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之轻》读后感精选

《存在之轻》是一部思想性极强的小说，通过描述主人公梅尔库尔的一系列经历，探讨了存在主义哲学中的重要议题，如人的自由、责任和孤独等。小说中的角色和情节充满了深刻的内涵，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和探索。

存在之轻读后感(一)

湖南科技的这一系列书里边，除了《时间简史》和《果壳中的宇宙》看的人稍微多一些，其他的基本没有人看。我不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去读书的。那些萨特与波伏娃们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去选择这一类图书，他们今天知道亚里士多德有很多谬误，但是他们永远没有资格去评论亚里士多德。他们，无论信仰的是哪一类神仙，最后看到的都是将人类自身当做了神仙。

自然科学却不一样，他真正信仰着那超越人类所可以想象的真理。记得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学过了光线沿直线传播，然而到了今天，无论我所认识的学生也好，老师也好，甚至是一些学者都不会问，光线为什么沿直线传播。为我揭开了一些迷雾的正是一本类似的科普书。确切的讲，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科技都源自于这一类最基本的问题。

存在之轻，同样为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物体有质量。爱因斯坦向我们揭示了质量与能量之间可以转换，但这样一来，什么又是质量呢？

如果大家读过高中，应该会知道牛顿的定理。那就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而不是向上飞呢？

延伸一下，万有引力的公式距离越小引力越大，为什么没大到无穷大呢？自然科学的真理与波伏娃，萨特们的真理不同，需要你去问，去解答！

存在之轻读后感(二)

在这本精彩的科普书中，量子场论的顶级专家维尔切克穿针引线地把基础物理相关理论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曾经看过一个维尔切克在其母校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演讲QCD的视频，视频中维尔切克咬字之清晰，还有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让我见识了这个头发稀疏的意大利裔物理学家的魅力。作为同出于David Jonathan Gross的得意门生，他和要算作其师弟的爱德华·威腾可能是当今世界基础物理尤其是量子场论方面最有发言权的两大权威，鉴于超弦和大统一理论还流于数学形式缺乏物理实证方面的公信力，作为切切实实的科学理论的QCD奠基人之一的维尔切克在这方面的观点就更值得关注了，因为他的观点可能更接近物理实相。

维尔切克承认他是场论的支持者，他基本上认为质子、中子的质量来源于无质量的夸克及胶子的SU(3)色场的强耦合能量交换过程。

维尔切克不但是发现渐进自由并建模QCD理论的职业理论物理学家，他在物理学史方面也无所不知，比如在喷注的研究和强力的探索方面，盖尔曼和费恩曼各执一端，盖尔曼说强子是由夸克构成的，费恩曼则认为不全是那样，开玩笑说强子是由部分子构成的，观点相左的结果导致盖尔曼甚至很粗鲁地称费恩曼为Dick Feynman（即小丑费恩曼），维尔切克说他们都有对的地方，盖尔曼找到了描述强力的SU(3)李群，并把SU(3)标准表示的三个权向量称为夸克，但强子中不只有夸克，还有胶子，费恩曼和盖尔曼的水火不容的看法在QCD中得到和衷共济的调和。

存在之轻读后感(三)

其一就是物理基础，我很想学习一下物理学。

其二，弗兰克在第一章种提到，中世纪，在伽利略所在的时代，哲学和神学教授曾给予繁琐的形而上学论述过实在的性质、宇宙的结构和这个世界的运行模式。我倒想读一读这些人是如何争辩针尖上可以站多少个天使的。

其三，谈到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了断头台。拉格朗日说：“他们只用了一会儿便切断了他的头，但法国在一百年中可能都不会再产生另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了。”在送拉瓦锡上断头台的人中出了一份猛力的是马拉，马拉对拉瓦锡的仇恨来自他的一片关于燃烧的论文被拉瓦锡很不屑地指出了错误。

第三章提到一个有趣的“欧姆三定律”。给新兵培训，提出三定律：V=IR，第一定律。I=V／R，第二定律。R=I／V，第三定律。有趣的是隐含的心理学。

第四章中提到，句子不能冗长，否则考试作文会得低分，这是弗兰克老师的谆谆教导——TOEFL，GRE的注意了。

第六章提到，海因里希·赫兹曾这么评述麦克斯韦方程组：“人们不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些数学公式具有独立的存在性和自身的智能，它们比我们更聪明，甚至比它们的发现者更聪明，我们从中得到的要比原先投入的多”。这番话的含义是，研究者从一种分析研究中得出一个方程，可是这个方程很可能蕴含着更多的东西，超出了发现者所意识到的东西。比如爱因斯坦E=mc2，看上去是表示质量所含的能量。但是这方程也蕴含着能量使得质量得以存在，m=E／c2，也就是作者后来所解释的普通质量，比如质子质量的来源，是从无质量的能量导致了质量的存在。并认为这解释了95%的质量的来源。现代物理超越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只能让方程引领我们前行。

第八章弗兰克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在黑暗中探寻感觉得到却说不出的真理的岁月里，渴望越来越强，信心时有时无，心情焦虑不安，最后，终于越过迷雾看到光明。这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明白。”我现在写这论文，就是时时感觉到那最终的答案，但处处遇到问题，感觉得到就信心爆棚，欢欣鼓舞，遇到问题又信心顿失，沮丧痛苦。但愿有那么一天，穿越迷雾看到光明。

第八章提到奥古斯丁的一段，手他提出过一个问题：“在创造世界之前，上帝在做什么？”他自己给了两个答案：其一，在给问这个问题的人准备地狱。其二，没有“创造世界之前”，这个问题没有意义。这个问题的科学版本是：“在大爆炸之前是什么情况？”答案可能也是，大爆炸之前没有时间存在，所以不存在“之前”，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就像在问“鸽子的叫声是什么颜色？”

第十六章谈到，假设你在仙女座有一个笔友，你怎么介绍你自己呢？怎么说你有多高，多重和年龄？你得找到一种对方也知道的度量标准。即普朗克长度、质量和时间常数。

第十七章提到，每秒钟大约有50万亿个中微子穿过人的身体，但我们感觉不到。

第二十一章谈到，1919年太阳引力效应的观测证实了爱因斯坦关于太阳造成光线弯曲的预言。有记者问爱因斯坦，如果结果不是这样，那会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回答：只能说上帝可能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对于某些自己的想法有着深刻的坚信，然后事实表示大脑根本不可信。但是，对于方程，对于数学公式，却能有着爱因斯坦这种对决上帝的自信。

存在之轻读后感(四)

奥古斯丁曾谈及有些人的一个疑问：在造世界之前上帝在做什么？他给出的一个回答是：在给问这个愚蠢问题的人造地狱。这个回答看上去很机智，但是这种机智却带有一种破坏性，是反价值的。它并没有在探索“真相”，而是在打击问问题的人，是试图对一些人施加一种影响力，来操纵这些人的行为。你或许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作用，涉及的不是真或美，而是属于“善”的范畴，或说是属于道德范畴。那么，打击这些人是在行善吗？奥古斯丁弄错了善恶标准，他根据自己的善的原则做的事做恶并不意外。

帕菲特在《理与人》中曾自我怀疑说，自己反驳了前人几个世纪研究的理论，是否太过自大了呢？我也经常对于自己批评各路学术名人、以为自己解决了道德的根基（与自由意志等问题）这种千年来哲学上的争论感到不安。尽管我也有爱因斯坦那样一种对自己思想正确性的“一种奇怪的相信”，但是有时候我照镜子，看着里面是一个相当陌生的人，又找一张纸写下自己的名字，发现又没有在别处见到过，让我难以相信会是这个人解决了这些难题。

然而，尽管每当看到有人对我所写不屑一顾我就感到很宽慰，但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不自信是非常不合适的——不是像叔本华或许是康德所说那样，自我怀疑或退缩也会伤害那些与其一起成长的人，而是说，我的见过面或未见过面的朋友，这些拥有一流的头脑与智慧的人对我的论证表示了肯定。我虽然不相信我自己，但是我决不应该以我自己浅薄的智力去怀疑她们英明的判断。怀疑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无疑是有眼无珠，是对这些远胜过我的朋友们的智力的贬低，我绝不能也不该这么做。

有了这些考虑，我也就可以鼓起勇气继续自己引发批评的批评。奥古斯丁此处展示的这种机智，有点像平时人们所说的就怕流氓有文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日常所说的“机智”，或聪明，或高智商，或理性，或智慧，或本事，或其他什么名称，实际上有许多种，或许会让一个人显得很有能力，比如像希特勒那样有煽动力，能把事业搞得很大，但是却是用来做恶。这就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对“理性”的误解，以为是一种冷静思考的能力，但是却没有区分思考的“角色”。一个人思考如何抢银行不被抓也是理性的运用，显然是把理性当作是实现某个目的的手段，更为合理的称呼是“工具理性”，与之对应，还有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抽象理性或康德所说的纯粹理性。

斯宾诺莎曾提到“完善的知识”，可以对应纯粹理性；以抢银行为例，为何“理性”的沉思，不包括思考抢银行这种行为本身是否可取？结果就是理性必然会引发一种全面的苏格拉底所谓的examine“检视”，那么进行这样思考的人也就是康德所谓的完备理性者；导致的结果就是，“工具理性”不存在了，休谟口中服务于激情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不再被激情所奴役，至少不再盲目地被激情所奴役，至少能够像奥维德笔下的人物那样，知道自己屈从了自己的欲望。你的欲望不是你选择与决定的，所以从逻辑上不能看作是你的真正的意志。侯世达在《我是个怪圈》中始终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完全弄错了自由意志相关的问题。

我们对世界与自身的认知是一个从无到有、积少成多的过程。虽然说，对于世界与人类，历史上从不缺少解释。神学、玄学，许多理论曾经大行其道，编造了许多符合人的直觉的故事，但是经不起逻辑推敲。所以博伊尔说，宗教的起源是理性的松懈。这个说法容易引起误解，让人以为人类一开始是很有理性的，其实不然。人类生来只有一个我称之为“原生智能”的头脑，用于处理日常生存与繁衍事务，只有一种吉仁泽所谓的“生态理性”，并非逻辑理性。正如心理学反复展示的，原生智能在处理逻辑问题上甚至不是相当吃力的问题，常常错误百出。

如维尔切克在《存在之轻》中所说，我们走路、跳跃，并不需要预先理解运动物理学。吉仁泽在the Gut Feelings中提到一个例子，说我们在接空中飞来之物时，并不计算它的抛物线、飞行速度之类；可以想到，如果真需要这些动力学计算，狗一定会非常难过，再也不能接飞盘了。这不过是因为进化压力下的策略寻求多快好省，能用就行，至于背后什么原理，只有拥有相当智力的人，还得在足够好奇与探索之心的推动之下，才能去慢慢一点点发现。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拥有这样一种能力。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你、我是一只猫、一条狗，对世界的兴趣就少很多，所知也非常有限。如果是一块石头，那么就彻底是黑暗的，对什么都一无所知、无所感，也不可能“知”与“感”。没有内在之光去照亮，没有心灵之眼去观看。尽管说有了知与感，有些人感到生命有一种不能承受之轻，就像昆德拉，也有人感受到其中某种令人陶醉的东西，比如维尔切克。维尔切克说，只要你理解得足够多，这种轻并非不能变得可以承受。显然，一个物理学家确实比一个作家对存在的“真相”知道得更多。

原生智能只是关注日常生活，关心如何从中增进进化相关的利。用这样一种智能难以得到“真”，所以维尔切克说，我们必须超越这种原始智能，更换一种新的思维。他解释说，比如我们的眼睛不是设计来观察微观对象或事件。甚至，我们也无法去还原微观或宏观世界本来的样子，而只能用我们日常感官所见所听来类比、比喻超出我们经验范围之外的自然现象。不管怎样，我们都有了一种机会逃离进化的设定，摆脱猫狗一样的命运，重塑我们自身。

或许并非巧合，这个世界也是可以认知的。如维尔切克所说，自然界表现出秩序。 这容易让人想到毕达哥拉斯所说的“万物皆数”，不妨理解为自然可以用数字公式表达出来。尽管其中存在一些确定的不确定性，尽管这些不确定性由于不符合人的原生直觉而引发人类的不适，就像无理数导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痛苦，因此把坚持无理数存在的希伯斯给淹死了；同样你也可以发现现代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也引发了许多人的恐慌。这些都是非理性、无知带来的人祸。

拉瓦锡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砍了头。不是因为拉瓦锡或其他人在探索“真”的问题上导致了这种结果。最主要的原因大概只是因为他得罪了革命领袖马拉。从科学上不会得出砍人头的结论；科学本身没有价值判断，不指引人的行为。你或许记得，M. Nussbaum所说人类的多数灾难来自人类自身的恶行，而背后的驱动力显然来自进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以为神造人赋予人的本性为善，可惜人性是进行不择手段的进化竞争。拉格朗日悲哀地说：他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切断了他的头，但法国在一个世纪里都很难再出现像他这般杰出的人物。

就像历史上流行一时的宗教，稍微有点智力就不难看出其支柱是利益，而不是真理或说求真。真正的求真，科学，在不断驱散宗教撒下的迷雾。虽然说，牛顿从不怀疑上帝之存在。虽然说，他认为自己只是寻找上帝支配宇宙的方式。实际情况是，他只是找到了一些物理定律。睿智的奥卡姆看到了其中的逻辑问题，他指出，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然后，自然而言，被肖恩·卡罗尔称比牛顿更理解牛顿物理学的拉普拉斯在回答拿破仑时才会说，在这个理论中不需要上帝。引入上帝就是引入某种玄学：上帝创造了这些物理定律。之所以说玄，是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纯粹信口开河。

我们也可以引入牛顿自己的说法。他没有注意或者说没有反思他的理论也不需要上帝，或许有这样或那样非物理学的原因。但是，他在反思引力时说过，物体之间通过虚空进行作用，这让人感觉荒谬。但是，他只寻求根据，而“不杜撰假说”——所谓假说，就是脱离任何证据的臆想，牛顿的表述是“凡不是从现象中导出的任何说法都可以称之为假说”。从他自己的这种思路进行延伸，显然“上帝”就是一个假说。不妨引用帕斯卡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只是出于获利的考虑才决定信任上帝，显然这是理性的松懈。

知识即善，如苏格拉底所说，虽然柏林错误地怀疑这个看法是有误的。知识本身能够克服我们自身被进化塑造的竞争之本性、求利之驱力。如果有价值，理性或说完备的知识必然引导我们寻求价值，而不管我们的进化来的“本能”是否愿意，也能让我们从无知变有知。这种过程就像科学的研究过程。维尔切克说，现代物理学中很多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不得不被方程生拉硬拽带到它想去的地方。海因里希·赫兹评价麦克斯韦方程：人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些数学公式具有独立存在性和自身的智能，它们比我们更聪明，甚至比它的发现者更聪明，我们从中得到的要比原先投入的更多。所以你就能理解，卡罗尔·肖恩说拉普拉斯比牛顿更懂他的理论。

洛克曾说，在写东西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最终会得到什么结论，只是跟随逻辑一路走下去。或许可以说，只有跟随逻辑的理性才是理性，其他都是非理性。波普尔称之为理性的正直，他说一个正直的理性主义者，永远去认同更为完善的论证，接受这种论证的结果，无论这个论证、结论来自于谁，哪怕是自己的对手、敌人。人的本能是与别人进行利益竞争，都尽可能地剥削别人与防止别人剥削，你或许会记起王小波所说的人想“统治”别人。所以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康德给人的道德规定就在“杀手问题”中遭遇了困难。但这实际上只是康德理论上存在一个缺陷所致。

虽然说考虑这些貌似“深奥”的所谓“哲学”问题常常相当艰难，尤其是对我这种智力有所欠缺的人来说，不过也不是在其中没有快乐。爱因斯坦在谈及自己的研究时说，有时候长久思考一个问题，“信心时来时去，心情焦虑不安，最后终于穿越迷雾看到光明”——我对前半句感同身受，对于见到光明少有体会。不止一次，我感觉自己想到了问题的答案，啊哈！了好几次，觉得自己解决了问题。但是又发现不是。这大概就是希斯赞特米哈伊在《创造力》里所说，即使是艺术家，也不是所有的灵感都经得起时候的推敲，大部分灵感都是垃圾。我曾提及，卢梭称自己在树林里待了七日悟出全体意志的方案，而普特南想了一年悟出了缸脑问题，然而这两个灵感都有问题。

不过，你或许会指出，真正的原因是我搞错了，做法不对，不该啊哈！，应该喊尤里卡！就像赌圣不是赌圣，而是赌呜呜呜圣。你或许记得，布鲁斯·坎贝尔在《魔界英豪》中在墓地忘了智者教给他的咒语（就是《停球停转之日》中那句Klaatu Barada Nikto；智者让他多背几遍他还不耐烦），想随便念两句蒙混过关，结果闯下大祸，招来了一大堆妖魔鬼怪。冬天已至，此刻窗外照在树叶上的阳光已经偏金色，给我一种短暂的不真实的感觉，有了片刻的忘记自己、忘记自己所在现实的欢欣。答案也只有一个。只有美，才能医治我长久的抑郁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