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与生活》读后感，作者深刻探讨了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章指出，优秀的著作不仅仅是为了赢得奖项或赞誉，更重要的是能够深刻地触动读者的内心，引发思考和共鸣。只有真正与生活相通的作品，才能留下深远的影响。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篇一
我以为要先读此书，要先读一读格尔兹其人其事（好吧我刚入门或者还没入门），我是在一篇《格尔兹访谈录》里简单了解了一下他，最逗的莫过于格尔兹说当年决定学习人类学之前和女友希莉一起去拜访米德时想的那样“随便你去搞什么只要叫它人类学就好了！” 这样的想法我曾经在朋友面对这个专业的不理解时也有过！ 没错，就是学科群，尽管这样的学科群早已今非夕貌了。
还在读这本书。应该说能读到这样的作品需要感谢作者，更要感谢译者的努力付出。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篇二
民族志的描写到底呈现的是人类学家自己的生活还是被描述者的生活，我想格尔茨并不想给出什么具体的答案；无论是马琳诺夫斯基式的经验寻觅、列维斯特劳斯式的对秩序的愤怒，还是本尼迪克特式的文化反讽或者埃文斯-普理查德的文化确信，正如格尔茨所说，他们首先都是对实在的描写，是表达的生动性。格尔茨从前四者的民族志文本剖析写作者的文本特征，如本尼迪克特的斯威夫特式的写作、道德说教、语气的加强等，普理查德式的理智的理性描述、平实叙述，列维-斯特劳斯的多文本意义的重合、对西方的强有力控诉，马琳诺夫斯基对客观在地化的不断强调等，这些不仅仅是被描述者的生活（甚至被批评为完全的主观创造），更是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的某种程度的自我表达。最后，格尔茨表达对人类学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遭受的巨大危机的一种关切，认为主动的文学性写作是冒险的，但对人类学来说也是值得的。好吧，让你们这一群着了魔的人类学家去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篇三
人类学其学科本身即存在着“内部个人主体性和科学权威性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体现在诸多人类学家的论著中“对于不够疏离的科学担忧”与“对于不够融入的人文焦虑”。具体说来，文本的“真实性”来源于作者“在那里”的个体经验与深度参与观察，以此试图说服读者如果他们到了那里“也会看到他们（人类学家）所看到的，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并且得出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但折返后“在这里”所完成的文本写作却又极力将个人主观性排除在外，以此保证民族志的客观性与学科的科学性。这样的矛盾曾在马林诺夫斯基“拥有了土著人真实经历过的信仰实例，他也就有了土著人实际生活的全部有血有肉的内容”的理想化田野实践中被掩盖，但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文本中如何处理“作者”在那里的问题几乎成为了人类学的致命伤。在格尔茨看来，人类学作品中的“断言式的文章和文学持续的时间已经够久了”，希望通过这本小书《论著与生活》从那些作者的作品（区别于写作者的文本）入手，就他们在作品中对此一矛盾的处理手法进行剖析，唤起人类学者长期对于文本（或是写作）的忽视。
在格尔茨看来，从渐进的奇思妙想或者是静态的、沉迷的主题重复相比，《忧郁的热带》更应当被看做是“不同种类的文本相互叠加性成了总体的样式”，而这几种文本是“存在于同一层面的、同时出现的、矛盾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文本”，其同时是游记、民族志报告、哲学文本、改良主义手册与文学作品。在厘清此问题后，格尔茨从列维·斯特劳斯对经历与现实亦即“在那里”呈现方式进行分析。虽然发表于早期，但在本书中已然可见其认为“对野蛮人最好的了解不是通过以某种方式试图接近他们以分享他们的生活得到”，而是要将“生活中以某种方式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系统的材料加以整理和再整理”。简单来说，理解（科学的）不依靠人类学家身临其境的田野调查，而应当以消解其即时性和奇异性的“普遍分析”来加以实现。文本是否有作者的“署名”并不重要，因为这只不过是“真正的”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材料罢了。
透过埃文斯·普理查德一篇题为《阿科博河和吉拉河的战事，1940-1941》的文章，我们能得以窥见其文本构建策略，其言语行为概括而言就是“平实叙述”，在其间我们看不到“不解的疑问、间接的条件句、沉思的省略”。简而言之，埃文斯·普理查德在其诸多作品中所展现的统一风格是多“断然的信息表述”，但要使读者相信其表述则有赖于其“可视性呈现”。也就是仿佛“照片”一般的见证者式修辞加上丰富的图、表，这所有的一切其目的即是让读者感到“他者”是“可辨的”，“甚至让人感到十分熟悉”。研究主体纵然表面再怪诞，主要以“易懂的论证、可信的价值观以及熟悉的动机为框架”，便能加以祛魅。
马林诺夫斯基做为“科学人类学”的开创者，其确保民族志真实性的方式是给出一种“我—见证”的模式，而这个“我”（即人类学家）的可信从其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导论部分可见，马林诺夫斯基塑造了“绝对的世界公民”（普世观与共情）以及“彻底的调查者”（客观、冷静、自律）的人类学者形象。通过长时间的“在那里”，人类学者得以像土著那般思考，但《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揭示了其思想与写作之间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影响了那些受人类学所许诺之美好愿景而投身田野调查的“孩子”。比如 保罗·拉比诺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感受到的“我们”（人类学者）与当地人之间的鸿沟—“他性”。
本尼迪克特的《食人主义的功用》一文是其文风展现的代表，她所作的工作可称之为“文化批评”，在文中透过展现“那里的（民族志）醒目并且确定，勾勒出了不在那里的：我们的食人者嘴脸。”对其的批评—“本质主义”从其“断言不停的堆砌”中可见一斑，这种断言使得民族志材料更像是“出自一个假想的而非调查过的社会的报告”。《文化模式》中几种类型的判断其最终目的是反思自身文化的确信，“他者”更像是被设定出来与自身针锋相对的另一种可能，倘若从此种角度来看，《菊与刀》“也不过是被美化了的政策宣传册”。
人类学一大特点即是试图“在他者所在的地方融入他们”，在他者不再的地方呈现他们，这二者之间的鸿沟在写作这一“将他们的生活置于我们的作品中”过程中暴露无遗，且如开篇所言，当时的学界对其批评不仅是作为“技术”层面，更是涉及到学术伦理，西方中心的殖民主义思想，以及认识论等诸多责难。且学者不仅要面对来自“我们”的责难，随着殖民统治的瓦解，多元主义话语将逐渐取代西方在话语上的霸权。人类学需要面对挑战，而不是再如前一般经由材料的客观真实而构建其一个“绝对化的世界”。在格尔茨看来，这种挑战并非坏事，相反能够促进学者的反思意识，唤起对写作这一被长期“神秘化”过程的关心，摆明自身文化掮客的身份，在理解（阐释）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翻译，从而将其纳入到一个“身处无尽关联之中”的共同世界。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篇四
一、 一位中规中矩的民族志者的恰当之举是到某地去，……并使这些信息能够实实在在地为专业领域所用，而非闲置在图书馆被用于思考文学问题。（pp.1-2）
原文：What a proper ethnographer ought properly to be doing is going out to places, … and making tha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in practical form, not lounging about in libraries reflecting on literary questions.
最后一句，译文误认其主语是information，其实应该是ethnographer。民族志者不该在图书馆里晃悠，思考文学问题。（呵呵，民族志资料不放在图书馆，该放在哪里被专业学者所用呢？）
二、 另一种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读者，他们认为……。研究康拉德……甚至巴尔扎克式的人物如何获得其影响的是一回事，但如果……。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可能被公认为有独特的文体风格，即对修辞的使用合乎中道。但这些风格是不同寻常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们的缺点——文本具有暗示性，甚至欺诈性。好的人类学文本……既不招致文艺评论式的阅读，也不对之加以回应。（p.2）
（原文太长，姑略）反对意见here coming mostly from the consumer side，是说从读者这方面考虑的，不是来自读者（试想老格怎么知道那么多分散的读者的意见？）康拉德等人gets his effects，明显是说达成其文学效果，而不是获得其影响。少数人类学家有独特的文体风格，and not being above an occasional trope，后一句话有and连接，显然不是同位语的补充说明，而是强调他们的那些风格“不外乎是偶尔用点比喻”。But that is unusual and somewhat to their disadvantage — suggestive even of sharp practice. 这里不是说风格本身不同寻常，而是说人类学家有风格这件事是不多见的，例外的，而且是“对他们不利的”，因为这等于在“暗示他们在使用欺诈手段”。好的人类学文本不invite也不reward文艺批评式的解读，说“招致”不妥，应该是“邀请”，招致是被动的，邀请是主动的；说“回应”简直莫名其妙，应该是“酬谢”。
三、 或许，来自所有领域的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实际上也是当今学术生活中相当普遍的问题，即对知识主张推进方式的聚焦有损于我们认真对待这些主张的能力。（p.3）
原文：But perhaps the most intense objection, coming from all quarters, and indeed rather general to intellectual life these days, is that concentrating…
这句话不但分句翻译有误，最要命的是它破坏了原文的逻辑结构。反对意见是……问题，这问题即是……（完全莫名其妙）。跟前文一样，最强烈的反对意见涉及（作者、读者等）各方面，是当今思想界普遍持有的一种意见，也就是认为一心盯着知识主张的提出方式会损害我们严肃对待这些主张的能力。
四、 但如果认真对待人类学写作，那么所有此类问题都会出现，因为写作是难以信赖的。恐惧的根源必定在他处：在某种意义上，若人类学的文学角色能够被更好地理解，那么那些关于它如何具有说服力的专业谬见或许将不复存在。（pp.3-4）
原文：But that all this would be brought on if anthropological writing were taking seriously as writing is hard to credit. The roots of fear must lie elsewhere: in the sense, perhaps, that should the literary character of anthropology be better understood, some professional myths about how it manages to persuade would be impossible to maintain.
这段话错得一塌糊涂。第一句话的主谓结构是that…is hard to credit，译者完全没看出来。是说，假如认真地把人类学写作当写作来看待，就会招致前述那些问题，这一点是难以置信的。后一句话，恐惧的根源在别处，也许就在一种感觉（sense），假如人类学的文学性将来得到了更好的理解，那么关于人类学如何设法使人信服的某些专业神话就难乎为继了。
五、 很难解释一个观念是如何的根深蒂固。……无论如何，关于人类学作品如何使人信服的事实主义理论的主要替代性观点——通过其理论论点的力量使人信服，将不再可信。（p.5）
原文：Just why the idea persists that it does so work is difficult to say. …In any case, the main alternative to this sort of factualist theory … is no more plausible.
这两句话的误译其实很明显。第一句话简直不可理喻，其实应该是说，为什么这种观念坚称民族志是这样发挥作用的，恰恰是这一点难于说清。后一句话的主要错误在no more。显然老格在此从事实主义观点转向理论主义观点，认为后者也不比前者更具可信性。这是论述的递进，而不是前文论证的结论（“不再可信”）。表面上似乎是小错误，实则逻辑关系完全颠倒了。
六、 人类学家使我们认真地对待其论述的能力与真实的表面上的或者概念上的精确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他们使我们信服其所说的是他们实际渗透……进另一种形式的生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的结果的能力相关。使我们相信台下的奇迹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写作开始的地方。（p.6）
原文：The ability of anthropologists to get us to take what they say seriously has less to do with either a factual look nor an air of conceptual elegance than it has with their capacity to convince us that what they say is a result of their having penetrated … another form of life, of having, one way or another, truly “been there”. And that, persuading us that this offstage miracle has occurred, is where the writing comes in.
这段话又译得乱七八糟。不多说了，直接给出我的试译吧：人类学家让我们认真对待其言说的能力，与其说关联着事实确凿的外观或者概念精致的印象，不如说关联着他们的这一能力：说服我们相信，他们的言说源于他们曾经深入了解过另一种生活形式，曾经以某种方式真正“到过那里”。说服我们相信幕后奇迹曾经发生过，那就是写作进入之处。
时间和精力有限，该书的其他严重误译恕不一一列举（虽然我手里的证据多如牛毛）。如果有人认为上面列举的区区6页中的问题还不足以代表全书，证明该书的低劣翻译，那尽管保持自己的信念好了。
论著与生活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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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作业主要涉及到三本书，分别是：克利福德·格尔兹《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奈杰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曹玮《边缘的姿态——一个人类学女生的田野记事》。由于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克利福德·格尔兹和解释人类学，尽管此书结构简单且字数不多，但阅读《论著与生活》时仍然费力（一是涉及到了很多人类学专著，没有文献阅读；二是涉及到了哲学、文学、心理学、语言学等领域，没有背景关联），串起首章的“being there”与尾章的“being here”的是中间四位人类学家及其典范论著：列维·施特劳斯《忧郁的热带》、埃文斯·普里查德《对阿科博河与希拉河的军事行动, 1940-1942》、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即使有过相关考古田野经历，《天真的人类学家》和《边缘的姿态》依旧是我不甚了解但趣意盎然的领域，严肃些可以说它们是实验民族志，轻松些甚至可以看成是一本多瓦悠和青海的文化旅游指南。本来按要求做PPT时简单些，只涉及到后两本书，主要想讲的是人类学论著的“产品与副产品”，但是正是在阅读这两本书时体会到截取研究对象的性格特征与文化状貌的定性描述很轻松，有些像把一本故事会抽出大纲来，但是慢慢地认识到这两本书最精彩的不仅是以上的PPT模式，而是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一种文本（text）构成和对作为学科的人类学的反思。这也就是为何想把这三本书放到一起的缘由，只是个人读书有感，若是会错作者原意还请老师指正。
作为学考古的我们学生眼中，民族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是考古学的一个补充，典型的就是宾福德构建中程理论的新考古学风格的民族考古学：既是用来说明过程主义考古学的类比（analogy）概念，又是构建对采集-狩猎社会的理解的基本个案。但是，类比的东西是不具有原理性的，它依旧是一种可能性。在《论著与生活》一书的前言里澄清了此书的“人类学”术语——“在此处大抵等同于‘民族志’或者‘基于民族志的’的作品……仅仅是为了论述方便，我用这一术语指涉社会文化人类学，尤其是其中民族志取向的部分”。在后两本书中，“人类学”的概念与前者是一致的。
《论著与生活》出版于1988年（一半以上为1983年的讲座讲稿），被看作是格尔兹创立其解释人类学之努力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代表。格尔兹从对自身的经验研究转向了对人类学民族志文本的关注，这本书也完成了“解释之解释”的彻底性。《天真的人类学家》出版于1983年，记录的是巴利1977年去往喀麦隆做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研究田野之旅。那时候与时代思潮一致，人类学里开始流行起所谓后现代、反思式的民族志，即强调田野作业的暧昧性以及调查者自身对民族志材料所施加的影响。作为第一届豆瓣阅读征文大赛・非虚构组首奖的《边缘的姿态》（原名《青海的姿态》），是在法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曹玮从2011年至2013年在青海进行田野调查时遇到的有所感悟的人与事的记录。它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田野笔记，也不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也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民族志小说。
阅读《论著与生活》的关键不是通读过里面提到的人类学文献，而是明白一个问题：在人类学中，“作者”意味着什么？格尔兹引用了两种论述：一是米歇尔·福柯的《何为作者》（What Is an Author？）;二是罗兰·巴特的《作者与写作者》（Authors and Writers），相比福柯，格尔兹更中意巴特的观点，它能将作者一话语一文本联系起来，而不像福柯的观点有那么重的权力痕迹。“作者”生产“论著”（work），“写作者”生产“文本”（text）。“作者”应该起到一种作用，而“写作者”仅仅是采取行动。“作者”以一种牧师的身份参与写作，“书写”对于他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他是一个在一种如何书写的考量中，从根本上吸收了世界的各种解释之人;而“写作者”则像教堂执事，“书写”对于他是一个及物动词，他只是在写作一些东西。换言之，“作者”在“写作”时，具有神圣性，是一种直指心灵的思考，并不是指向一个设定的口标;“写作者”在“写作”时，语言只是作为表意的工具在使用。故而此书后文所详细介绍的四位例子都是“不及物的”意义上的“作者”：不仅署名，而且建立了“语言剧院”——《忧郁的热带》的“神话-逻辑”（mytho-logic）结构、埃文斯·普里查德的“阿科博现实主义”、马氏表述的“经由他者来迂回地理解自我”（下一段主要分析）、本尼迪克特的“对文化相对性的承认”，小一些是我们如何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指南，大一些是格尔兹的文本现象学的探索。
后现代主义认为，民族志的权威来自作者对田野真相的掩盖，作者以各种话语策略隐藏了殖民立场，并伪装成一个客观的报道人在陈述事实。在我阅读后的看法上，《论著与生活》在最后一章里对后现代主义和实验民族志提出了详细的批评，是格尔兹对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知识界批判浪潮的反思。很明显《天真的人类学家》正是前者所批判的那一类对象，而其本身批判的却是马氏的那一套移情式田野作业理论。阅读前者第四章“我—见证：马林诺夫斯基的孩子们”成为关键，马氏日记写于1914年-1915年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1917年-1918年的特罗布里恩德岛的田野工作期间，1942年马氏逝世后被发现，直到1967年才被翻译（原波兰文）和出版。马氏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格尔兹认为“它令人困扰是因为它对‘在那里’的讨论”，那么现在结合日记后阅读马氏可以发现与《天真的人类学家》能有很多相承继的东西。《论著与生活》讨论“在这里”与“在那里”时写到“在他者所在的地方融入他们，在他者不在的地方呈现他们，此二者间的鸿沟一直都是巨大的，却又是很少被人注意的，而现在它突然变得清晰可见”。格尔兹则认为，民族志
的权威与作者的创作风格有密切关这种风格通过话语的策略笼罩着文本，指向的是作者内心的真实性。“即在人们‘去到那里’所经历的和‘回到这里’所说的之间的拉锯在本质上不是心理学的，而是文学的”，说实在话刚开始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回到副标题上，“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与“小泥屋笔记”就可以感受到格尔兹所所提到的文本构建问题：通过描述你的为人是可信的来表现你的论述的可行。也就是说，不仅在民族志的调查过程，还有在民族志的创作过程中也体现了对自我与他者的思考，将人类学的写作视为文学文本引导我们理解的是知识是如何生产的。三十多年下来，《天真的人类学家》依旧比《Symbolic Structures :An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Dowayos》显得有生机，但是在现如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原始的、部落的、传统的或乡村的，而是新兴的、正在现代化的、边缘的或者沦落的，“在那里”和“在这里”已经失衡的状态下，绝对要避免的就是过度强调研究者自身的主宰性而使民族志知识的客观性沦丧的现象。
《论著与生活》倒数第二段指出“民族志者现在必须应对的现实……‘田野’和‘学术’中都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它们必须出现在文本中”，《边缘的姿态》能算得上有“明确的作者在场”的一种作品，当然“边缘”一词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在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和从理性出发的科学研究之外，研究者自身算是边缘的一员；而是青海在西北汉、藏等多种文化的交界处，田野调查地是主流视线之外的边缘。说起“边缘”，马上跃入脑海的是很熟悉的王明珂先生的《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没有相比的可能，因为《边缘的姿态》真的是很小品的一类，读起来亦真亦幻，从全文粗犷和幽默的描写即显示了曹玮视角的优雅，也透露了所受的人类学训练。对于一位致力于人类学的学生而言，曹玮在这里展现的是她如何把田野调查中的纷扰转化成科学的过程，对应《论著与生活》倒数一段“对于它如何对文本中的人类学施加影响以及影响是什么的关注，不再是为方法与理论问题所遮蔽的细枝末节”，我想人类学者的田野与文本在当下的发展中也是可以给予曹玮一文一些支持的吧。
我一直认为人类学应该是比考古学还要边缘和乡土的（原话来自：考古学是一门边缘、乡土学科），因为研究人类学的比研究考古遗存的要知道的知识面更广，他们的视角应该要更底层，也就是远离了束之高阁的理论后也还要接触实实在在的各色社会，所以对于学习人类学的学生而言，既要融入又要抽离，既要学习又要创作，阅读既要博又要专，最重要和最起码的是应该有像巴利一样的觉悟：现在我阅读人类学文献有全然不同的眼光，能觉察某些句子是刻意模糊、逃避或者勉强，也能觉察某些资料不恰当或无关。这么看来，人类学家比考古学家还可怜，作为“职业陌生人”的身份去到那里，而想作为“科学中间人”回到这里时太容易成为“异乡人”了。如果“在那里”是田野的部分，那么“在这里”是文本的部分，像曹玮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副产品是不是也能算是一个创新和反思。或许，我写这些也没表达清楚什么东西，仅仅是根源于自己读书的一些困惑：即使知道哪些书是好书且应该读，但是依旧觉得自己不会读书，可能很擅长提取书中有用的具体的知识，却因不关心知识产生的过程而分不清如何按不同习惯去阅读。平日的专业课学习总感觉有些不足，它们是目前的束缚也是未来的突破，都得看个人怎么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