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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石诠唐读后感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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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石诠唐读后感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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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石诠唐》通过对唐代诗人贞石的生平和诗歌进行深入解读,揭示了其内心世界和创作风格。文章从贞石的家庭背景、感情经历、文学成就等方面展开,分析了其诗歌中的情感表达和艺术特色。通过对贞石诗歌的品评,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唐代文学的魅力和独特之处。

《贞石诠唐》读后感(篇一)

石刻之學,昉自北宋歐陽修,積平生所得金石逾千品,所撰《集古錄跋尾》屢言石刻可見古今政事之興衰,可知歷代文章之演變,可觀漢晉以來書跡之風韻,可為考訂文史典籍之佐證,鴻論博稽,誠為有識。繼起者趙明誠所得更倍之,所述尤重金石考史一途,為學亦更為細密。歐之所見,今知其目者約存十之七八,趙之所見,則《金石錄》前十卷記載全備,二家所見而存於今者,約僅十之二三。至南宋而為顯學,若《通志·金石略》、《隸釋》、《寶刻叢編》、《寶刻類編》、《輿地紀勝》諸書記錄漢唐石刻,較歐、趙又復倍之,存於今者亦寥寥。亡失之多,學者每為浩歎。多年前因輯補唐文,同時作《唐文待訪目》,逐一記錄宋人所見而今不存者,凡數千篇,記錄雖詳略不同,足資考證者實多,正不必因原石不存而輕棄也。

所幸貞石不朽,幽邃難掩,百年滄桑,刊佈尤富。自清中葉以降,尤以王昶、陸增祥、端方、羅振玉、張鈁、李根源等前輩積累自富,刊世亦亟,遂使貞瑉秘拓,化身千百,得為一般學子所知,彌可珍貴。近三十年則因科學考古,規模基建,以及民間私掘等故,僅墓誌一項刊佈即逾八千方之多。雖其間多干犯國禁,破毀舊藏,天人共怒,學者不齒,守護文化,打擊犯罪,是有司之責,亦全社會當關注者。唯收拾零殘,存留記錄,則有識者之努力又何可輕忽。不幸之幸,今可見之唐石居然數倍於歐趙之所得,其於唐一代文史研究之意義,實在是極其巨大。前輩嘗言,唐以前文獻太少,學術之糾紛終難得定讞;唐以後文獻太多,學者以一生之力難以通治一代,唯唐代不多不少,為治學之最佳試驗田。此不多不少之文獻,百年來更得敦煌文書、域外典籍、釋道二藏以及石刻文獻無數新見資料之滋潤,所取得之成就,正所謂日新而月異,有天地翻覆之氣象。專治唐一代之學者如陳寅恪、岑仲勉、嚴耕望、黃永年、張廣達、傅璿琮、陶敏等成就卓著,皆憑藉對存世典籍、新見文獻之全面掌握與參互發明。廁身於此一時代而專治有唐如我,慶慰何如!

早年讀岑仲勉先生《元和姓纂四校記》、《唐史餘瀋》、《唐人行第錄》諸書,深佩其廣引石刻以糾訂遺史闕文,搜羅既博,考訂尤密,私心頗嚮往之。至1985年見文物出版社影印張鈁舊藏《千唐志齋藏誌》,亟購一冊,且即據以訂正《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之失,為我治唐石刻之起步。匆匆不覺已近三十年,所撰長短文字約得數十篇,或據以考史,或藉以補詩,考人物得前所未知,稽典籍亦收穫頗豐。時風所及,不甘寂寞,偶或論及政事得失,閨帷隱情,世家譜系,名人軼事,幸亦能發明一二。其他論述偶或引及者,尚不在此數。

適陳引馳教授主系政,有《復旦中文學術叢刊》之規劃,知我流連唐石刻多年,乃囑編次。遂清點舊文,粗成此編,略作銓次,分為五列。其一通述石刻文獻之研究意義,其二據石刻考訂文史而能淹貫一代者,其三以個案研究為主,其四為書序書評及綜述,末以長沙窯瓷器題詩二篇附錄。短札而不能輕棄者,亦總題《貞石偶得》附入。所收諸文,均存發表時舊貌,其有誤失須訂正、新石可補充、重見宜刪削、議論欠周允處,為精力所限,不能一一是正,幸祈讀者諒之。責編宋文濤多有匡正,老友徐俊惠賜題簽,心存感銘,謹致謝忱。

甲午仲秋,陳尚君謹述

《贞石诠唐》读后感(篇二)

翻过。四星半。

毫无疑问是当今治发现之学最厉害的学者。

全书分四部分,内容简介已备见自序。严格来说,陈先生所治乃是“唐代墓志石刻文献学”。这样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时段,为唐,上不涉汉魏六朝,下不及宋元明清;二是类型,即墓志,不论造像、石经,甚至连神道碑也很少提及;三是文献学,关注点全在石刻文本,不谈石刻的形制、花纹,也不涉小学、书法;具体到文本上,又重点关注校录,以之辑佚、考证,对传统的碑版义例所谈也甚少。总之,是专之又专的石刻学。

而其蕲向所在,尤在岑仲勉。此意《自序》已明言,不仅观念、立场、方法与之一脉相承,甚至书名都可以看出模仿是岑氏的《贞石证史》,真可谓是心摹手追了。此意陈先生且曾屡屡言之,《唐史双子星中稍显晦黯的那一颗》(2016年11月18日《文汇学人》)所述尤详,正可与此相参。

就全书所收文章来说,《石刻文献述要》《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三篇可作入门读物。书评诸篇也可以了解新的动态。评户崎哲彦桂林石刻研究体例一段所言甚善:“各处石刻之首,一般先叙位置,即其今之地址,次述沿革,即唐以后的有关记录,再叙石刻,即该处所存历代石刻的总况。其次则分别对每一例唐代石刻详加考查研究。存世石刻一般分为(该款石刻的古今记录、录文和研究目录)、现状(今存石刻面貌、照片及录文)、校勘(根据现状及各种前人录文详尽校勘文本)、复原(根据校勘成果重新校录文本,力求恢复石刻的完整面貌)、解读(标点石刻文本)、考察(有关该石刻的详尽研究)等各部分。本书的这一体例,既按照《金石萃编》以后时刻研究注意汇总前代研究的传统,也依循日本书志学研究中特别关注文本现状描述记录的做法,更强调近现代金石学专题考释研究中充分展开、穷尽探讨的求深求细的追求,是较完备精密的体例。”(423—424)陈先生在讲座里说:“一路学问有一路学问的玩法,一路学问也有一路学问的艰难。”于斯最可见之。

比较有触动的是《郑虔墓志考释》《殷亮墓志考镜》两篇,前者曾有两篇文章作基础,后者则也涉及一些熟悉的人物,在了解到郑虔也曾中进士,知道他在安史之乱中曾也“初胁受兵部郎中,次国子司业”之后,读杜甫那首“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总会多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这种以贞石、正史与诗相互证发之处,比较精彩。

但其他不少文章其实没法读。以《唐代翰林学士文献拾零》最典型。我看陈先生的讲座里面说:“如果有人跟我说,把我的书全读过了,我是不相信的,因为我的很多书是工具书。”这类就是工具书式的文章。另有一些近于类书文章,往往是分出板块,依次介绍。还有一些文章则属于札记结撰,也不像是论文。给我的感觉是一种跑马圈地式的精耕细作,或者说精耕细作式的跑地圈地。宽大广博自远过前人,精能刻深则有所未逮,特别是跟顾炎武、钱大昕等人的金石跋尾比起来,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以石刻论唐代文体变化,将墓志分为五体,然后观察其间骈散变化,最后认为“以往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唐古文运动的提出,是反对骈文,倡导散行的古文。以上分析证明,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相。韩柳开始占文写作时,骈文的影响已大大消退,散行的古文在文章气格上来说还稍弱,韩柳提出复古的口号,以儒家道统和秦汉文章来振拔文格士风,其意义在此。”(第18页)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结论,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至少论证过程是不充分的。此外,与晚清民国人的热衷访碑相比,陈先生似乎基本不太关心原石的存佚情况,不太强调目验,把传统的讲收藏、求访的金石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书斋学问。这一点似乎也是受到岑仲勉的影响。

关于石刻研究的未来,陈先生做了不少展望。譬如说本书中就提到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利用的石刻止于八十年代,《宗室世系表》则至今未有人笺证,言下之意,至少是觉得这是一个可以从事的课题。恰好前数日翻检赵超先生的随笔集,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前两年,我的小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出版以后,呈送一册给杨泓先生。先生对我说:“今后再也没有人做这种学问了。”诚哉斯言。当前时世,走前儒考证之路恐怕是难以立身了。

相对于陈先生的乐观自信,我反倒是更有感于后者的话。也许以后还会有人做,但不知道又是多少年以后了。

《贞石诠唐》读后感(篇三)

《贞石诠唐》(2016)系陈尚君先生新近结集出版的学术著作,开卷后的感觉,是与《敬畏传统》(2011)之编年纪事、《转益多师》(2015)之随笔怀人者义例稍别,而与《陈尚君自选集》(200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2008)等气息相通。书中所见论丛,篇末皆详出处,或征外域之薮,亦汇未刊之什,赖此新帙,布在学林。为便检索之需,谨录题序如下——

1、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研究页1-25

(2002年12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学会演讲。刊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主编《六朝隋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2004年。佐藤浩一日译本收入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28期,2002年)

2、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史研究页26-37

(2002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唐史研究新概念学术会议论文。收入《敬畏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3、石刻所见玄宗朝的政治与文学页38-58

(2003年2月在日本九州大学中国学会演讲。刊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32号,2003年。收入《朱东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4、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页59-89

(本文为2003年2月应川合康三教授之邀请,在京都大学文学部所作之学术报告。曾得到绿川英树先生和蒋维崧先生校订指正。附表中曾入了其后三年发现的新资料,正文则未作大的改动。刊《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

5、唐代翰林学士文献拾零页90-137

(收入《傅璇琮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中华书局,2012年)

6、石刻所见唐人著述辑考页138-156

(《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

7、《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订补二则页157-168

(《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

8、贞石证五代史页169-185

(《海上论丛》第3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9、陈寅恪先生唐史研究中的石刻文献利用页186-192

(《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0、跋王之涣祖父王德表、妻李氏墓志页193-199

(《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

11、新出高慈夫妇墓志与唐女书家房嶙妻高氏之家世页200-206

(《碑林集刊》第十七辑,2012年)

12、《郑虔墓志》考释页207-232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殷亮墓志》考镜页233-258

(2014年4月台湾东吴大学举办第三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

14、杜佑以妾为妻之真相页259-270

(《文史》第100期,中华书局,2012年)

15、《本事诗》作者孟启家世生平考页271-285

(《新国学》第六卷,巴蜀书社,2006年)

16、《才调集》编选者韦縠家世考页286-291

(收入《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

17、石刻所见唐代诗人资料零札页292-307

(《唐代文学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18、贞石偶得页308-326

①法宣其人页308-309

(《唐才子传校笺补正》,中华书局,1995年)

②《陆让碑》撰人页309-310

(《中华文史论丛》第八十九辑,2008年)

③唐诗人二李昂页310-312

(《唐才子传校笺补正》,中华书局,1995年)

④韦应物一家墓志的学术价值页312-313

(《文汇报》2007年11月4日)

⑤《安禄山事迹》的成书年代页314-315

(《中华文史论丛》第九十辑,2008年)

⑥郑嵎家世页315

(《唐才子传校笺补正》,中华书局,1995年)

⑦王仁裕碑页316-318

(《铁道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为《唐诗人李昂、綦毋潜、王仁裕生平补考》中之一节)

⑧《集古录》及跋尾之成书页318-320

(为《欧阳修著述考》中之二节,《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⑨正定巨碑考实页320-324

(2001年写,未刊)

⑩《钓矶立谈》作者考页324-326

(《文史》第四十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

⑪述《篆云楼金石文编》页326

(2014年写,未刊)

19、石刻文献述要页327-334

(《古典文学知识》1996年第2期)

20、影印清吴式芬稿本《舆地金石目》《贞石待访录》解题页335-341

(收入《上海图书馆藏明清未刊稿本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21、影印清王仁俊稿本《金石三编》解题页342-346

(收入《上海图书馆藏明清未刊稿本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22、评张沛《昭陵碑石》页347-352

(与黄清发合撰,《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3、评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一、二辑页353-357

(《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4、评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页358-367

(《碑林集刊》第12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25、气贺泽保规《新版唐代墓志所在总合目录》出版以来新发表唐代墓志述评页368-386

(台湾中兴大学2007年举办“新材料、新问题、新潮流——第八届唐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金波涌处晓云开——庆祝顾易生教授八十五华诞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26、《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见文献述评页387-406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题作《〈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史料评述》。此为齐运通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前言,中华书局,2012年)

27、《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初读述感页407-422

(收入吕建中、胡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研究续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28、户崎哲彦教授桂林石刻研究著作两种评价页423-429

(《海外汉学研究通讯》创刊号,中华书局,2010年)

29、李鸣《回忆张钫先生文选集》序页430-434

(李鸣编《回忆张钫先生文选集》,时代文献出版社,2012年。又刊《河洛春秋》2012年第4期)

30、长沙窑唐诗书后页435-439

(《中国诗学》第五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1、从长沙窑瓷器题诗看唐诗在唐代下层社会的流行页440-468

(2010年12月台湾清华大学唐代物质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张学松主编《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附注:第20、21篇盖古籍提要、题解之类,皆云“收入《上海图书馆藏明清未刊稿本丛书》”;第28篇系他著评述,亦曰见载“《海外汉学研究通讯》创刊号”。然当指出,相应书刊实则名为“《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国际汉学研究通讯》”,故若循章索引,务必留意。

【并补偶拾印刷讹字两则】

1、第340页,倒数第3行,“于指命于奕正《天下金石志》”一句,“命”当作“明”;转核《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22册第11页作“指明于奕正”(谓所指者为明人于奕正),无误。

2、第423页,正文第5行末,“临珪”当作“临桂”;翻检《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24册第388页、第29册第173页,均为“临桂”;且《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一期》第323页亦作“临桂”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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