结婚更需要照相，过年 回家全家团圆也必然需要照相，祖父七十大寿、祖母 九十寿宴五代同堂更需要照相……但尽管如此，一个 人的一生，在一个殷实之家，也通常是一本或数本相 册即可囊括完毕。
傻瓜相机开启了大众摄影时代的一扇门，但照相 毕竟属于一个专业领域，摄影师依然是食物链上游的 群体。开一间照相馆，在当年，其实比今天开一家咖 啡馆的文艺女青年的梦想更高端。
时至今日，摄影的生态已经完全被重构，摄影的 核心似乎不再是摄影师，900元左右的智能手机大规 模上市，彻底颠覆拍摄者的结构层次，以亿为计数单 位的拍摄者们，让专业的“照相师傅”这个行业被淹 没其中，在数量上变得微不足道。
处于摄影生态的核心甚至都不是500万像素以上 的镜头，每一个镜头都可以、都可能被一种简易的程 序所改变、所扭曲、所驯服。这是一个美图秀秀的时 代，关于摄影的软件，成为这个时代摄影生态链条中 zui具商业价值的产品。
美图秀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故事，号称拥有 近4。5亿用户，每天处理4。6亿张照片的业绩背后的 商业价值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商业故事，从另一个向度解释了摄影学 者、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任悦在《有温度的视觉：回 不去的家》一书封底上的一个判断：“照片已成为现 代人的一种口语。”照片的确是现代人的一种口语， 但这种口语大部分是经过美图秀秀处理过的一种口语 。
与书面语相比，在传统的价值体系中，口语是处 于劣势的。
一般来说，对于写作和阅读而言，书面语具有门 槛。摄影也是一样，之前是设备门槛、技术门槛，限 制着照片生产者，他们必须购买不菲的照相机，必须 有冲印暗房，也必须经历过专业的训练。在印刷时代 ，还有传播门槛，摄影师要么供职于报纸、杂志，要 么能有足够的资源或者资金去出版自己的画册，来对 自己的照片进行传播。
这种门槛的长期存在，更是塑造着人们生产与观 看照片的观念与态度。人们习惯观看重要的人物、重 要的场合，强调的形式感……这些关于“摄影的常识 ”，作为一名普通的阅读者，也是十分熟悉的。比如 曾经大家zui仰慕的“红色摄影”。
手机时代，我也喜欢照片。《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外省青年世界的根基一边在田野，一边在对历史的啃食之中，我都是只见树木，不看森林，很长时间这是我谋生的路子。现在看来，也是念念不忘，回音难绝的草原。这也是封面上的一段话。整个书分为三个部分。故乡：洞口记梦 ”，在青春、自我幻灭的县城记忆里，散发着奇异梦 幻的意味；第二部分“故交：出湖入湘”，以书为体 ，围绕着湘人湘事进行探寻，重新认知故乡；第三部 分“故事：往返之间”，则通过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命 运和价值转型，折射出时代变迁的脉络。作者坦承自 己的县城经验、自身焦虑以及文化滋养，由此勾画了 一个“外省青年”精神发育的年轮。
这种不正常，实际上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年轻人的精神发育轨迹，值得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阅读和被记录。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五)
19世纪初，许多贫穷的法国青年去到巴黎。在当时的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之分。那些渴望在巴黎发迹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就被称作“外省青年”。然而外省青年的梦想大多幻灭，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人少之又少。而且这样的残酷现实一直持续着。如今的中国，那些一心渴望出人头地的青年，离开家乡，去到北上广，就是中国的的“外省青年”。
袁复生老师的这本书叫做《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大概是以他如今常居上海和北京两地而论的。但我所经常想起的，却是袁老师在长沙留下的一些“传说”。
那时，袁老师是“长沙文艺招待所所长”，在《晨报周刊》工作，采访了贾平凹、苏童、马悦然等众多人物，并组织了长沙的“晨报大讲堂”，请了贺卫方、刘瑜等全国知名的知识分子来演讲。他还组织过纪录片展览，湖南抗战老兵肖像展等。直到2013年年底，袁老师从《晨报周刊》辞职。（时至今日，不知道已经投身于文化商业的袁老师是否还能想起他曾在长沙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点燃的“文艺火苗”。）
当时还在读大学的我是这些活动的受益者之一，但袁老师于我还有着另一种受益。2012年的时候，我写完了第一个中篇小说《银灰色》。写完之后，不知该如何处理，就搁置了。后来一位朋友听说后，说可以把小说发给袁老师看看，他是长沙文艺界的大咖，对后辈又多有提携。
我怀以忐忑之心，将小说发给了袁老师。没想到过了不多久，袁老师竟回复了我，他敏锐地一眼就看出我是第一次写小说，夸赞之余，给我提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后来，我写完长篇小说《我的南方女郎》和中篇小说《岳麓山下的情人》后，也同样发给了他，他亦一一回复，一一建议，并说给我做推荐。
到了14年年底，我写作无门，离开长沙，去了北京。那时袁老师离开了长沙，去了上海。他先是在一家航空杂志做副主编，后来又选择了自己创业。
我从桑植县的农村出来，在县城读高中，在省城读大学，后来又到了首都北京。袁老师从洞口县的农村出来，在县城读高中，在武汉读大学，在省城工作，后来又到了上海和北京。我们有着类似轨迹的外省青年之路。我们都曾相信文化，相信媒体的力量。如今，我依旧做着自由文人，袁老师悟出了“商业才是文化的好朋友”。
然而不论我们最终走向的是何种人生，当我们回头去望，我们看见的都是我们的童年，我们的求学经历，我们曾经在二三线城市的生活和奋斗。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的精神成长史。
这也是袁老师的《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它是一种追忆，一种回望，一种对过去峥嵘岁月的感叹，一种对于时光不再的伤感。
书的第一部分写故乡，是最动情的部分。我们离开故乡，去外地，多少有些像古代的书生上京赶考，渴望金榜题名，一日看尽长安花。但当我们独自在大都市醒来后，我们却回忆着故乡，回忆着书里所写的书店、鱼、录像带、梦境等，在那时，“我们的幸福和青春曾全部死去”，而在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都市，“我们曾靠近过它们，却从来没有拥有过它们”。
书的第二部分写故交，是袁老师出湖入湘的一些经历，是作为媒体人的思虑和担当。和谭伯牛、刘道玉等的对谈或采访，那是传统媒体还方兴未艾时，济人心，明世事的文字，这是袁老师“认知故乡，丰富自己的道路”。
书的第三部分写故事，是袁老师写他读过的一些书，研究的一些历史等的谈论和评价。“外省青年的世界的根基一边在田野，一边在对历史的啃食之中”，这都是一种挖掘，一条厚重之路。
在19世纪的巴黎，伏尔泰一生名利双收，荣华富贵，卢梭却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但在卢梭死后，却也被葬在了先贤祠，就在伏尔泰墓之旁。卢梭对后来的浪漫主义自由主义都影响深远，，如今依旧读者甚多，而伏尔泰却慢慢地归于沉寂了。所以，外省青年之路是一条艰辛之路，但也是一条宽阔之路。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是一部焦虑史，但也是一部探索史。
希望我们这些外省青年，都在自己喜欢的路上，昂首阔步，越走越远。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六)
到实体书吧里挑书就像是参加一场朋友举办的party，你本随意应承却不想竟遇到颇有眼缘之人，细聊下，还挺投缘。《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的作者袁复生，就是这份遇到的意外之喜。
本书封面极为好看，手感也很好
这本书，《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是袁从2004年大学毕业，一直到2016年的12年间文字的首次结集，第一部分是写故乡，第二、三部分是一些与湖湘文化界乡贤的访谈对话，还有一些书评、影评和艺术评论等。内容有些杂，但袁希冀它展示一个人精神发展的年轮，他说，“我的目标受众是：与我有相似经历，行走江湖，初心还在的人。”
那份初心就在第一部分关于故乡小镇的记忆与刻画，那是一个少年精神面貌最初的样子。也是最吸引人的部分 ，它足以让你窥见作者内心及精神活动的部分，同为小镇青年的人们，会在这里找到共鸣的愉悦感。
袁复生出生于湖南邵阳，毕业于武汉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2006年回到长沙。于2013年又先后到了北京和上海。现坐标是上海长宁区的某栋写字楼。
湖南的土地，似乎盛产多情而浪漫的文学青年。没有调查没有数据，个人感觉。关注的不少自媒体人，后发现他们多数都是湖南人。
首先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名字，外省青年，这是袁的自我定位，也恰当的表达了我的心境。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这一代人，远离故土在他乡漂泊打拼最后安居乐业的，是不是都是“外省青年”？
中国人之间最初认识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哪里人”，特别是在一线城市。可现在似乎我们越来越难回答这样的问题。
“你是哪里人？”
“家乡湖南，人生三分一的时间生活在广东，现落户浙江”。当他人问起时我最多的回答就是如此，因为我无法给自己划定一个界限，我就是哪里人。
记得前阵王力宏要来这边开演唱会，各大公众号的文章宣传王力宏都带上义乌人的字样，王力宏是义乌人？百度百科是这样解释的，王力宏 ，1976年5月17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罗切斯特，祖籍浙江义乌，现国籍美国。
所以王力宏是义乌人吗？
不知道。
我最喜欢的城市深圳有句随处可见的标语：“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深圳是这40年时代变迁最明显的标记，而“外省青年”也是这40年时代变迁的产物，深圳给来到这的外省青年们一个肯定清晰的回答。先且不论现中国的户口制度限制的人口流动，以及高房价等因素导致他们最终能不能落户于此。
就像袁在书的最后一段话写的那般：
所谓家园，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另一种是情感上的空间，但至关重要的，还是信仰上的空间，这是人类从有限的现实 接续无垠的精神空间的基本路径。对这种空间的修复，才能构建真正的家园。
其实，对于现在文明中成长的成年人来说，家园不是回不回得去的问题，而是是否能够重新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新家园。
《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读后感(篇七)
文|十年砍柴
拿到吾乡才子袁复生的新著《一个外省青年的精神成长史》，我立刻想起了几年前自己写过的一篇长文《移栽北京的外省植物》。我俩共一个故乡——湘中邵阳，他是洞口县的，我是新邵县的。我虚长他十岁，离乡27年，而他也离乡16载了。但我俩仍然有一种强烈的角色自我定位：外省人。
说“边地人”或许更为恰当，此说的“边地”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湖南省为中华版图的腹地，而在湖南，邵阳则处在地理中心，可谓“腹地的腹地”。我所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意义上的“边地”，我以为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之“边”，亦是说经济、文化上的边缘地位，而不是如北京、上海地理位置虽处东部海滨，但却是中心城市。
已记不清什么时候认识复生的，应该是他还在《潇湘晨报》时，似乎是潘采夫的介绍，两位邵阳人相识，却搭帮一位河南濮阳人。文字江湖上的人多称呼他的笔名“小古”，一顿酒喝下来，我便喜欢上这个朴实而聪慧的故乡青年。邵阳人多性格外露，说话嗓门大速度快，而复生不然，他不是话痨，说话慢慢悠悠，有条有理。对他不赞成的意见，也很少公开反驳，只是透过他的眼镜片，可以看到他深深的眸子下，飘过一丝嘲讽或者不屑的神色。
这本书的体例比较杂，既有回忆故乡往事的散文，又有对湖湘文化界乡贤的访谈，还有一些书评、影评和艺术评论。但总体说来，格调是统一的，就是一个湘中山区走出来的、内心充满诗意的小镇青年，对外界真诚的叩问。当然，由于相似的经历，我还是最喜欢第一部分“故乡·洞口记梦”，窃以为如果整本书都是写洞口这个湘中美丽山区县的风物人情，写作者在故乡的村落和小镇所经历的那些人与事，这本书的价值可能会提升许多。或许是这些年复生离开纸媒后，“谋生无奈日奔驰”，或许还因为把太多时间浪费在不必要的酒局上，故乡记梦，在这本书里只是匆匆数笔的描摹。——我这算一位同乡老哥的批评么？但愿复生能不怪罪我。
这本书对故乡的记述，勾起我许多的回忆：资江边的打折书店、水库里的死鱼、县城的录像厅以及少年少女们一起做的文学梦。而且弥补了我的一些缺憾，他记载的上世纪90年代末故乡青少年的精神状态，我一直不了解，因为当时我已负笈北上了。看来，一方水土所养的青少年，精神气脉是在很微妙地传承着，复生那代青少年的生活，和我在故乡时，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是新房子建得更多也更丑陋，录像厅里的片子情色和暴力指数更大一些而已。
故乡那块土地，或因山水所钟，盛产多情而浪漫的文学青年，如本书的作者袁复生，去了广州的李傻傻，当然还有更早的马萧萧，他现在兰州。文学青年走出故乡，乐意去享受那种不羁的漂泊感。只是，有些人被生活打磨，越来越现实，很快结婚生子，接受庸常的生活，成为盘算房子、收入、孩子学费的职场中年男；而有些人，仍然在与俗世对抗，至少是尽可能拉长漂泊的生涯。
我作为一株移栽在京师的外省植物，除了大学四年在兰州，一直就在北京谋生，尽管此间换过几家供职的单位，但大体上生活波澜不惊，所追求的就是尽快在这个城市生根发芽。而复生离乡的时间虽比我短，但漂泊的城市却比我多。读书在武汉，毕业后去了广州，2006年回到长沙。他在长沙有过数年较为稳定的生活，于2013年又先后到了北京和上海。
一个小镇青年，在不到二十年内，品味了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几个大城市，比起我长年累月生活在北京，这样的生活显然更丰富、更精彩，也让我隐隐有点羡慕。但凡事总有两面性，享受某种生活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在不同的城市漂泊，有机会欣赏不同的女孩，参加更多酒局进而观察人生百态，浪漫与诗意也在漂泊中保存着更鲜活更长久。代价则是要牺牲家庭生活的安宁，如本书中所提到的那样，总有人劝他结婚，帮他介绍女友，当然是善意的，但有时会伤着一位小镇青年的自尊，也记不清我和他喝酒时是否说过类似的话。他在书中说过，
小镇青年的感情，总是那么若即若离，没有重点，像悬念一样飘忽并仓促地被人忽略。
这段话带有一点点自嘲，但大体上就是这么回事。在大城市漂泊的小镇青年，多半是家乡的精英，可在他乡，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爱与恨被忽略很正常。不过，只要不那么敏感，那么挑剔，找到一个姑娘结婚不是多么难的事，关键是下决心。就像痛饮一杯酒那么干脆，找到一个能接受自己自己也能接受的姑娘，扯个结婚证，日子也就这么过下去了，生活也因此会打开另一扇门。
复生令我至为感动的一件事：去年4月，我的父亲过世后，他和石扉客从上海回来，在长沙与谭伯牛回合，长沙另一位朋友李波的司机开着车，连夜朝我家赶。夜已深，路难行，道不明，打我电话时，我的电话放在卧室里，正和兄弟在道士的指挥下进行“绕棺”的传统仪式。幸亏复生能听懂家乡方言，一路问，翻过一座小山丘，经过一口池塘，总算找到了我家所在的村庄。他们在先父灵前致祭后，又连夜开车回到长沙。过了两天，复生写了一首诗赠给我，我谨录如下：
春天池塘的告别
——致十年砍柴
越过山头就是光亮昼夜的院子
流过池塘就是等待发芽的稻子
大米如此孤独
在祭坛沉默呼吸
这是寂静时刻
远方的兄弟穿过河流和隧道
相逢于清凉的宁静悲伤
少年跳上竹筏
少年爬上货车
无数风景背后的父亲
最后回到了故乡
——2015年4月12日
少年告别了故乡，而父亲老去，回到了故乡，最后葬回故乡的山丘上。这是两代人的命运。对我和复生这些少年离乡的乡村人而言，故乡是回不去了，大都市不再是驿站，而是我们必须在此栉风沐雨、开花结果的归宿地。我们别无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