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史论》是一部深入探讨明清时期社会历史的著作，作者通过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分析和研究，揭示了明清时期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本书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和理解当今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第一篇
阶级固化或流动在明清社会中是怎么产生发展和表现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壁垒？如果阶层之间存在阻碍，那么流动又是如何进行的？社会地位是否真实的和其所在社会阶层直接挂钩？作者在卷帙浩繁的科举史料中利用进士、举子家庭背景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试图解释以上问题。 似乎科举考试使得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更加公平且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没有那个家族可以像世袭门阀一样长期的占据高位。反观今天的高考制度活公务员考试制度，是否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因为没有数据统计分析就不得而知了，但也应当是个极其有趣的课题了。 关于向下流动的原因作者阐述了很多原因，而遗产的诸子继承我最为关注，这一自汉以来的制度，弱化了大家族的延续性，中国最终没有行程欧洲那样的贵族阶层，不仅富不过三代，势亦不过三代，看到那些曾经辉煌家族的落魄难免会有些许感叹，因为分家，家族的分崩离析，人情的淡漠更是让人心寒。多子多福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书中给出的结论，一个普通的宗族经过八代便会被完全遗忘，彻底被新的宗族淹没。这就是社会的向前发展的必然。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第二篇
数据是说明信息的精要形式，而整理信息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探究复杂问题的内在特质。这里作者想要探究的问题是“明清士子如何考场沉浮”（因为作者把考取功名当作进入统治阶级-也就是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准，探究大家族在七八代及以上的时间里家族中每一代考取功名的总人数趋势也是基于此）因此标题相对于内容其实是取大了的。
而对于作者可能想探究的“元问题”（我相信这也有助于分析解释当代中国之焦虑不安），比如为何明清以降对个人才能/价值的社会评判标准变得如此单一，为何明明有如此多的制度和习俗注定家族的财富难以长久（分家/激烈的科举竞争etc），人口增加在缺乏技术突破的前提下也只会造成平均生活质量下降，为何人们还是执着于多子多福。乃至皇权何以攫取了社会控制力得以全方位施加影响力，而这影响力-至少是一种统治的习惯-今日尤存。对于这些“隐学”？作者在这给出的答案不令人满意。抛开可作为研究者参考的整理好的数据，作者对现象的解释并无太多新意，信息密度也不够（记住数据只是说明信息的一种形式而已）。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第三篇
我首先承认，老先生写的这本书非常扎实，是一本十分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我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农学人读起来有些吃力，但也并不算困难。不过终究还是有些小问题要讲出来。
我佩服史料的扎实，但是题目是否符合内容就有待商榷了，诚然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地位最高，虽然如此，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古中国的社会，但是文中需要论述了人群的阶级的上下流动仅仅论证为向士大夫流动，我认为这并不能承受的住社会史论这个大题目。
其次，老先生认为我国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春秋战国结束秦朝统一六国全国建立郡县制之后就已然灭亡了，这点我是不能同意的，古中国统一的时候看似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帝国，文官们代替皇帝管理这个国家。看似解释是正确的，我也曾经是这样认为。不过我现在认为，一个古代庞大的帝国，在没有即时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发达交通网络下，无论披着什么样的皮，都是封建制度。无论是西方中世纪的分封食邑，还是古中国的中央集权，最终都是依靠大地主才能稳定地方，中国古代皇权最终只能下达县一级，而触及到一个个平民百姓的，还是那些大地主小地主当地缙绅。当然皇权下达不了县一级可能是有些过激，但是最少也是皇权与当地缙绅共治乡镇村。所以归根到底，中央势力无法更有效触及最基层，虽然相比春秋战国之前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但依旧是封建社会，是毋庸置疑的。
还有，我虽然承认老先生统计了大量的数据，可以基本代表明清两朝进士的基本情况，但是数量还是不能代表中国整体的人口阶级流动趋势，因为就书中统计，清中后期有1500w户，而终清一朝，顺治到光绪三十年科举结束，不过两万多进士，是否能代表，各人有各人的结论。而且文中还讲了可以通过捐输获得诸如贡生之类的名头，来以此证明阶级的流动。不过我认为这并不能代表士的地位，而是商的地位提高了，所以我其实更关心商人，地主间的阶级流动，但是就算相对于我国庞大的史料来说，这样的调查也太过于艰难，但是我们能够因为艰难的历史问题而随便寻找一个答案来回答他呢？
所以老先生虽然证明了明清进士有近一半出身寒门，但这不代表明清时期，社会流动健康。所以说这是一部严谨严肃的历史著作，但是编写的时间终究太久了，希望有更新的著作问事。
明清社会史论读后感第四篇
《明清社会史论》被誉为讨论科举与社会流动最为全面的一部经典巨著[1]。此书的研究方法兼顾了中国治史的方法和西方历史编纂方法[2]，成为研究社会流动的经典。本文试图以《明清社会史论》的研究范式为框架，以安溪李氏家族为例分析科举制与其家庭流动之间的关系，促进其社会流动的诸因素，以及对于这个例子的特殊性的探讨。
关于史料之选择，何炳棣先生在研究向上流动时，对私修丛书和方志列传的使用价值做了简要的评估，认为这类材料主观性强且叙述粗略，很难找出作为社会身份分类标准的完整列传[3]，他选取了进士名册为主要的研究材料。但在最后的个案研究时，却多次选择了地方志作为研究的材料，其原因不外乎研究向上流动时要求的是材料的普遍性、准确性和全面性，登科录简明扼要地罗列了进士三代的家庭基本状况，而方志列传的叙述性描写，更能洞察传主的心态状况以及当时代的社会的具体状况。基于个案的研究，本文选择了《安溪县志》和《泉州府志》，佐之以《清史稿》和《清朝进士登科录》，对安溪李氏家的社会流动状况进行剖析。
福建安溪李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是康熙时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在宗族中，李光地之父李兆庆兄弟六人皆“力学著声”[4]，李兆庆近中年时被提拔为岁贡生，其实已经取得了“决定社会地位的关键性功名”[5]，尽管取得了出任较低小官的资格，但是李兆庆并没有担任任何实际的官职。李兆庆本就喜爱钻研学问，因此他决意在乡里教授学生。李光地于康熙九年（1670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最终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颇受康熙帝赏识。在李光地的兄弟之中，除李光坡是贡生外，没有其他取得科举功名的，李光坡也家居不仕，潜心经术，中年弃举，唯一官至参将的李光埌是因为辅佐李光地破泉州叛乱而被拔擢的。李光地的四子均取得了较高的科举功名，两个儿子取得举人，另外两个取得了进士。但是都没有选择进入仕途，反而专心研究学问，随叔父在家讲学。李光地之孙有一人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二人中举人，入仕途成为较低阶的官员。李光地四世孙李维翰仍可受到李光地的荫蔽，被赐为举人。
李光地属于何炳棣先生所说的C类型[6]，李光地的父亲李兆庆和叔父李日升都取得过较高的科名贡生，李光地是广义的官僚群体的后代。但是要注意的是李光地的父亲一辈子没有担任过任何实际官职，实际上李氏家族在此时的名声，特权和经济手段也是相当有限的[7]。可以说李光地的父亲是A类[8]家庭的代表，祖宗三代没有任何功名，这一现象一个方面大概和明末的乱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家族初期的经济状况较为贫困，且生活环境不安稳，受到盗贼的数次侵扰、勒索家财的情况有关[9]，李氏家族前期的情况可以归结于何炳棣先生所说的战争和社会动乱的因素对社会流动所造成的影响。李氏家族在清初期家庭财富较少且生活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与徐光启和李因笃的例子类似，都属于比较曲折的家庭流动的案例。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李光地的叔父李日煌确实是考取了生员，但最终得到官位是因为和李光地秘密上疏耿精忠造反之事，这也揭示了家族的流动不仅有上一辈对于下一辈的影响，更有因晚辈地位上升，而取得较高的地位的现象。从整体上来说，在李光地以前，李氏家族属于一个向上流动的过程，从无功名的平民家庭到宰相之家，共经历了三代。而李光地之后，家庭属于向下流动，进入仕途的家族成员较少，取得的官职较低。
李光地能够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离不开人文环境的影响，李光地的地位上升受益于优良的家庭教育。李光地的家族读书之风盛行，“宗尚宋儒”[10]。教育在这个家庭中格外地被重视，李光地的父亲李兆庆曾亲自为李光地授课，李光地也为其孙亲自挑选学校。这表明儒家重视教育的社会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的渗透，通过教育带来社会阶层流动的信念对于社会群体观念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良好的教育和文化环境，往往是一个家族能够延续的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当然，取得像李光地这样的地位，离不开个人的辛勤，李光地天资聪颖，“四岁能以炭摹地上临字影”[11]，成长过程颇为曲折，家中不断遭到盗贼抢劫，但是这都不成为阻碍他读书的障碍，据《安溪县志》载盗贼强入李光地家，胁迫他们交出钱财，李光地面未露惧色，反而继续读书，令盗贼也惊叹不已。
当然，宗族因素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宗族组织在沿海的福建广东两省尤为发达，组织十分完善，而泉州和漳州二府，宗族组织最为发展。李光地叔父李日煌组织乡民反抗盗贼，李氏一族很受乡民敬重，李光地又自幼聪颖，自然会得到宗族在经济、教育设施一类的帮助，李光地一家为逃离盗贼从安溪搬走，后又搬回，也有考虑后代上学便利的缘故。
从地域的角度上看，福建科举尤为发达，是全国的进士和人口比例相当有优势的一省[12]。福建自南宋以来文化发达，经济多样化，且刻书业相当发达，福建的客观环境是十分有利于科考的。
李光地的向上流动还有着战争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影响，李光地回乡正值耿精忠叛乱，耿精忠与郑锦招安李光地被拒，李光地上密疏于康熙帝，谋略平定策略，遂为康熙帝所赏识。
而李光地之后，家族的向下流动也离不开家庭的人文因素的环境的影响，李光地家族由于较好的家庭传统，对于教育之事并未松懈，李光地的子辈和孙辈都有较好的儒学素养，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们似乎不愿入仕，视入仕为庸俗之事，反而追求闭关研究学问，教授学生，因而在李光地之后并未出现位高权重的朝廷要员。有限的荫叙范围应该也是李光地家族向下流动的原因之一，《清史稿》中只有“丁酉，赐贤良后裔大学士李光地四世孙维翰、尚书汤斌四世孙念曾举人，巡抚傅弘烈六世孙县丞徵珑知县。”一条记载了相关的荫叙。
在研究李氏家族的案例的过程中，尚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其一，家庭的财产情况。方志中有鲜少有关于家庭财产状况的描写，也并没有家庭财产来源的记述，因此只能加以推测[13]，这也是《明清社会史论》研究的缺陷之一，本书所选取的材料很少有能反应举子的经济状况[14]。二是对于方志所记载的家庭成员的官位和科名来源较为模糊，不能确定是捐纳、荫叙还是考取的。第三，如李光地的父辈和子辈一般取得功名却未做官，是否可以视之为一种已经取得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和特权地位。
《明清社会史论》在研究明清社会流动问题上，将统计数据和各种性质的证据结合起来，将明清社会流动的规模做了量化的分析，一方面利用统计数据解释了明清社会流动的尺度的问题，另一方面利用族谱，县志和笔记小说等还探索了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原因，给人以诸多方法论上的启迪，不愧于研究科举制带来社会流动的创举[15]。
[1]许倬云:《介绍何著〈明清社会史论〉》,《大陆杂志》（台北），第26卷第9期，1963年5月
[2] D. C. Twitchett，“Book review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by Ping-ti Ho”，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28, No. 3 (1965), pp. 657-659
[3]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120页
[4] 乾隆《安溪县志》卷12，第642页
[5]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31页
[6] 即出身家庭的三代祖宗中，产生过一个或更多拥有较高科名或官位的。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40页
[7]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41页
[8] 即祖宗三代未有一人得过初阶科名的生员。参见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141页
[9] 李光地的叔祖李先春“家贫”“不作一亩之宫”，李家也有家财赎被盗贼绑架的乡里人的传统 参见《安溪县志》第12卷，总第640页
[10] 乾隆《泉州府志》，《志人》
[11] 乾隆《安溪县志》卷12，第 645页
[12] 参见《明清社会史论》，第291页 根据何炳棣先生的统计，福建平均每百万人口的进士数在明代高居全国第一，在清代为第三。
[13] 《安溪县志》的记载颇为矛盾，一方面云李氏家贫，另一面又说李氏家族用自家的钱财向盗贼赎同乡人，子弟又多是读书人，照此推测家境应该相当殷实。
[14] D. C. Twitchett，“Book review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by Ping-ti Ho”，pp. 657-659
[15] E. A. Kracke, Jr. ：Review：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by Ping-Ti Ho，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Vol. 24, No. 1 (Nov., 1964), pp. 148-1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