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是一本探讨网络与社交媒体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影响的书籍。作者认为，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自由，但也带来了许多挑战和问题。通过深入分析网络的本质、社交媒体的运作原理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作者试图为我们提供一种更加全面的思考方式，让我们在这个数字时代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连接》读后感(一)
何塞·范·迪克的原著在2013年1月就出版了，中文版在2021年出版，2024年3月底读完，内心五味陈咋。何塞·范·迪克领衔的荷兰平台学派目前可谓是如日中天，核心文献在Google Scholar上的引用次数早已破万。这本书可谓是2018年Platform Society的前奏，让人不得不想起麦克卢汉那句“我们盯着后视镜看现在，倒退着走向未来”的名言。
本书分拆作为微系统的平台用六要素“技术”、“所有权”、“管理”、“商业模式”、“内容”和“用户/使用”为后续经验材料的分析框架难免落入俗套，其本质仍然没有跳出传统经济学乃至市场营销的理论范畴。也难免被部分新传教授评价不高，前两者倒是有着相应的理论价值，分析平台经济属性与公共属性的二重性讨论早已微露锋芒。
在Platform Society中何塞·范·迪克则直接亮出“平台化”和“平台基础设施化”、“基础设施的平台化”等重要理论观点，“数据化”、“商品化”和“选择性”等颇为惊艳的中层分析棱镜。如今细致品读便可发现，Platform Society站在更为高阶的层面去审视平台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这一观点思路到了第三本著作Platform and cultural production依然延续了下来，探讨平台与文化内容生产的批判力度更强，格局也愈发宏大，当然这背后也离不开平台经济深入发展的产业现实。
问题也同样显而易见，平台社会学派最初就没有将Netflix、Disney+等流媒体平台纳入分析范畴，原因在于Streaming Platform并不向第三方开放API。其实这也在所难免，在本书中的分析案例全部都凸显了用户极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而专业流媒体平台的用户更多是被动的观看，无法上传内容。
但无论如何，平台作为一种隐喻早已深入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未来也期待更多研究者基于平台类型学探索更多的奥秘。
《连接》读后感(二)
看了《交往在云端》《过滤气泡》《连接》，最大的感受是尽管内容分量很多，但框架都非常清楚。比如这本《连接》，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将连接媒体从技术文化和社会组织机构两个维度，技术、用户和使用等6个元素对5个社交媒体平台（作者更愿意说“连接媒体”）进行分析。
但，框架再怎么清楚，在相互联系的元素间想要专情于某一元素分析是很难的，所以通常在分析技术的时候，又会看到用户和内容的部分，有时候容易找不着北。不过作者的一个细心之处在于会在每一部分来一个引导式的收尾，帮助读者总结讲了什么，所以阅读体验还行。
通过对5个社交媒体平台的分析，可以看出社交媒体是如何在与用户、市场、技术的互动中定位自身、获取收益与实现目标。不同的定位导致了媒体在编码社交性上的差异，然而在作者看来尽管有差异，但不同媒体平台依然遵循会共同的前提，在兜兜转转的博弈之后，它们将受到那些掌握着连接生态环境主导权的Facebook、Google大型平台的意识形态规训，但这又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动态的形成过程。
本书常出现的两个重要概念有“连接性”、“连通性”。我觉得这两个概念作者并没有解释得很清楚，又或者是我理解能力有限。所以，我基于英文原文给出我自己的解释，而且我在将这种定义用于阅读时，发现这种解释能够让我自洽，故也给大家参考一下。
“连接性”是“connectivity”，其最多是“connect”+“ivity”，根据我的阅读经验，我会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种能力、性质，或者就是connect的名词形式，故我会将它视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只是单纯支持或拥护或增强某一种行为。
而“连通性”是“connectedness”，是“connected”+“ness”，该词可以理解为形容词的名词形式，指的是一种相通的状态，我会将它理解为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寻求身份认同和情感认同的概念。
这样一来，作者在描述社交媒体平台为了连接性放弃连通性这一说法，以及全文中涉及这两个概念时的内容也容易被理解了。
但也存在一个小bug，即在分析Flickr的时候，分析其“在连通性与连接性之间”的特征时，书中的观点是用户也在追求连接性，平台也在追求连接性，既然如此flickr有什么好摇摆的呢？不知道这是翻译问题还是我的书的问题。
也许在一些人眼里，这本书的写作算不上什么难度——不过是找到了一个框，然后找点材料填进去而已。然而，我觉得这依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毕竟在每一个元素分析时作者都能做到篇幅长，却从未忘记自己想要表达什么，从而不损害每一部分内容的完整度，22岁的我觉得它还是很难做到的。
此外，还有一个第152页的错别字——“维基百科最初想打造成为由专业人生供稿的百科全书平台”里面的“人生”应该是“人士”。不过也有可能是批次问题？对出版不是很了解，暂时存疑。
总的来说，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交媒体平台的框架，而同时我觉得将作者的方法应用于国内的社交媒体也是较为合适的，毕竟这本书里面较少谈到政策影响，而且转发、赞、收购这些技术、以及数据、隐私等议题也是我们经常接触到和关心的。作为社交媒体用户，阅读这本书，至少能知道一件事——“小丑竟是我自己”。
《连接》读后感(三)
一）整体思路与框架
第一章名为“连接文化里的工程社会性”，这一章进行了该领域的概述和主题介绍。在这一章中，作者介绍了她的关键概念:生态系统、连接性和社会性。借此，可以了解到社交平台的兴起、分类，以及社交互动的无常性。然后，范∙迪克接着介绍了她的理论框架，为本书奠定了基础。在“拆解平台，重组社会性”一章中，她解释了她为何选择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动力学的主要框架。在第二章中，范∙迪克的分析模型不仅解释了构成“连接性媒介生态系统”的多个要素，而且揭示了它们之间建立的微妙关系。这一章尤其有趣，因为它阐明了构成当代社会互动的技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着五个层次。这些层次是连接文化其余部分的核心，成为范∙迪克比较和对比所关注的五个社交平台的基础。
接下的五章深入分析了目前使用的主要社交平台 。通过关注脸书（ Facebook ）、推特（ Twitter ） 、雅虎网络相册（ Flickr ）、 优 兔（YouTube）和维基百科（Wikipedia），作者揭示了每一种社交媒体的功能细节，以及它们在更广泛的连接性媒体生态系统中的角色。每一章都遵循相同的结构：首先，介绍所提及的平台，描述平台的总体定义和用途。然后，对其技术文化要素进行探讨。更具体地说，是从用户、技术和内容三方面对每个平台进行分析。这种技术文化分析之后，是对塑造社交媒体的社会经济结构—所有权、治理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检验。最后的结论是需要对所讨论的平台进行重组，通过这种方式，平台的各部分可以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被重新考虑。最后一章将所有构成社交平台的元素再一次组合在一起，并讨论了维系连接性媒体生态系统的文化、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从而完成了本文的讨论。这也是书中批评得最深入的部分。
二）研究特点与视角
本书是首部关于社交媒体批判史的专著，研究社交媒体“连接”的本体论（关系、社会资源）与平台理论（技术文化、社会经济、社会重组），展示了对社交媒体、社会关系和盈利机制三者微妙关系的独到发现与见解。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生态系统法，其作为一种超前的框架，在微观上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理解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又采取政治经济学方法，并引入了宏观经济因素，将二者有效地融会贯通。沿用这种框架，作者选择了五个最常见的网络平台Facebook、Twitter、Flickr、YouTube和Wikipedia作为分析对象，在梳理平台的发展历程和特征的基础上详细讨论了其背后隐含的技术文化元素，从所有权、治理和商业模式三个维度，研究了形成社交媒体的社会经济结构。
三、思考总结
3月中旬的时候，看完了《连接：社交媒体批评史》，原本计划写一篇旁征博引的读书笔记，甚至查阅国内媒体批评相关论文选定某个社交媒体进行批判尝试。但是，当我真正看完时，却发现有些无功而返般的不得其所。 首先，原书付梓于2012年，其内容在当下媒介研究视域下似乎稍有过时。这主要表现在Flickr等图片分享平台的介绍上。据我个人经验，当下短视频与秀场直播的社交属性（或者“连接性”）研究似乎更具时代性价值。其次，《连接》一书读来稍有晦涩。一方面是大量从句和修饰语的使用，另一方面则是主语的省略，这可能是外文学术著作翻译恒常的一面，但是我水平有限，读起来很吃力。而且，书名《社交媒体批评史》翻来似乎并不妥当。卢卡奇借助韦伯的合理化观念和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这条道路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他们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深化为对整个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拒斥，批判传统开启了后世传播学许多重要的批判母题，比如文化工业、媒介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书则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范式对具体媒体进行批评反思，而“文化工业”和“媒介意识形态化”的内容与历史进程则并未体现。书中引以为傲的政治经济学解构范式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则表现得浅尝辄止，要么是开放性的，要么被浅显地回答了。例如，对隐私和特权问题的关注，似乎敢怒而不敢言。故而我更倾向于《连接的文化》这一版本的翻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社交媒体的发展历史，我在此后搭配阅读了另一本汤姆∙斯丹迪奇的《社交媒体简史：从莎草纸到互联网》，这本书则更像是“历史”，且读来门槛不高、妙趣横生，适合为“连接文化的批评”打下入门的基础。结合这两本书，我产生了少许思考，如下：
1、关于分享（或者说关于人或者历史是如何进化的）
对于人的研究和对于历史的研究似乎总是没有尽头的。而所有的问题大体都可以归类为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人是这样的，为什么历史是今天这样的。当然了有很多种解释，而我发现最有趣的在于，每个领域的研究者基本都认为该领域是导致历史前进或者历史定格的重要推手。比如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的自己选择可能是导致人类历史走到今天的关键因素；地理学家可能更倾向于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研究媒体的人则会认为基于分享的媒体的进步导致了整个历史的进步，不由得陷入到技术决定论的流派之中。当然每一种似乎都有道理，代表作《自私的基因》、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技术环境流派的著作。但是我依然认为，历史之所以成了今天的样子，没有一个固定单一的统治的因素，也就是所有的决定论我都不认同。历史是由一系列的偶然拼凑而成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重启这个星球，重新回到一千年前、两千年前或许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2、媒介之连接，不仅仅是关乎物性与人性，更关乎个体之间、群体之间，关乎内容与商品服务，也关乎社会权力与资本神话。
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交媒体”一词意味着各大平台以用户为中心，关注的是“参与”和“人类协作”。但是，本书作者范∙迪克更关心的是连接层次上的社交媒体，因为它涉及自动化系统工程和操纵之间的联结，追踪并编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确实也看到，媒介技术让相隔千里的人“在一起”，这种“在一起”是通过中介化媒介感受到与对方的社交热度和亲密度，通过传播媒介感知他人的存在，共同在场、注意力分配、信息理解、情感理解、情感相互依赖。
3、关于新媒体是否让我们沉迷，是否消解了我们过往的价值
每当出现一些新鲜事物就会有不少老派的人对此冷嘲热讽，体现在媒体领域也不例外。这甚至形成了一条鄙视链，看报纸的瞧不起听广播的，听广播的瞧不起看电视的，大家都瞧不起刷抖音的，似乎在我们这个时代，静下心来选择看报纸的就高人一筹，其实历史上报纸也是被人轻视的媒体之一，甚至到今天，同样作为文字工作者，记者的地位也远远要低于作家。即使作为记者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海明威，他的作品也不被主流文学界所认可。新闻作品的价值要远远低于文学作品，这个鄙视链条似乎还可以延长，看小说的瞧不起看报纸的。新媒体不是洪水猛兽，新媒体也不会消解掉我们的价值。我记得在新闻理论课上我曾经和老师探讨。长盛不衰的是内容，只要优质的内容存在，任何媒体都能展现出他的魅力，甚至新媒体的力量尤盛。我当时举得例子是，我们原来看红楼梦的书，报纸来了我们看连载，广播来了我们听说书，电视来了我们看电视剧，新媒体来了我们开始在网上就红楼梦分享不同的观点，媒体一直在变化，但是红楼梦长盛不衰。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用担心新媒体会消解我们过往的价值，现在特别爱吃甜品，爱喝果汁的年轻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来喝茶的。年轻人不爱听京剧太正常了，年轻人就不是一个听京剧的群体，但是年轻人也会变老，终于有一天他们也开始会欣赏咿咿呀呀的内容。由此产生的鄙视链更是滑稽可笑，难道不读报纸的都是愚蠢的人吗，互联网时代就没有智者乐吗？显然不能这样讲，媒体的演进是不能阻挡的，但是媒体承载的内容才是一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连接》读后感(四)
每一种技术刚刚出现甚至在出现之前往往就会有关于这种技术的各种讨论，包含积极开放憧憬未来的，也不乏悲观消极担忧连连的。但是无论如果我们都无法阻挡技术的发展车轮，不论是拥抱还是排斥，只要能够解决我们眼前的需求，那技术就有普及和发展的前途。社交媒体发展到今天，其覆盖广度之高，功能涉及范围之广，对生后的渗透率之高，估计是互联网刚出现时谁也无法预料的。就像作者所说的人类能够决定技术的开始但是却不能决定技术发展的终点。因为无法预测终点所以我们自然也不能简单的预料技术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但是又会有人说人们对技术的态度会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程度，以方便技术更好地向善而不是带来危害或是更多的问题。因此，对技术进行一定的认识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然人类的好奇心也不允许我们对新兴事物漠然置之。既然无法阻挡这样的认识和判断，那么我们又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技术呢？或者更具体一点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社交媒体呢？
社交媒体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为基础展开信息发布、交流、评论的平台，这是广义上对社交媒体的定义。但是互联网技术本身的连接性以及平台的利益趋向使得任何一种媒体都在往社交和连接的方向拓展。正如《连接：社交媒体批判史》中所提到的一样，平台、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社交需求等等这些都会驱使任何一种应用走向人与人相互连接的趋势。而信息时代，任何一种平台都具有信息流通的特征。因此，社交媒体的概念变得泛化。所以，在谈社交媒体时就有一个侧重点即社交属性，其一切其他的属性都是基于人与人相互连接和交往的基础之上展开的，这是社交媒体区别于其他平台的重要特点之一。
这本书中主要就是围绕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人际交往行为及其他现象而展开的。作者脱离了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这种两极化的视角深入到各种社交媒体的具体应用场景中去讨论社交媒体究竟给我们的社会交往带来哪些影响，从社会建构论和驯化理论的角度，到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观察社交媒体究竟是怎么进去我们生活、怎样发挥作用以及发挥怎样的作用等等问题。没有太多宏观抽象的理论，都是细微到与我们日常行为的具体实践，将社会、文化、心理、习俗等因素进行分析，试图打开我们对社交媒体的认识。
关于技术与社会的几种观点
关于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科学家以及各种企业家讨论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以后。迄今为止，也没有获得一个普遍认同的认知，但是随着各种创新涌现，技术革新加速，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必要。在长期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四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技术决定论、社会决定论、社会建构论和驯化理论，其中技术决定论内部又以技术给社会带来或消极或积极的观点产生分歧。
技术决定论主要是认为技术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在传播学研究中以媒介环境学派的一些学者为主提出了媒介偏向、媒介即讯息等理论，认为媒介技术本身会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社会交往产生各种影响。社会决定论是对技术决定论的一种反思，主要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认为人类社会的认知和行为会决定技术的使用，最终使技术发展顺着社会的演进和人类的期许迈进。而社会建构论是两者的中和，认为技术与社会文化因素是一种相互构建相互连接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决定另一方而是双方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些观点都存在将技术与社会二分的倾向，本身就存在一定的缺陷。而驯化理论则是关注技术普及化以后在日常生活的应用过程中，人类的各种文化和行为因素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们细微的日常生活行为能够赋予技术不同的意义。
正如书中所说“技术是以一种逐渐浮现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即使我们在的持续互动中，会产生哪些社会交往、社会形态和社会变化”。我们能够决定技术使用的开始，但是始终不能决定技术使用的终点，技术总是在与人们的互动中相互影响和发展的。
可供性的概念
关于技术的可供性，是近几年学界讨论比较多的话题，被认为是任何技术的关键钥匙。詹姆斯·吉布森认为，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会变化的，不论是对于人类还是动物来说，森林就是森林。不过，不同的物种能够观察周围的环境，再根据自身的而需要，感知到环境提供给自己的功能，也是就“可供性”。可供性的最初提出是一个生态心理学的概念，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能够促进人类某些社会活动也能够限制人的社会活动，而从物种的角度来说并不是环境提供的所有东西都能够被有效利用的，这依赖于物种对环境提供的条件的感知和对自身需求的定位。可供性的概念应用到技术领域，就打破了单一的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认为技术能够提供给我们客观环境，但是却不能决定结果。人对技术的评价和对人类社会的预期才是最终的结果。
可供性似乎给了人们讨论技术的一种视角和解决方式，更加适合我们去讨论社会文化环境、人的心理因素以及媒介技术特性等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供性存在与环境和生物的关系中，并且具有互补性，也即这个概念不能独立于其中任何一方而存在。因此，可供性需要在不同的关系和语境中进行讨论，每一种具体生物都能够发展从自身的需求和理解发展出具有特殊性的可供性，人能够对社会环境进行有选择和创造性的应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传播学中关于可供性的理论更加关注三个维度，分别是高阶可供性与低阶可供性、想象可供性和通俗可供性。高低阶的可供性更加关注技术和平台所建构的传播渠道和环境。社会和技术能够提供的可感知的社会线索能够影响人们的社会实践。社交媒体的平台结构、交互界面和技术特点能够影响到创造某种价值，尽可能在制造和满足用户需求的过程中服务于其本身的商业利益，例如社交媒体中的关于受众形象的自动化建构和相互之间的可见能够促进用户对自身形象的维护。
想象可供性则是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去探讨用户对媒介的期待可能会塑造他们与媒介的互动行为与方式，因此可供性还应该考虑用户的参与和感知程度。在社交媒体中，可供性的隐蔽性使得用户难以察觉平台的特征。对算法有不同认识的人能够通过更加有目的性的利用算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像社交媒体中受众能够通过表情包等方式对面对面的交流进行弥补，以建构更加广阔的意义空间，明星的粉丝会通过复制词条刷榜等方式来提升明星的曝光度。本质上这些行为都是用户对技术可供性的一些利用方式。
通俗可供性则更加关注用户视角，用户是根据自身对媒介的理解来实现对媒介的使用，因此针对不同的受众，媒介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功能。有些人将社交媒体当作学习和提升自己的工具，而有些人能够利用拓展自己的社交范围，还有人能够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咨询，开阔视野。这种视角需要我们从更加微观和针对性的角度去看待可供性的概念。
我国学者张治安还提出了研究可供性的几种可行路径，分别是：拓展“用户”的定义、注意用户界面的连接性、注意平台界面的适应性、注意行动者对技术的供给。值得注意的是要注意行动者对技术的供给，突破了传统上我们技术供给人类的单向视角，主义到用户和技术之间相互供给的复杂关系。
中介化的交往方式和面对面社交
作者打破了人们站在面对面交往基础上看待中介化交往的观念，不认为中中介化的交往一定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人际关系的疏远以及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欺骗的增加，而是认为中介化的交往不仅不一定会导致上述行为的产生，而且能够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中介化交流应该被是为一种新颖、兼容的混合交往方式，而不仅仅是具身交流的缩减版本”。我们不能以面对面的交流作为一种标准化的参考形式去看待中介化的交往，忽视中介化交往为社交创造出的新的可能。
中介化的交往拓展了人们交往的范围，实现了时间对空间的压缩，但是却导致线索的缺失。这种线索的缺失一方面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难度，使双方之间的同一性减少，也为欺骗和谎言创造了可操纵的余地。但是人们在中介化的交往中能够创造性的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甚至通过点赞等其他行为来实现交流。针对个人形象而言，互联网的虚拟性能够使人们突破现实的束缚和形象，通过兴趣、观点以及立场等元素的展现构建更加符合那个“内在”自己的更加真实的形象，基于此建立的交往也有可能对双方来说使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甚至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交往要比现实的交往更加真实，人们能够跳过那些礼貌性的过程直接去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等等。因此我们应该看到中介化交往的线索缺失实际上提供给我们交往的更多可能和创造空间，欺骗谎言和真诚信任都有可能在这个空间中实现。
关于隐私的相对性问题
作者认为隐私是一个相对性的问题，针对不同的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隐私并不等同于保密，它与控制信息的使用权，以及信息共享的语境的完整性有关”。在日常生活中，关系亲密的人之间关于自身信息的流动我们常常不会将其想做是隐私问题，但是针对关系比较疏远的人来说，这样的信息泄露就涉及到隐私的问题。然而互联网的连接性、可复制性和互动性打破了这样的界限，使得复制和传播变得更加容易，于是便引发了隐私的思考和担忧。互联网让传播更加不可控，我们在自我暴露和信息传播过程中无法预测看到这条信息的受众是谁，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自我暴露。
另一方面，其可搜索性也使得信息能够脱离具体的时空语境产生影响，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明星的“黑历史”，其实如果放到具体的语境中，那些行为便是正常的社会活动，但是由于时空的线性特征的打破使得我们能够站在当下的环境脱离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看待这些行为，加重了人们对隐私问题的担忧。在当下的舆论场中经常会有人断章取义将经过裁剪的“聊天记录”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行为使将交流抽离了具体的语境。这些行为更加加剧了人们对信息传播的不可控。
因此，关于隐私的问题似乎在当下的传播环境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甚至始终都不会有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因为社交的互联性让信息的传播更加不可控，让受众不可控。隐私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对性又使其无法使用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维护。
无论如何，只要人与人交往和连接的需求不变，社交媒体就会在技术和人的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和进化，作为一种重要交往方式，中介化交往超越具身的交往提供给我们的无限可能性空间和相关伦理问题将成为人们持续探索的领域。最后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数字媒体既没有拯救我们，也没有毁掉我们，更不是在重塑我们。不过，他们正在以不胜枚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与他人的连接方式。”我们无需持一种悲观主义的角度去排斥媒介技术的中介化作用，也不应该盲目乐观的期待某一种媒介技术的发展能够产生完全超越现实的理想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