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以义起》是一篇引人深思的文章。作者通过讲述一个关于礼与义的故事，表达了礼仪与道德的重要性。文章中强调了人们应该遵守社会规范与道德准则，尊重他人并关心他人的利益。通过读这篇文章，我认识到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以礼为先，以义为起点，以更好地构建和谐的社会为目标。
礼以义起读后感篇一
作者问题意识甚佳。
第一部分，郑学立意，可与刚看的《魏晋玄学史》合并，魏晋学于汉学为青蓝。《礼运》问题实为先王后王问题。
第二部分，差序格局实为儒家的想象共同体建构，费孝通至作者皆拘于历史现象，不得其神。
第三部分，王昌前母服议，可与宋濮议-明大礼议对照，礼的抽象化，绝对化与现实偶然性冲突。亦应马老师嘲笑君主制：两个偶然性，意志的偶然性和出生的偶然性。
亦可和基督教唯名论的争议相比，都是从抽象的主体间性中推导出悖论，铁锅炖自己。
第四部分，从礼的角度再次验证了清学对宋学的颠覆，理在礼中。
礼以义起读后感篇二
经学研究这20年来确实复兴了，这是可见的事实，暂还未见往下走的趋势。但同时在此过程当中有一种很普遍的倾向，就是可以进去（前言已述），但不出来（可能也出不来），把研究对象拔得过高，看得太神圣，还在以圣人门徒自居，以复古自傲。学术史的作法略好，文献与思想的研究更甚，在其中甚至夹杂着一些极为狂热的原教旨复古者。是书最大的贡献在于给学界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进得去也出的来的可能性。以社会理论与问题自觉来处理经学问题应该如何做，可以做成什么样。不敢说这一定体现了何种的人类学、哲学训练内容，但由此显现的研究本能与路径，大致是一种处理问题的视野，这是现在所缺的。毕竟哈佛的人类学博士，我有，你没有；人类学的训练，你也没有。似乎由此可以反思传统经学研究喜欢说的门径论（“原始积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在编排体例上，尽管是文集，但依然按照不同的问题关怀各自分篇，各篇之中论旨相近，四篇共同组成最终对于礼（经）学问题的思考——性命之义。其实很难说，全书一定要回答什么，或者作者要给出何种答案，这些可能并非作者之本意。 经学的作法应该有些变化了，也可以有些变化。
礼以义起读后感篇三
所谓礼乐文明的真精神，就是在三代，中华文明形成时，形成的基本精神，体现在六经当中。而对于当代人，则需要以这种真精神来理解现代性、应对现代性。——吴飞
三联学术通讯：七个问题丨吴飞：超越古今之争，回归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第一问：
2023年您在三联出版了新书《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书中对近年经学、礼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多有阐释。我们知道，您最早的研究是偏西方的，比如社会学和基督教哲学，近年来您有一个“由西入中”的学术转向，开始更关注中国传统的学术，尤其是经学和礼学。可否请您聊聊，这个转向是怎么发生的吗？
吴 飞
其实，长期以来我的研究都是在中西之间平行进行的。如何在西学建构的现代世界，思考中国的生活方式，是我一直在关心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书《麦芒上的圣言》处理的是西方宗教在中国的状况；第二项研究《浮生取义》则深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死和精神状态。要追溯现代世界的形成，必须深入研究西学传统，而自杀研究使我意识到，要理解当代中国，也必须追溯到古代中国，因此开始关注经学和礼学问题。最近几年虽然我写的中学文章越来越多，但阅读和思考始终都离不开西学传统。
第二问：
您几年前常常提到“文质论”，后来又把自己的研究收束到了对“性命论”哲学的阐释上，您为什么会提出“性命论”这个概念，您对“性命论”体系的阐释主要依托于哪些方面的资源？
吴 飞
最初我在《人伦的“解体”》中提到了文质论，但后来感到文质论比较单薄，不足以概括中国思想传统的全部。所以提出了“性命论”，意思是，在文质问题背后，性命应该更根本，就像西方传统最根本的问题是存在。之所以提性命论，就在于，中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不是存在，而是性命。不过，我并未因此放弃文质论。性命论的许多命题需要落实为文质论。可以说，文质论是性命论的方法论。性命论和文质论都是在西学传统的参照下，以中国经学传统为主要资源。文质论处理的是社会理论问题、历史哲学问题、文章修辞问题、个人修身问题，等等，但文质论也有其形而上学的层面。董仲舒、《白虎通》都说天质地文，而且我认为宋学理学在根本上就是文质论，因为“理”本义就是玉的纹理，是特别细密的文。而性命问题，虽然首先是宋明理学关注的问题，但先秦诸子、汉儒，乃至道教，都以性命为中心问题，所以性命问题也贯穿了中国思想的整个历史。性命，其实就是“文质”中的“质”。
第三问：
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兴起了“文化热”，90年代后又有“国学热”“儒学热”“经学热”等，经学的热度在近些年依然持续不降，更多人开始将对中国文明理想的探寻寄托在经学上。您如何看待当下的经学研究现状？对经学在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吴 飞
从国学热到经学热，这是越来越回到中国文明的根本。首先，我认为所有这些方面的学术推进，都取决于西学的积累和推进。经学之所以长期得不到重视，难以成为现代人的思想资源，是因为以前的西学研究无法为经学准备空间，现代的分科之学也无法容纳经学。但80年代以来，四十多年的学术积累，最大的成果在西学上，对西方古典学、中世纪神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的深入研究，才激活了经学的研究视野。比起其他的国学门类，经学既是传统学术的中心和制高点，同时也如西方古典学一样是有门槛的，如果不认字、不认真读书，是不能随便乱说的。这就保障了，经学研究不会像其他一些国学部类那样，容易混进一些乱七八糟的胡说。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像清代的许多经学家，如戴震、程瑶田这些人，他们关心的是很大的义理问题，但要弄懂这些义理问题，就先要认字读书，结果义理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反而是他们的小学研究被记住了。他们的研究积累，就使得我们今天再阐释经学，有了很高的学术起点，不会犯一些基本的错误。
其实最近几年不如前些年经学那么热了。一方面，专业研究，特别是许多年轻学者的研究，有了很大推进，但另一方面，专业经学之外的学者对经学的兴趣减弱了，就是因为经学容易变得很专业，非专业学者不容易读懂。但是，经学要对未来中国文明理想真正有贡献，必须对其义理做出更多创造性的解释。
第四问：
您的经学研究主要围绕“礼”的观念进行，礼学是个相当复杂琐碎的学问，很容易沉浸到大量古代礼学实践的细节之中，越做越窄，从而无法与更宏观的人文研究对话。那么，您是如何着手进入“礼”的研究的？您认为在当代，所谓的“礼乐文明的真精神”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人“礼观”越来越“稀薄”的情况下，礼学研究如何焕发时代生命？
……
后续请阅读原文
三联学术通讯：七个问题丨吴飞：超越古今之争，回归礼乐文明的真精神
礼以义起读后感篇四
本书中收录的，是我十余年来一些礼学研究的习作。我对礼学的关注，是从2007年开始的，经过数年对丧服制度的研读，首先写了《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刊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是从社会理论角度解读丧服礼制的开端，但只是一些初级的想法，很多问题尚无法深入，又找不到门径。2011年，我发现了张闻远先生的《丧服郑氏学》，顿时有拨云雾见青天之感。其后一边考究张先生生平与学问，一边跟随他追溯古代礼学，尤其是丧服学的渊源，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十多年下来，尝试写了不少文章，从中挑选出十八篇还有些价值的，辑为此书。
喪服鄭氏學
9.5
[清] 張錫恭 撰 吳飛 點校 / 2017 / 上海书店出版社
清末民初学者张锡恭（号闻远）的手迹
2011年春季，为了能对礼学问题有一个直观感受，我根据《丧服郑氏学》中的线索，全面梳理了《通典》中关于王昌前母服的争论，写成《王昌前母服议》一文，在我召集的“婚与丧”礼学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会议论文集《婚与丧》(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此文虽为尝试之作，但其故事性和复杂性，为我进入礼学问题打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入口。而每隔一二年组织朋友们召开或大或小的礼学会议，亦由此开端，后来于2014年正式成立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希望能对推动礼学研究有所贡献。
婚与丧
7.7
吴飞 编 / 2012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唐）杜佑撰《通典》清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英殿校刊本
2012年，我又因初步点校《丧服郑氏学》第一卷而遇到“妇人不杖”的争论，复又由此争论入手，全面梳理辨析丧礼用杖之礼意，而成《论“妇人不杖”》一文，提交彭林先生召集的礼学研讨会，那是清华大学礼学研究中心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我尝试研究《丧服经传》的开端。蒙彭林先生不弃，此文后收入其主编的《礼乐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版）。
礼乐中国
评价人数不足
彭林 单周尧 张颂仁 主编 / 2013 / 上海书店出版社
对于礼学这样一门相当复杂琐碎的专门之学，我的研究方式是从学术争论入手。在浩如烟海的礼学著作中，学术争论就是一把钥匙，可为我们这些极度缺乏经学训练的后辈找到治学门径。我与学生们长期关注的一个大的争议，就是明代大礼议。《若子与降等》和《祭及高祖》二文皆由大礼议而作，前者涉及濮议与大礼议争论的核心问题为人后之礼，刊于《能仁学报》第15期；后者则关乎大礼议与宋明之后祭礼改革的关系，刊于《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
我与周飞舟兄带学生读《丧服》的时候，恰也是乔秀岩、叶纯芳二先生在北大带学生做礼学研究的时候，当时他们刚刚发现杨复重修的《仪礼经传通解》之《祭礼》部分。颇受益于他们对朱子礼学的研究，《祭及高祖》也是这一交往的成果。小文《说辟领》亦是辨析朱子礼学的一个副产品，刊于《中国经学》（第13辑）。
楊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上中下)
评价人数不足
(宋) 楊復 撰 林慶彰 校訂 葉純芳、橋本秀美 編輯 / 2011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通过对《丧服》的深入研读，我对礼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了体会，但也深感这种过于专门的学问，进去是有可能出不来的。如果完全深入到对丧服琐碎问题的辨析，在当今学术界，很容易变成自说自话，而无法与他人对话。进入礼学，本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岂能越做越窄？因而，一方面需要熟悉礼学的细节，另一方面不可忘记研读礼学的初衷，即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礼学的意义。于是，由丧服学出发，我注意从几个方面拓展自己的思考：第一，我试图从更全面的视角看经学体系中的礼学问题，因而除了三《礼》本身，必须旁及他经；第二，我试图从蔚为大观的清代学术做一个更总体的思想性理解；第三，不断回到最初研究礼学时所关注的社会理论问题。其后的许多思考，大多与这三个方面有关。《圣人无父》一文（刊于《经学研究》，2013年秋季号），即是因社会理论的兴趣而审视现代中国学术中从母系社会角度解读上古神话，并结合诗经学与礼学的一篇成果。
经学与建国
7.9
干春松 陈壁生 / 2013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闻远先生学述》一文，是经虞万里老师鼓励，梳理闻远先生生平学术的一篇文章，刊于《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2辑，而由先生上溯，试图窥见清人礼学之思想面貌，便有研究黄氏父子（刊于《南菁书院与近世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与程瑶田（刊于《徽学》第15辑）的两篇文章。我一直以为，清人学术绝非仅为考据饾饤之学，其表面的朴学背后，应有相当大的理论关怀。戴震、凌廷堪、段玉裁、阮元、焦循等概莫能外，而程瑶田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入手点，他的《通艺录》中诸多考据著作名重一时，而其宗法、丧服二书之理论关怀，乃在于《论学小记》与《论学外篇》中对心性之学的重审，故由程氏之学，颇可窥见乾嘉义理学之一斑。晚清黄氏父子，也有同样特点，无论在心性之学还是礼学上均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且两个方面都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其思想总体究竟为何，应做一总体讨论。相较而言，张闻远先生为清代礼学之殿军，其丧服学足称经典，而其论性理学之文字却颇寥寥，然而读其《日记》，却知先生家学出自桐城派，终生服膺程朱，每日以四书为日课。故张先生亦为晚清汉宋兼采之成果。
南菁书院与近世学术
评价人数不足
吴飞 主编 / 2019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对张闻远先生丧服学的反复研读，使我逐渐明了其学说的核心为《正尊降服篇》，对此篇之详细解读具于《点校重刊〈丧服郑氏学〉序》（《丧服郑氏学》书前，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而其主要理论内容，亦纳入本书《张闻远先生学述》一文。《人道至文》（刊于《史林》2016年第3期）、《〈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20辑）的基本问题都来自对《正尊降服篇》的解读。《丧服图考论》（以《五服图与古代中国的亲属制度》之题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是在读了几年丧服之后，对“差序格局”问题更进一步的思考。
《三年丧起源考论》（刊于《文史》2020年第3期）是对丧服理论中最重要的三年丧问题的历史考证。此文之作呈现出我思考礼学问题的另一个面向，即我们不可能假装自己是古人，完全无视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而接受古人的一些学术信仰。清人尊郑，实与郑君有重大不同，今人仍可尊孔尊郑、重解经义，但必须建立在现代学术的基础上。一方面，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到，经学问题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历史性这一点并不能否认其思想意义。此篇论文曾与陈鸿森先生反复讨论，非常感谢陈先生的帮助。
《〈礼运〉首章再考辨》（刊于《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19辑）之用意与《三年丧起源考论》相反相成，是对康有为以来对大同小康之解读的全面批判与重审，意在回归《礼运》之本义，并由此看礼学思想之下的历史演进。为唐文明《彝伦攸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写的序《大同抑或人伦》，则与之相呼应，是对康有为问题更直接的讨论。
彝伦攸斁
9.1
唐文明 / 2019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为孙庆伟《追迹三代》和《鼏宅禹迹》所写的书评《从古史重建到经义新诠》（刊于《中国文化》，2018年秋季号）有平衡这两方面的考虑。古史辨破除了古人的许多神话，考古学却证明古史辨的很多怀疑是不必要的。考古学可以证明三代确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过它无法证明尧舜禹是圣人。既是经义新诠，就不可能像古人那样尊信六经。此篇书评确立了我对待经学的一个基本态度：六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三代文明精神的记录与提升，而三代文明，在许多重要方面确立了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新时代的经学，并非将六经中的每一部、每一句都当作颠扑不破的信条，而是通过解读六经义理，诠释出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这一思路，与现代西方学者对待《圣经》的态度，亦颇类似。经学传统中的两个高峰，郑学与朱学，便曾是经义思想之基本精神的两个诠释体系。为华喆《礼是郑学》所写的书评《今人如何读郑学？》（刊于《读书》2019年第5期）则是借助了乔秀岩、华喆一系对郑学的精彩解读，来看郑学的经义体系。
礼是郑学
9.3
华喆 / 2018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以上略述了书中所收诸文的撰作缘起、思考所在，以及原刊之处。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并未按照写作时间次序，而是根据所写内容，分成四部分，重新排序。最先的五篇（《从古史重建到经义新诠》《今人如何读郑学？》《大同抑或人伦？》《〈礼运〉首章再考辨》《圣人无父》）意在重审现代学术的相关问题，尝试解读经学研究的现代意义。随后五篇（《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丧服图考论》《三年丧起源考论》《人道至文》《〈礼记·三年问〉与〈荀子·礼论〉关系再讨论》）是围绕丧服之核心理论问题的讨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对“差序格局”与尊尊亲亲关系的思考贯穿了所有五篇文章。再后面的四篇（《王昌前母服议》《若子与降等》《论“妇人不杖”》《说辟领》）则是对丧服学具体问题的讨论，是亲亲尊尊原则在丧服制度细部的落实方式。最后四篇（《祭及高祖》《精义之学》《礼学即理学》《张闻远先生学述》）则集中于由宋至清的礼学思想史，包含了对汉宋学术关系的思考。
《礼以义起：传统礼学的义理探询》书影
“礼以义起”，是古人对礼学与礼制的精要概括，而作为本书的书名，则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作为历史制度的礼与经学义理之间的关系、汉学与宋学之间的异同与兼采、现代学术中经义新诠的方式及其意义。三条线索相互交错，虽千条万绪，皆可归结于性命之义。
本书的写作，要感谢孔子研究院和凯风基金会的支持，感谢三联书店钟韵女史和苑琛先生的辛苦工作，感谢诸多老师、朋友、学生，特别感谢黄秋怡对书稿的全面校对。最后，感谢我的家人，特别是内子卢奕的全力支持，使艰难的学问之路，终有现实生活中的落脚之处。
