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的诞生》是一本关于日本史的重要文献，作者通过对日本古代历史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揭示了日本史的起源和演变过程。文章详细介绍了日本古代社会的特点、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
《日本史的诞生》读后感(篇一)
其实写得很精彩，不知道为什么豆瓣评分不高。作者冈田英弘是以研究“满文老档”知名的老一辈学者，其学问兼涉东北亚少数民族历史与中国历史，所以视角也超出传统的中国史，覆盖朝鲜与日本。但日本史与“东洋史”向来泾渭分明，前者不会接受后者的批评与议论，所以估计冈田英弘这本书大概在学术界的反响也是自说自话吧。这种用中国史解释日本古代史的努力，宫崎市定也做过，宫崎市定是切切实实以碰壁告终。足见日本“东洋史”学者的终极关怀仍在于其本国史，虽然不受日本史学者待见却还是“忍不住的关怀”。说到该书内容，很多令人惊讶的论断，与经典的日本古代史叙事相差太远，因此虽然以中国本位解释日本古代史的作者把中国对于日本古代史的影响力抬得很高很高，但却因理论过于震撼而让人一时间难以接受。1970年代日本学者思想之活跃让人印象深刻。不得不说的是，很多论断或者说推断虽然精彩，但是似乎证据不足。各种新奇的历史叙事让人着迷也让人迷惑（此处似乎是歌词？），正像该书封面所写，似乎让人陷入“大和民族的历史罗生门”。读完后应该马上去读2000后日本出版的日本古代史著作，参看其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冈田英弘的论断，再去对冈田论断的价值做评价。
《日本史的诞生》读后感(篇二)
了解一个人，不仅仅是看他的言行举止，还要透过言行看到他的过去，以及成长背景。了解一个国家亦是如此，因为现在是由过去串联而成，当下的处境是由过去发展而来。
这是一本诠释“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书籍，集中讨论了日本史的“自身”和日本史的“诞生”。
本书作者冈田英弘（1931-2017）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日本史的诞生》可以说是他多年以来学术成果的集中体现。由不同时期、不同刊物上发表的那些文章集合修订而成，为了更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对最初的论文文体进行了修改，脉络更加清晰，也更便于普通读者阅读和理解。
冈田英弘认为无论哪一种文明，最初写下的历史框架，限制了人们的意识，一个国家的第一部史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个性。因为史书告诉国民，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久而久之，国民性深入骨髓。
日本的第一本“正史”《日本书纪》和古文献《古事记》，这两本书注定了日本人的性格，亦或者是日本人受制于它们的局限之中。所以，作者跳出了日本史学界一直以来的观点，将日本古代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解读，探寻日本史的诞生。
序章中，作者明确指出——日本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原因有二：其一，关于日本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能和日本列岛外面的世界各国割裂开来；其二，目前尚未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现有的不过是将互不相干的中国史与西欧史东拼西凑在一起。这展现出作者的大历史观，只有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才能更加全面。
《日本书纪》和《古事记》打造了日本的建国神话，因为“刚创立的国家首先着手进行的就是撰写历史，如果没有撰写历史，那么就无法确定自己是什么人，也就无法确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现实的政治问题。为了执掌国家之舵、合众人之力，就必须要有历史。如果没有历史，有神话就可以”。
作者特别指出，《日本书纪》是史实的扭曲，它杜撰了神话，让人民相信日本列岛很久之前就是日本，一直以来都是接受天皇的统治，这也就导致了日本人大多认为“日本人是纯粹的大和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曾受到外国的影响。因此，日本人非常优秀，在今日可以占据世界的领导地位”。然而，追溯历史，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日本人是单一民族。
作者通过文献资料入手，通过解读《魏书·倭人传》来探索日本建国前的历史。日本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密不可分，中国的文献资料相当重要。但是，在阅读这些文献时，得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录，这就涉及到不同文化的不同历史观。所以，在阅读这本书时，我们不仅能够了解到日本的历史观，亦能了解中国的历史观。
尽管本书是由学术论文修订而成，但读来不觉晦涩，生动有趣，增长知识。对于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日本史的诞生》读后感(篇三)
文/鱼丰徐徐
人很多时候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对于先有的东西、先有的思想会有“先入为主”的看法。认为这个事情原本就是这样，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特征。
其实不然，例如我们熟知的各种专有名词，人、桌子、椅子、大树......这些都是先人们之前定好的，如果回到过去，你把人定义树，那么后人也会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历史，也是如此。历史并非任何人都能伸手可触的客观存在，而是记录者出于某种动机，记录下来并赋予其主管意识的书写。
正如有人经常使用“历史潮流”这种说法，让人感觉历史是有方向性的、必然性的。其实，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必然，它只存在于我们的意识当中，是我们看待世界、认识事物的体系。
这就和我们看待书籍是一个道理，每本书籍都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所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由日本作家冈田英弘所著的《日本史的诞生》，表面上是讲日本史的诞生，实则从侧面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含义。
冈田英弘是享誉国际的东洋史泰斗，他的这本著作将颠覆你的历史观。他用辩证的思想，带你一起解析全球视野下的两千年中日关系史及汉人文化密码。
冈田英弘在《日本史的诞生》一书中，跳出以往的框架，用全新的、客观的视角来讲述日本史的诞生。
他没有牵强附和日本之前的两本历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虽然这两本书的思想已经在日本民众的内心早已根深蒂固。
冈田英弘仍然批判性的指出这两本书中的错误。尤其是《日本书纪》中表现出来的“日本与中国对立”“奉天继承独自正统的国家”等封闭思想，永久地决定了日本的性格。
冈田英弘认为无论哪一种文明，最初写下的历史框架，都会限制人们的意识。
《日本史的诞生》这本书除序章外，还有十三个章节，皆是以不同时期刊登在不同刊物上的文章为基础写成的。
所以，里面讲述的内容会有重复，然而看似每个章节独立讲述，实则有着内在的联系。“形散神不散”是本书的特点，它与结构严整、内容厚重的煌煌历史著述判然有别，集中讨论的是日本史“自身”与日本史“诞生”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冈田英弘并不否认日本史的建立与中国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将日本的历史，是离不开中国的历史的。
日本原先并不叫日本，而是一直以“倭”的名称出现在中国的文献中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倭人”“倭寇”等词。“日本”二字取代“倭”字，首次出现在外国的文献中，是在公元670年。
冈田英弘在书中指出，日本的成立于7世纪东亚的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即使站在东洋史学的立场看，日本建国的时间也应该是公元668年，而非公元660年。从“倭国”改为“日本”也就是在公元669年至公元670年之间。
天智天皇将首都迁到近江的大津，并制成成文法典《近江律令》。其中规定，倭王今后对外自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这就是国号“日本”和王号“天皇”的起源。
冈田英弘的观点具有思辨性，他探赜索隐、洞幽烛微、去伪存真，给我们还原一个接近真实的日本。
《日本史的诞生》一书，不仅有事实，还有基于事实的推理，推翻了我们以前的看法。例如日本的所谓“骑马名族说”其实只是个神话，日语其实是人造语、日本人并不是单一的名族、邪马台国不过是一个辉煌的幻影、日本列岛其实曾为中国的一部分、从文化上讲日本人其实是华侨的子孙等都有别与我们以往的认识。
冈田英弘还在书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应该放到整个世界史中。所以，他打破了日本史学界历来的观点，跳出了绳文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的历史区分，将日本古代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解读。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的这本《日本史的诞生》这本书。而作者冈田弘扬在本书中提出的观点也是有历史价值的，这就使得本书的可读性较强。
《日本史的诞生》读后感(篇四)
这不是一本用以消遣娱乐的书。书中涉及大量的人名、地名、重要历史事件，私以为，还要是提前做一些功课才好。
但也不是一本晦涩难懂的学术著作。即使没有相应的历史知识基础，只要是对日本史、日本文化、日本人的精神等感兴趣的人，都能从作者深入浅出的表述中有所收获。
《日本史的诞生》是日本著名史学家冈田英弘的另一著作。这位集盛名与争议于一身的史学家于日、朝、满、蒙、清、台、藏等东亚历史学术扎实，功力深厚，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观和史学研究方法。
《日本史的诞生》一书，秉持着冈田英弘一贯的治学态度，跳出地理范围和国家民族的限制，把古代日本史放在更宏观的层面，即整个东亚史中去研究。一方面，日本自古以来就受到亚欧各国特别是东亚各国的深刻影响，始终活动在中文圈中，绝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我演化而成的；另一方面，作者认为历史本身是一种认知，是一种被表达出来的世界观，带有深厚的主观色彩。只有跳出史书书写者的视域，放眼四海与古今，深入剖析史料背后的东西，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所以，书中对《三国志》的解读，对邪马台国及其女王“亲魏倭王”卑弥呼的质疑，以及对日本诞生时背景意图的究源处处体现着这种联系与批判的思维。
书中十四个章节（含序章），序章与第十三章遥相呼应，点明了作者的历史观，其余章节既有对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骑马民族说”等备受关注的热点的解读，也有对东亚局势、丝绸之路等关乎日本诞生前因和日本建国后发展语言、编著史书等后果的阐述，对《日本书纪》、《古事记》等史料真伪的辨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中国，认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形势对整个东亚历史都举轻若重。
胡令远先生称此书“形散而神不散”。作者在后记中解释了“形散”的原因。概因此书各章节皆是以不同时期所成的学术文章为基，所以其外显的逻辑并非一目了然，且在书中不时会出现对同一事件的多次解释和描述。例如对卑弥呼之所以被封为“亲魏倭王”，在书中出现了不下于两次较为仔细的解释。虽如此，却“神不散”。贯穿全书的主线是清晰的，那就是作者以自己的史学观为基础，对日本史自身的探幽和对日本史“诞生”的解读。读此书，就像拼拼图，每一小块都反映了一部分内容，这些局部或许会让读者困惑。但最终把每一小块放到最适合它的位置后，我们就能看到拼图的全貌。此时再回过头看那独立的一小块，竟有恍然大悟之感。所以胡先生才说，此书带给读者的启迪、引发的思考，比此书呈现的内容和知识更令人着迷。
坦白地说，在翻开《日本史的诞生》之前，我是怀着一定的偏见、并提前预设了一翻文化观与历史观的斗争的。这种偏见，或者说是“民族情感”并非是我自己主动建立，而是在从小到大的历史教科书和国内的舆论宣传氛围中被动形成的。正如冈田英弘在此书序章所言，“第一部史书决定了国家的个性”。日本如此，中国何尝不是如此。每个中国人在未读《史记》等史书之前，国家个性怕是已经通过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沉淀并映射到个体的个性和性格之中了。
但是翻开此书后，我不禁为作者的大胆言论和批判精神所折服。纵然《日本书纪》所呈现的史料甚至有违基本常识，不堪深究和比较，但其仍是为日本国民所认可的第一本史书，并且这本书已经架构起本民族的意识思维框架，种下了民族精神的基因。冈田英弘的“疑古”在某种程度上是向日本的民族精神和集体意识提出了挑战。也难怪其在国内一直饱受争议，且颇有孤立无援之感。
以冈田的历史观来看，历史无必然，也无所谓的客观。资料本无意义，但是只有被人为赋予了动机后才会鲜活起来。就像泛滥后的黄河，改道到哪里理论上来说是随机的，但是如果刻意修了沟渠，筑了堤，那就只能朝着被设计好的方向奔流而去。有意思的是，如果后人以冈田的逻辑去看冈田对古代日本史的解读，是否也会探究其背后的“深意”呢？这种假设，不也正是他的治史逻辑吗？
这种假设会陷入一种不良的循环。但是历史的客观性确实只在理论上存在。历史学家永远无法摆脱主观的限制而进入绝对的客观。因此，真相只能接近，无法大白。
如此说来，能否以AI（人工智能）来书写世界历史呢？倒不妨一试。
《日本史的诞生》读后感(篇五)
《日本史的诞生》是已故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针对日本历史——主要是《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历史内容进行真假辨别的一本著作。本书日文版最终修订于2008年3月，中文版由海南出版社2018年9月发行。书中的内容的构成主要是以冈田英弘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修改而成，个别章节为作为章节间联结部分为成书时新写的。
顾名思义，《日本史的诞生》的内容一定是与日本第一部史书的诞生有关，在厘清日本第一部史书诞生之背景因素及其意图的基础上，分辨出史书中哪些是真实的，那些是别有用心虚构的。继而表达并证实作者自己的史观。
本书是作为面向公众的通俗读物而写的。但在语言通俗易懂的前提下，作者自己历史观却是以学术般的严肃被提及的。他认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前提是先搞清楚三个问题：一是一国的历史需要在区域文明中来思考。二是留存下的史书反映的是一个文明的特性，“第一部撰写出来的史书，早已决定了文明的特性。”（P4）三是史书“往往反映的是当时之区域形势，并非孤立的现象。”（推荐序P3）。冈田英弘认为，历史学家唯有了解了历史的这三方面特征，“摒弃所有眼前的利害关系”，才能够书写“超越历史学家个人的意见”的“真实历史。”（P8）
《日本史的诞生》便是在冈田英弘这一史观下的经验研究（略微遗憾的是，关于第二点书中具体的论证只有一句话P99）。本书包括序章在内共十四章，其中序章与第十三章为作者史观的介绍，一到十二章为日本史诞生之的史料研究。书中正文十二章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可概括为“邪马台的真实历史”、“《日本书纪》之前的亚洲区域历史”、“日本史之创造”三个部分。在这三个部分中，可以了解到，作者所借以书写的理论根据即是上面提到的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料的引用以印证其观点的过程中，冈田英弘并非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关于研究历史的三个要素的顺序展开的，而是将其关于历史的看法融合在对历史记载考究之中的。本书所引用的史料主要为陈寿的《魏传·倭人传》（出自《三国志》）和《日本书纪》，辅以中国自汉代至唐朝之间的史书，以及《日本书纪》之后的《古事记》等历史资料。
邪马台的真实历史
二战之后，日本史学家逐渐摒弃《日本书纪》《古事记》的“建国神话”，转而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寻找日本最早起源的史实依据。（P11）而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史书中，终于找到日本最早的颇具规模的国家——邪马台国，其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出自《魏书·倭人传》中的关于日本最早国家邪马台的记载得到了日本史学家的推崇，“甚至出现了卑弥呼热潮、邪马台国热潮。”（P11）然而在作者看来，书中关于邪马台的历史真实情况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一来陈寿所著《三国志》为的是本国的历史，无法认为“陈寿对日本表示出任何兴趣。”二来，从《魏书·倭人传》中描绘邪马台的地理位置，即位于带方郡12000余里的邪马台国，“位于菲律宾与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上”，完全越过了日本列岛的界线。（P60、P85）那么有关邪马台国真实的历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冈田英弘以本书的前三章及第七章的篇幅来探讨这个问题。
作为亚洲区域文明系统，实际上是以中华文明为核心贯穿于亚洲的商贸市场，城市的兴起，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证商贸扩大的需要。城市是定期集市所在，皇帝是企业家老板。（P18-P21）因此，整个亚洲，在中国汉朝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覆盖了日本列岛商贸市场。作为记录这一时期情况的《三国志》显然比修订与7世纪《日本书纪》更具可靠性。这样，有关邪马台的记录至少证明了邪马台人类聚落的存在。但同时，作者又认为《魏书·倭人传》中的记载也不是真实的邪马台国。
如上所说，如果说邪马台国距离带方郡是12000里，那邪马台国的位置就应该是太平洋的夏威夷岛。那么，何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偏差呢。冈田认为，因为《三国志》是一本为政治服务的史书，《三国志》之所以对邪马台有如此的记录，是因为陈寿本人受惠于司马氏家族，而为了颂扬司马懿的功绩，杜撰出了一个邪马台帝国。无论在人口规模还是距离洛阳的具体里数，都能与在曹魏势力中，曹真在贵霜国所做出的功绩相对比（P60-P68）。因此，尽管《魏书·倭人传》确实能够证明日本当时是存在文明的，但“作为都城的邪马台国，其实是不存在的。”（P68）
在关于邪马台的历史考究中，能够发现，冈田有关区域文明的联系实际是建立商贸、经济共通的前提下的。而关于史书记载历史的真实性，在他看来则受到当时建国形势（这里具体指晋朝）的绝对影响。可以看到，接下来关于日本建国前的亚洲区域形式，以及之后日本真正建国的时代，冈田英弘将这一认识贯彻始终。
《日本书纪》之前的亚洲区域历史
在针对邪马台国的考究后，冈田着手于“日本”这一概念产生前亚洲区域的整体状况。此部分为本书的第四、五、六章。如前所述，亚洲区域在公元二世纪，便由以汉朝为中心的贸易关系连接起来，而所谓的中原地带也并非指一个人种，指的是说用汉语说些的文化概念。（P77）邪马台国的出现，便是亚洲贸易繁荣的后果之一。在作者看来，以洛阳为中心开启的丝绸之路，经韩半岛走水路已可达到日本列岛。包括韩半岛，日本列岛实际上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P99）实际上，邪马台国的出现，并是不是在中国史书中的第一次，最早在《汉书·地理志》中便有倭人的记载。（P106）而邪马台国也不是第一次被中国史官利用，早在汉光武帝时期，因为国力的衰退，“汉委奴国”便被封为，保护华侨贸易的当地土著市场监管官。（P130）而通过《隋书》的考证，作者更是认为，直到隋朝以前，日本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王朝。（P95-97)
那么日本何以在公元七世纪得以诞生呢？作者认为，是发生于唐朝年间的几次战役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公元660年，唐朝联手新罗国灭掉了百济国。公元663年，倭军为援助百济而于白村江口被唐朝军队全歼。（P162）这样，日本与亚洲大陆的贸易连接便被阻断了。冈田认为，正是这样的前提条件下，迫使日本自力更生，建立日本国。自邪马台国出现在《三国志》以来，历经“八王之乱”、“五胡入华”的中华大地，尽管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实际上，亚洲大陆与日本列岛的联系却始终存在着，唯有当版图超过以往的唐帝独霸亚洲开始，日本作为“倭国”的贸易代理人身份才受到了真正的重创。
冈田在这里的论证是一以贯之的。因为在中国史书中出现具有统一特征的“倭国”通常都是在中原势力较为衰弱，而经济和政治势力无法涉及海外的时候中原王国由想象设立的远方贸易代理人。强大的唐朝的建立，显然打破了之前中原战乱割裂的形势，因而在冈田看来，此时已与唐朝陷入敌对状态的“倭国”，“必须重新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日本列岛的统一国家。”（P119）而《日本书纪》便是“新生的日本国需要以新的自我认同为基础的历史。”（P163）
日本史之创造
冈田在本书的剩余篇章中，给我们概括的描绘了《日本书纪》诞生的过程，分布在八章——十一章。按内容分为三个小部分，日本建国前各时期的“倭国”历史，《日本书纪》内容的真实来源，以及日本文字/文化的发展。作者认为，在日本正式被使用以前日本列岛历经的规模较大的王朝有三个，分别为河内、播磨、越前王朝。（P154-159）但此时的日本王朝的规模有限，小国林立，甚至“秦王国”这样的汉人族群亦生活在日本。（P161）
在白江村口之战役大败之后，公元681年，天武天皇召集皇族编纂《日本书纪》，39年后于公元720年最终完成。然而这本史书中的历史，却有很多想象和编造的事实，历代天皇的历史，实际是在由抚琴而至的“通灵状态”中，在歌曲中，被史官记录下来的。(P183)。而《日本书纪中》关于各代天皇的事迹，实际上都是由天武天皇本身的经历杜撰而成的。如神武天皇东征的故事来源是天武天皇的“壬申之乱”中的经历；（P165）仲哀和神功夫妻是齐明天皇的经历；（P179）日本武尊也是天武天皇；草薙剑的传说是天武天皇的佩剑等等。(P182)可以说，《日本书纪》中的故事按照冈田的说法，正是为了日本建国的需要而诞生的。
在第十二章中，冈田举例扼要的说明的日本语自7世纪日本建国来直至11世纪的发展成熟历史。
冈田英弘便是按照以上所说的顺序来阐明他关于日本史之诞生的看法的。除了上文说到的作者论证的主要部分外，为了使文章间的连接更为切合，书中还简略的提到韩国的历史，对比日本对神话的热爱，提到了“美国五月花号”的神话影响。以及穿插的一些历史的趣闻等等。可以说，作为通俗读物已足以上初学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了。
但同时，因为是通俗读物，所以书中的一些内容也不免武断与生硬。比如在P17页关于“王”字的起源，实际上现有的解释不下六七种，而作者为了自己论证的便利，强调商贸的重要性，而仅仅将“王”字解释为“往”的谐音（实际上正好犯了他所反对的历史学家的主观独断的影响）。又如在序章作者指明了他的史观中的第二点，即史书是文明宇宙观的表现，但遗憾的是，在正文的论证中，只在P99页中提到了一句，认为《日本书纪》将日本的历史定于公元前660年，是模仿了东汉学者郑玄的理论，是复合中华文明天命之循环的史观。而关于本书，可能最大的缺憾便在于作者过于主观的猜想。全书开始的立足点是陈寿的《三国志》。而三国志内容的真实与否却完全的取决于政治权势与陈寿趋炎附势的性格。短短几页，以陈寿家贫受到了司马家族的抬举，因而写出了政治意图强烈的史书，尽管说不无道理，但将如此宏大的一个论题建立在这样一个武断的推论之上，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士人向帝王的完全妥协乃是明朝之后的事（王铭铭：2010）。另一方面，冈田氏认为历史是由两大文明体系构成的，一是希罗多德开辟的目的史，二是中华文明的天命史。冈田特别反感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干涉作用，但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历史难道限于此两种，这是否又充满了意识形态特征？继而关于亚洲各区域间的沟通完全建立在经济行为的基础上，是否又是另一种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决定论呢？这些对于一个初读者本书的人来说，不能不算是令人遗憾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